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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教父-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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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想这时我们也开始哭了，因为我也已年龄不小，不会不懂得从此以后一切都将改观，不会像以前一样幸福了。后来我在白天的幻想中多次摆脱掉这种悲哀的时刻。我总是想像自己奔到母亲身边，抱住她喊道：“不，妈妈，我们不是孤儿，我们还有你呢。”
父亲安葬在长岛的华盛顿公墓里，当时人们觉得这是个十分遥远的地方。我记得我们乘坐四轮马车跟在柩车后面，在棺材放入墓地后，在坟墓上掷下一些泥土。还记得那天寒冷刺骨，我们在公墓外面的一个地方停留，吃些东西，喝点热饮料。第二年我又去了华盛顿公墓，举行墓碑落成仪式。我家的亲密朋友、律师和演说家亚历山大·罗森塔尔在仪式上讲了话。他把我们父亲的一生比作屹立在他的墓地上的石碑。石碑的正面铭刻着纪念文字，很光洁，已经完工，背面则很粗糙，尚未完工。这样可表示父亲在35岁就过早地去世，只走完人生一半的路程。充满了希望的下半生现在命中注定永远得不到发展了。在场的许多人都哭了。哭得最响的是一群专业哭丧者——他们都是老人，经常到公墓来，强行参加每一个葬礼或追悼会，捶胸顿足，呼天号地，仅仅是为了赚一些小钱。
25年后，对我父亲的葬礼几乎已经淡忘的记忆不可避免地重新恢复了。这时我已快到父亲死时的那个年龄，自己也当了父亲，有了一个8岁的男孩，即我最喜欢的第一个孩子艾萨克·牛顿，是以他从未见过的祖父的名字命名的。但是这一次我的这个儿子躺在棺材里，泪流满面的父母把最后一撮土撒到他的小坟墓上。
父亲的去世对我的内心世界有何影响？当然我的心灵受到了难以想像的巨大创伤。心理学家使我确信我已失去了获得安全保障和正常发展的基本条件——这种经历不会不对我的性格产生十分有害的影响。然而我得坦率地承认，在自我反省中我没有发现这种令人不安的后果。我们并不怀念从未实际拥有过的东西；也许，父亲长期缺乏对我们事务的过问以及由此使我们缺乏对他的亲切感，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他的死对三个儿子的影响。另一方面，我童年时代的特殊性格是重大的灾难不大会压倒我，反而是家庭关系中的小问题（后来是精神病）使我不堪重负。在我看来，利昂、维克多和我一定感到要表现得像理查德·休斯①的经典作品《天真无邪的航程》中那帮孩子一样。当他们的一个领袖由于意外事故去世时，他的名字一夜之间在别人的谈话和意识中消失了。
我们要颂扬母亲明智的培育，她使我们成长为真正的男子汉，完全不依赖母亲的庇护，准备尽早承担社会的责任。逆境是痛苦的，但对人的磨炼是有益的。我们的损失是巨大的，但最终我们可以指望获得巨大的补偿。
随着父亲的逝世，我家的物质生活开始了新的篇章。这一章是漫长和令人消沉的，一开始就使我们陷入更加困苦的境地，使我们连续好几年在为避免生活进一步下降而斗争。我们的企业还有多种资产，主要是收藏的一些古玩，几千美元寿险，许多个人财物，包括家具和珠宝首饰在内。实际上所有这些财产在以后几年中逐渐耗尽。起初，我们做出了多种努力要把企业经营下去。父亲的大哥伊曼纽尔以及两个小兄弟曾经在他的指导下工作。毫无疑问他们是竭尽全力的，但结果却是完全徒劳无益。不久他们退出不干了。业务交给我母亲的兄弟莫里斯接管。他是一个工程师，公认的天才。后来他作为最早的“系统管理创造者”即“效率工程师”之一，在事业上卓有建树。可是他既没有吸引人的推销术，也没有我父亲取得成就所依靠的日常谋略。到年底左右，企业亏损很多钱，余下的存货只好卖掉，多少换回一点钱，而经营则完全停止了。
后来，母亲在自己的希望或绝望或者在别人劝告的带动下接待付费住客——用比较难听的话来说，就是开设了一家供食宿的客栈。结果这项事业也不成功，两年后放弃了。母亲还尝试在股票市场上进行一点投机。我记得她打电话给股票经纪人，询问“美国钢铁”的价格。她的帐户无疑很小，并且是和当时的联合证券交易所的一个成员一起做的。在那里，交易单位是10股而不是像纽约证券交易所里是100股。经纪人是我家的老朋友，但是母亲的微小业务是由他极其年轻的儿子经营的。因此我小时候曾经每天打开报纸金融版看“美国钢铁”股票的涨跌。尽管我对金融一窍不通，可我知道涨价时高兴，跌价时难过。不用说，母亲帐户上赚到的利润在1907年金融恐慌中一扫而光。此外，因为她开户银行的倒闭，母亲感到很大的不方便。
①理查德·休斯（1900…1976）：英国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牙买加的大风》、儿童读物《蜘蛛的宫殿》、广播剧《危险》等。——译者这倒不是说母亲在银行帐户上存了相当多的钱。但是不管她的资产有多少，她坚持有权用支票付款。这样做很容易，因为银行不要求最低余额，也不收服务费。后来我们住在布朗克斯的日子里，我记得我到银行把一张金额很少的支票换成现金。当我站在出纳台窗口等候时，我听到出纳员用不大低的声音问：“多萝西·格劳斯鲍姆竟要5美元吗？”幸而回答是理直气壮的。但这次经历无疑含有屈辱的意味，因为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或其他人几乎都没有想到许多年后，报纸的金融版对我来说不再高深莫测，而且爱空想、顽强和有学问的本尼·格劳斯鲍姆将成为华尔街的一个有地位的人物。而且任何人都没有预见到我母亲委托买股票的那家经纪公司后来的命运。让我们把时针拨快20年。经纪人的儿子现在全面掌权，他的父亲，一位老人，只不过挂了名。令人惊叹的是，这家小公司变成交易量可观的大企业，只因为它是1887年就创立的！
一间肮脏的鸽笼般的办公室已由一套装潢华丽的办公房所取代，这些办公室里安装了不计其数的电话机，精神高度紧张的推销员通过电话滔滔不绝地向成千上万个傻瓜灌输如何轻而易举地赚大钱，这些傻瓜的名字几乎都是从电话簿上随机挑选的。这家公司成了美国最大的“投机商号”之一。顾客委托的买卖实际上没有进行。作为垫头而缴纳的数万美元资金都被挪用——实际上完全被盗用了。
为了使诈骗成功，投机商号要靠不可避免的市场崩溃来销帐。本世纪20年代大牛市开始时，这种骗人钱财的商号大批涌现出来——政府当局、刊登他们浮夸广告的报社以及接受他们交易的纽约证券交易所都不可思议地漫不经心（或者做出比这更糟的行为）。因此他们才这样通行无阻。随着股市的继续发展，投机高手发觉自己的地位越来越脆弱。最后它们都关门大吉，了断对客户的掠夺。我母亲委托买卖的那家经纪公司的倒闭是最突出的一个。经纪人的儿子是入狱短期监禁的少数掠夺者之一。此后不久，他的父亲断了气——大家都说是悲痛过度的缘故。
在令人苦恼的几年里，父亲留给我们的钱全部用完或亏损掉了。母亲的首饰进了当铺，从未赎回。一个幸运的机会使我们摆脱了悲惨的生活，虽然并未摆脱蒙受的羞辱——母亲众多的兄弟姐妹中，有一些帮助我们度过了3年暂时的苦难。
我想，母亲及其三个孩子每月暂时靠75美元左右的收入生活，这对一位夫人来说——几年以前还一直是一幢大房子的女主人，有厨师、仆人和法国女家庭教师——生活水平已大大降低了。让我尽量精确地描述我的母亲，因为她是那么纯洁，无须任何虚饰。
在我的记忆中，她是一位庄重高贵的太太，但事实上十分矮小，不满5英尺高。当她走在大街上，周围跟着三个长大的儿子时，就好像一块微小珍贵的宝玉，托付给强大的卫士照顾保护一样。她的稳重高贵一定来源于她自己当时短小的身材，来源于她总是保持尊严和体面。母亲不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美女，但是她楚楚动人，足以到处引来羡慕的回眸。直到76岁突然去世前，她一直保持了面貌的娇美和皮肤的细嫩。
母亲有许多优点，也有一些缺点。她最大的长处在于她的勇气和人生观。丈夫的过早逝世使她失去了除了孩子以外的其余一切。她并未显示自己对丈夫戈萨克的刻骨铭心的怀念，但戈萨克之后的任何一个男士她都不屑一顾。
尽管好几个男士提出同她结婚，而且他们在物质上都有不少可以打动人心的优势，但她都坚定不移地拒绝嫁给她不爱的人。大约在她守寡5年后，一个中年丧妻的男士积极地追求她，此时正是我家经济最拮据的关头。我们在长岛巴勒公园区与莫里斯舅舅一家合住一幢房子，我们明显地感到他们把我们当穷亲戚看待。那位男士接母亲去吃饭看戏。她自豪地带了一盒昂贵的巧克力回家——这盒巧克力在我们看来如同无数颗珠宝那么耀眼。不久她唤我们到一个议事的房间去，宣布已有人向她求婚，要我们考虑一下这件事，然后把意见告诉她。当时我们分别是16岁、15岁和14岁。虽然我们非常认真又得体地讨论了这件事，但我不好意思承认，我们内心里都为将来经济上可以摆脱贫苦而欣喜万分。我们很快作出决定，并向母亲说：“母亲的幸福是我们首先的考虑。如果这次婚姻能减轻您的许多负担，使您得到满足，我们根本不想阻挠。相反，我们欢迎生活中这一重大的变化，并且努力热爱新父亲，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儿子。”
我们说完，母亲对着我们微笑。然后她以平静的语气对我们说她一直在考虑这件事，已决定不接受求婚。也许那位男士是挺合适的，但她不爱他，并且觉得永远不会爱他。没有爱情她决不结婚，不论结婚有多少好处。我们无话可说，吻了她一下就十分失望地走了出来。
母亲不肯再婚是因为爱情重于财富。然而她的人生观既不是浪漫的，也不是不切实际的，更不是特别理想主义的，她的价值观是资产阶级的追求舒适。金钱对她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不仅是为了获得生活必需品，而且更有趣的是，金钱是过奢侈豪华生活的关键，是在世界上出人头地的证明。她对儿子寄托很大的希望，在最苦的日子里，相信全家一定会时来运转。这个信念支持着她。
事实上，她比我们更有信心，有一件事可以说明。我快要中学毕业了；两个哥哥都已工作，每周最多可挣10美元。一家报纸的民意调查表明，一般工人如果以后每周能挣30美元，他就会十分满意了。母亲问我们觉得这种态度怎么样。我们一个接一个回答：每周30美元是相当丰厚的工资，不太容易挣到的，如能拿到这么多的钱，我们也就十分满足了。母亲看着我们，脸上的笑容带有轻蔑的神气。她说，如果我们的抱负真的像这样平庸，她就大失所望了。
母亲相当讲究享乐，喜欢精巧漂亮的东西，除非迫不得已，不愿意工作或全力以赴地工作。她常自豪地说，在娘家她是以“豌豆公主”的雅号出名的，因为她能在自己床上许多条褥垫下面找出一粒豌豆来，所以可以要求享受特权。但在丈夫去世后，她似乎一夜之间变得出人意外地吃苦耐劳、能屈能伸和善于应变。凡是该做的事她都肯做，甚至擦洗厨房的地板这种最累的活，她也不辞辛苦。她出门时没有钱打扮自己，对此她毫无一点怨言。
但是她也想出了把家务杂活交给儿子去做的办法。如果母亲睡得很迟，我们就得自己做早餐。她的习惯并不是养尊处优的高贵妇女所有的那种。天已经很亮——大约10点钟时——她才起床，到下午1点钟她又回房休息。起来后和回房前她要喝一杯茶。即使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茶里也总要放几滴奶油。我们小孩子不做午餐，但是要洗盘子、铺床和清扫地毯。我主要跑跑腿，就是说大多数时候是去买东西。
母亲设法保留了过去的一些小小的高档享受。她努力不要过分偏爱精致美味的食物，但是她无法抵制某些食欲。她不时地烤一炉可口的小饼干，因为加了黄油，所以又松又脆。这种饼干成本很高，她说服自己，对于吃惯粗食物的一般男孩来说吃小饼干太精致细巧了。所以她把饼干装在一个马口铁罐头里，罐头藏在大衣橱里许多女内衣当中。这个大衣橱曾跟随我家多次搬迁（放在汗水淋漓的搬运工背上搬迁的）。我强制自己一次偷吃一块小饼干，一周不超过两次。但是有一天，母亲走进卧房，发现我手里捧着饼干箱。我等待着一顿打骂。想不到她的责备是如此温和，使我感到更加羞愧，而且她很快退了出去。直到许多年后，当我回忆起这个情景时，我才明白当时母亲的内心一定比我更加痛苦。
我们对家里的黄油都很小心——母亲从来不许我们在面包上同时涂黄油和果酱——因为我们吃的都是价格昂贵的甜黄油。咸黄油对别人来说是够好的了，但却从不合母亲的口味。她的另一个奢侈享受是在浆果和其他菜肴上加红糖。她把红糖贮存在水晶容器内，为了满足她那苛求的口味，她总是在红糖里加上真正的黑香草豆。她还喜欢在面包奶酪上加细香葱，这些葱种在厨房窗台上的一个小盒里。
母亲的思想活跃，但是谈不上深刻。她使自己有兴趣值得一谈的话题显得十分重要，从而使她的谈话水平大大高于她的女友。年轻时，她受过很好的教育（对19世纪80年代华沙的一个姑娘来说，她受的教育是很好的），读过诗歌和优秀小说，能相当熟练地使用几种语言。但深思熟虑不是她的特长。随着岁月的流逝，她越来越不想看严肃的读物了。但她仍十分注重学习和研究。她的忠告——即使不是她自己的榜样——一直不断鼓舞和激励我积极开动脑筋。
母亲的牌瘾很大。她总是为赢钱而打牌，但是下注从不高得变成真正的赌博。幼年时母亲向我们传授了玩韦斯特、皮诺克尔以及其他牌戏的奥秘。母亲很喜欢和我们一起打牌，并在打牌时教我们计算牌点的方法。她常说打牌是她唯一能够比我们做得好的事情，同时她从自己的牌技高人一筹中获得了真正的快乐。她喜欢引用一位著名的法国人——大概是拉罗什富科①吧——对一位不打牌的人所说的话：“孤独的老年就要来到，你怎么办呢，我的朋友！”这句话对我的母亲特别适用（她只有靠打牌消磨时光），要和妇女们闲谈几分钟她都忍受不了。
母亲放手让我们去面对男青年活动中的风险。不管体育运动有多大危险性，她从不建议我们不要参加。我们常常身上带着乌青块和内伤回到家里。尽管恰如其分地表示同情，她不止一次地说腿上划破的伤口会自己愈合，而撕坏了的裤子则需要修补或花钱，这种话使我们惊讶不已。
她也努力培养我们的勇气。在我们开办客栈的日子里，母亲睡在地下室的一个房间里，我和她合睡一张很大的双人床。（我和她睡觉和醒来的时间完全不同，所以我不记得有什么隐私问题或因这种安排而造成的拘谨。）有一个晚上——也许晚上两三点钟——她把我从酣睡中叫醒，说她听到屋子里有不寻常的响声，说不定是窃贼闯进来了。接着，她以一种平淡呆板的声调宣称我们得到屋里各处走走看看，因为她有心事，一直没睡着过。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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