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教父-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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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不太荣耀的战时经历。由于我不能参加真正的军队，同千百万其他年轻人一起在前线出生入死，所以我一辈子都为这事感到内疚和不安。当我写到这里，一个非常令人不愉快的情景又浮现在脑海之中。在1918年的某个时候，主要由于经济问题（下边我还要具体谈论），妈妈离开了她的公寓和我们住在一起。海兹尔和她相处得很不好。妈妈一贯完全独立，从不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而海兹尔是个能干、敏感、独断的女人。她们时常关系紧张并发生口角，又都来寻求我的支持。在一次争吵中，我记得我严肃地对她们说，我准备离家去参军了。争吵马上就平息下来，我也就忘了我的威胁。今天我的理智告诉我，我没有去法国并战死在那里对我来说是件好事，我希望对我的国家来说这也是件好事。但无论如何，有种想法挥之不去，那就是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扮演的角色是远远谈不上光荣的。
　　1916年是威尔逊与休斯之间的总统竞选年，这是美国政治史上旗鼓相当的竞选之一。在那些日子里，华尔街正是关于竞选的博彩中心。几乎所有在股票市场上买卖的人都坦率地称自己为“投机者”（而今所有人都称自己是“投资者”）。他们在金融交易、赌马及其他博彩行为之间并没有划出一条明显的分界线。那时的纽约证券交易所还提供这样一种服务，即为顾客保管总统竞选博彩中的赌金。读者对此也许会感到惊奇。（若干年以后，当证券交易所竭尽全力想提高信誉时，就宣布这一受人欢迎的业务为非法的。）1916年他们选择我来管理纽伯格…亨德森和罗勃公司的总统竞选博彩部，这间接表明了我在公司里干的是杂活。这些赌博几乎都是一比一下注的。我有一个装满了现金和签名契约书的保险柜。选举结束后的那几天充满了兴奋与刺激，因为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到底是谁获胜了。事实上，只有到了第三天官方正式公布威尔逊连任总统时，我才获准将钱支付给那些吵吵嚷嚷的民主党赌徒。
　　现在谈谈我的金融生涯中两次最大挫折中的一次吧。我有个名叫阿尔杰农·塔辛的好朋友，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英语教授。由于他是个坚定的独身主义者，又是我们称之为异常节俭的人，所以他积攒了一笔金额不小的财产，把大部分钱投资于一只价格昂贵、信誉良好的公用事业股票——美国电灯及动力公司（AmericanLight　＆　Traction）的股票。由于先前执行古根海姆勘探公司分解计划取得了成功的经验，我对这类特殊操作——套利与保值——具有强烈的兴趣，更广泛地说，我对价值被低估的证券有浓厚兴趣，并且我一直自认为这是我在华尔街上的专利。在所有方法之中，我认为用下列方法赚钱既丰厚又安全：买进那些由分析表明价格被低估的股票，同时卖出那些由相似分析方法表明被高估的股票。
　　当我向塔辛讲了我的看法，并且列举了用这种方法获得成功的几个小例子之后，他非常感兴趣。我们订了个协议，他出资购买25股美国电灯与动力公司的股票（当时的价格为每股400美元左右）；我负责操作这个帐户，利润和损失由我俩平摊。
　　这个帐户在第一年里获得的成功是远近闻名的，我可以按比例提取几千美元的盈利。用这些钱我成了百老汇留声机商店的合伙人，该商店位于百老汇与第98街的交叉口。我的哥哥利昂长期以来一直想从约翰·沃纳梅克公司跳槽，因为在那里他只能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职员。他爱好音乐，特别是歌剧音乐，近年来则对留声机逐渐发生了兴趣。不知他通过哪个途径得知：有个欧文·蔡恩先生准备将他在百老汇的产业以看来合理的价格出售。利昂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特别是此时他已取得了艾厄里恩·沃卡里昂（Aeolian　Vocation）唱片的专卖权，而该公司的唱片对当时的市场来说确实是件新鲜事物。想起几年前我们在电影业上的失败，我对这个计划不如哥哥那么热情，但我还是很高兴地帮助他圆了他的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付给蔡恩先生3500美元用来购买商店的设备和商誉，并用批发价买下了所有商品。总投资大概为7000美元。关于法律上的程序，我们请来了我们家族的老朋友亚历山大·罗森塔尔。13年前在我父亲纪念碑的揭幕仪式上发表演讲的正是他。当文件都准备好了以后，亚历山大向那个头发灰白、两颊下陷的欧文·蔡恩说道：“蔡恩先生，现在我希望你能为这两个年轻人做些特殊的事，很明显他们的热情比经商经验要丰富。他们接受了你的出售条件，没有像年长些的人一样跟你讨价还价。你能不能减掉500美金，这样在争取成功的奋斗历程中，他们手头可多些急需的资金？”蔡恩先生和蔼地笑了笑，并且赞扬了罗森塔尔先生对其年轻客户利益的关怀。但是由于他出的是底价，任何减价都意味着硬要从他的孩子口中夺走面包，亚历山大叹了口气，交易就按原先安排的那样进行了。
　　我们的留声机商店远谈不上取得巨大的成功，但还是维持了几年时间，直至我们将它卖给一个曾做过剧院经理的家伙（当然价格又打了折扣），他经营音乐业务可比我们在行多了。就艾厄里恩唱片而言，我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可笑的处境，这种处境在我以后的生涯中又发生了好几次：艾厄里恩公司在第42街有一座宏伟的大厦，我们每次上门拜访时都怀着一种谦卑的敬畏——我们或是去请求帮忙，或是为他们对我们的批评作些辩护，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只顾卖别家公司的商品而忽视了他们的货色。15年后，艾厄里恩公司自身也陷入财务困境。那时，我的投资基金是艾厄里恩公司有担保的7％优先股的最大股东。我们成立了一个保护委员会，以重新调整我们持有的股份。我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最后我们在没有任何损失的情况下摆脱了困境）。此时，我可以对艾厄里恩公司管理层的经营方法提出尖锐的批评了——这跟我在1917年扮演的角色完全不同。
　　自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我们的留声机生意带来了许多麻烦。利昂参军之后，维克多接替他的职务直至自己也去当了兵。我也时常在晚上或星期六去帮帮忙。有时候我们的客户会提出令人忍俊不禁的要求。有一次一名顾客问利昂是否有露西·盖茨的唱片，利昂笑容可掬地回答道：“噢，没有，但我们倒有露西·马歇尔的唱片。”（这使我想起了巴曼的农庄，那里有两头奶牛的名字都叫露西。）另一次，有个德国人进来问我有没有“卡瓦勒里亚·让斯蒂卡那的游戏”。我一本正经地告诉他，在那个悲歌剧里他们没有做游戏。你可以理解那个德国人对我的解释有多么恼怒，因为他想要的只是那部经典作品的精选集。①①“游戏”（games）与“精选集”（gems）在英语单词中比较相似，因此德国人搞混了。——译者当维克多离开商店后，接替他的是我们一个要好朋友的弟弟。我对那年轻人所知不多，但经常听别人称他为“王子”。他确实相貌堂堂、和蔼可亲，也确实和大多数王子一样愚笨。哎，他只担任了几个月的经理，就盗用了一笔数目不小的款项——他把我们很大一部分存货卖给其他商店，收入却进了他的腰包。当最后不可避免的摊牌时刻到来时，他与我们进行了谈判，那时旁边还坐着一名年轻的女子及其父亲。那女子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耳语道：“不要担心你那区区数千美金。我已经决心嫁给他了，我会让我爸爸来处理所有必要的事情，只要不让他进监狱。”我忘了我们到底追回了多少损失，但可以肯定的是，那“王子”轻易地摆脱了他应受的惩罚。
　　除了在百老汇和第98街经历了兴衰成败之外，我还经历了华尔街的意料不到的艰辛。从1916年秋天的所谓“和平恐慌”开始，直到1917年我们卷入战争后的整整一年，股票价格一路下跌。我在塔辛帐户里的操作也让人摸不着头脑——从我的计算来看，我的老朋友的若干股票，如密苏里—堪萨斯—得克萨斯铁路公司的股票，在公司重组之后它们的实际价值应该比它们的股票价格高。但它们的价格同我握有的其他证券一样，因市场整体不景气而下跌；更糟的是连买主都没有了。塔辛帐户需要更多的保证金；但我却没法筹到以前从这个帐户里提走的钱，因为那些钱都还套在留声机、唱片及商店设备上。最后我不得不卖掉了部分教授所心爱的美国电灯和动力公司的股票，那又造成了一笔数目不小的损失。帐户的保证金还是不够，因此帐户被冻结了。我对该帐户欠了一笔无力承担的债。更糟的是，我替塔辛做的资产管理不幸完全失败了。
　　我记得有一次在午餐时间，我绝望地在金融区里徘徊。那个时候我想到了自杀，在一定程度上我是当真的。但当我返回时，已下定决心把事实告诉我的老朋友，并尽可能采取最佳方法来摆脱这种困境。不用说，对我向来毫无怀疑的阿尔杰农对此大为震惊，但他很善解人意并富有同情心。他建议我每月向该帐户支付一笔钱，无论多少都可以，直至将这个缺口补足。这一金额定为每月60美金。这样的付款持续了两年，直至整个股票市场回升，而且我自己的证券组合也表现不错，可以不用再继续付款为止。幸运的是，塔辛仍旧信任我，尽管看上去这不值得。一年之后，我使他的财富增加到了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
　　也正是在这段经济相对拮据的日子里，妈妈搬过来跟我们住在一起，她和海兹尔的争吵又开始了。但是我的物质条件提高得很快，即便是在完全还清塔辛的债务之前也是如此，因此不久之后我就能够再次付钱让她独自享受一套公寓了。她独自生活了25年才不幸去世。由于健康和心理方面的原因，家人和朋友都劝她与别人合住，但是她仍然坚持独自一人生活。和儿媳住在一起的那几个月真的是那样难以释怀吗？难道她的选择仅仅是出于坚强的个性？
　　在我结婚后的头几年，我除了每周拿薪水之外，跟以前一样，还有其他额外收入。每年圣诞节，公司都会发些奖金。在1914年12月，由于一战爆发而关闭了好久的证券交易所刚刚恢复业务，没有人指望圣诞节的奖金会很丰厚，事实上那年的奖金到处都很低，甚至一点也没有。圣诞节前夜，当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我同一个长期在公司工作的职员一起走。他指着百老汇100号隔壁那空荡荡的酒吧悲伤地说：“你肯定见过它在去年圣诞节及以前几年圣诞节时的情景。那时，这里挤满了我们这种人，一直玩到深夜3点，把大部分奖金都花掉了。”我强忍住不告诉他一件事，因为艾恩先生严嘱我不要讲出去：作为我对公司所做的种种服务的特别回报，艾恩先生给了我一个信封，里边装有一张100美元的汇票。
　　我之所以记得那个100美元是有特殊原因的。我花了大约20美元给妈妈买了个通用电气公司生产的小型电烤架，那是她盼望已久的东西；这个礼物使她又惊又喜。她几乎天天用那个烤架做烤羊排或烤鱼之类的菜肴，直到30年后她去世的那天仍在使用它。以后我的奖金每年都在增长，达到了一年数千美元，但我不相信那些数额丰厚的支票还会带给我像拆第一只红包时的那种激动心情。
　　从1915年开始，我不再去夜校教书，但是继续教了加文纳斯岛指挥官的儿子一段时间；另外还有一些成功程度不等的其他教学经历，如教库斯小姐标点符号的用法。这个姑娘的姐姐是《时尚》杂志（Vogue　Magazine）的编辑，同她的接触使我误认为有机会开始从事文学生涯。她让我以文学或人文主义为主题写一篇文章，在杂志社论那一页上发表。我很认真地写了一篇，文章的题目大概叫《圣人与罪犯》，在文章中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坏人往往要比好人对书本（也可能是对人生）显示出更浓厚的兴趣。凭借着我引以为豪的博学多才，我引用了高乃依①《熙德》中的“高贵的罪犯”这一说法——我乐观地认为《时尚》杂志的所有读者都能毫无困难地理解我的隐喻。这篇文章发表了，我收到一张15美元支票的稿酬。我马上着手又写了两三篇类似的文章；但我的满腔希望却无情地破灭了，因为《时尚》宣称已找到一名文学编辑，以后由他负责写每月的社论。出于某些原因，我没有到其他杂志去尝试我的天赋。我放弃了我的文学生涯，直至多年以后我才又重新开始写剧本。
　　或许我放弃文学的一个原因是我已开始着手写另一类不同的文章。带着些许惶恐，我向《华尔街杂志》（The　Magazine　of　WallStreet）投了一篇名叫《债券交易》的文章。这篇文章对所有上市债券作了透彻的分析，并提醒人们注意一些可比债券之间的悬殊价格。杂志的编辑巴纳德·鲍尔斯马上接受了这篇文章——我记得我拿到了25美元的稿费——他还要求我写更多的文章。从那时起，我就经常给《华尔街杂志》写文章，几乎成了它的专栏作家。我还认识了杂志的创始人，理查德·D·威科夫先生，以及他令人敬畏的妻子（也是杂志的出版者）加里·G·威科夫太太。她有一段传奇的经历。我相信，她肯定是从威科夫先生的秘书做起，然后逐渐变为他的妻子，事业上的助手，后来又接替他做了杂志的经理，直至成为杂志唯一的业主，这最后阶段的身份是他们婚姻破裂的结果。随着婚姻破裂而来的是许多法律上的纠葛以及相互间深刻的敌意。
　　在威科夫夫妇婚姻纠纷的整个过程中，我很轻松地与他们双方都保持着良好关系。回过头去想一想，我还是认为，我天生就是所有人的朋友，但成不了任何人的知己或挚友。我能成为（几乎是）所有人的好伙伴的原因，其实一点也不值得称道。我很少要求别人帮忙；对别人的要求我则很不愿意去拒绝，并且在任何交易或讨价还价中我要使自己觉得，也要让对方觉得，我付出的比得到的要多。这听起来有点像利他主义者的老生常谈，但事实上不论从哪个角度去考虑，这种金科玉律对我是非常有益的。首先，在我的生活中我只需要别人最低限度的帮助或好处。其次，我真心地喜欢帮助别人，至少我不会感到是受人利用。最后，对我来说很幸运的是，我从来不需要为了我所得到的东西，而跟别人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我很少对别人的行为感到道义上的愤慨，因为我敢肯定我几乎把所有的批判才能都对准了自己。另外，我还具有你能想像得到的最具选择性的记忆力，我选择的原则是把那些令人不快的事，特别是别人如何待我不好的事尽快忘掉。
　　①高乃依（eille，1606…1684）：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大师。《熙德》是他的传世之作，剧中描写了强烈的爱情与家族荣誉之间的矛盾。——译者认为我是和蔼可亲，还是懦弱无能，这全凭读者自己的评判。但有了这些性格，我能轻而易举地结交朋友，而极难与朋友断交。不管是经常在生意上与我闹矛盾的绅士，还是同我有过浪漫关系而后又终止了的女士，都是如此。出于某些原因，即使是对别人来说通常会导致绝交的原因，对我来说往往最多只是造成暂时性的疏远，不久友谊（如果不是爱情的话）又会重新开始。例如几天之前，我的妻子伊丝黛尔说起了关于我一个旧情人的一些事，并让我猜猜她说的是谁。为了找到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