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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教父-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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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格雷厄姆的母亲在经济上的厄运及他家作为穷亲戚的经历有助于说服他选择一种职业，能保证得到一笔比大学教师清贫的生活好得多的收入。但是他对精神生活天性上的偏爱占了上风。在他掌握了“取得物质福利的最简单、最重要的规则：最杰出的理财策略是在一个人的收入范围内生活得好”之后，逐渐对奢侈豪华的享受几乎毫不在意了。
最终他当上了大学教授，起先是为了在大萧条期间补充收入，后来完全出于对教书的爱好。一旦他赚足了钱，金钱就对他越来越不重要。如果他从事别的行业，那么他可能成为什么教授呢？由于他的兴趣那么广，他的能力那么强，显然事实上什么教授他都能当。甚至在1914年，一个即将毕业的高年级学生（特别是一个犹太人）竟然得到一所第一流大学里的三个不同系——文学、哲学和数学——的教书邀请，实在是十分了不起的。
相反他成了金融分析家——事实上，美国第一位金融分析家——并被华尔街奉为大师。我们从他的早期发展和影响中已经看出他的投资理论的轮廓。他的家庭情况促使他注重谨慎。但是在他的（以及全国的）狂热炒股的20年代，格雷厄姆暂时忘记了这个原则。处于他那样家境的青年怎么抵挡得了赚钱容易的诱惑呢？第9章中萨吾奥尔德轮胎公司交易惨败的事件对此作了佐证。但是与其他青年不同，他及早充分地吸取了教训。股票交易失败和经济大萧条的经历重新使他强烈地感到审慎的必要。像工程师一样——这是他考虑从事的几个职业之一——他终于坚持投资要有极大的安全余地。他懊悔不该进行投机这种形式的赌博。（他回忆起第一个老板阿尔弗雷德·纽伯格的警告：“如果你投机，就可能输钱。”）他开始寻找低值证券，在长时期里它们只有极少的损失市场价的可能。无论他还是别人（也许很有洞察力的巴鲁克除外）都没有料到1929年市场猛跌之深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萧条的持续之久。尽管他在这个时代遭到了不幸，但格雷厄姆坚持不懈，他的证券分析技巧最后通过事实证明是可靠的。他相信自己的推理能力，这有助于他建立和验证他的证券价值投资理论，忽视华尔街全年都要预测证券市场发展方向和价格涨落时间的说法。不仅他不受预测的影响，而且他从其他投资者听信这种预言中获益。他宁愿听信比较可靠的来源——事实和公司业绩数据，他学会了从中获得信息，也教他的学生通过分析从中获得信息。约翰·特赖恩作出一个很好的比喻来描写格雷厄姆忽视市场预测聒噪的方法：格雷厄姆像医生治疗一个在骚乱中倒在地上的病人一样，几乎没有抬起头来注视周围疯狂的世界，但是从他的书中你总是可以听到股市里疯狂的叫喊声。也许小本杰明决定学医，而今成了急诊室一名内科医生，并不是偶然的事。
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是如何运营的？下面这段文字写得很好：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业务限于几个范围界定明确的交易品种，每一种都将可能得到令人满意的利润率——如每年20％或更好一些——而风险较小。通过购买多种多样的证券可使风险进一步降低。那些交易品种是：套利、清算、相关套期；无关套期，购买便宜股票以及公司控股——这是J·A·纽曼的禁脔。每笔交易和一大批交易的结果都得经过仔细认真的审查。
对交易结果不断评估的效果是令人惊讶的。“无关套期”——买进“便宜股票”，同时卖掉完全不相关的“昂贵股票”——其麻烦超过它们套到的全部利润值，于是这种方法就被放弃掉了。格雷厄姆—纽曼“价值评估方法”在十分热门因而也是明显超值的证券短期买卖方面不能充分起作用，除非通过持有同一家公司高级的可转换证券，获得适当的保护。
“便宜股”实际上限于按低于净流动资产值2／3的价格购买普通股。引人注目的是，在30多年里购买了成百上千种普通股后，这个品种最后几乎没有什么亏损。然而格雷厄姆—纽曼最获利的交易没有达到这样的要求，这种金融业务的经历是悖论的和典型的。这就是他们购买政府雇员保险公司50％股权，其价格仅稍低于资产值。
即使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来说，格雷厄姆也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人。他改进了计算尺的形式，编制了一份词汇表，只要记住这些词就可迅速掌握莫尔斯电报代码，每个字直接对应电报中所使用字母的点和划。他试图造出电铃自动开闭门以及把果馅切成大小相同的块数的果馅盘，虽然不大成功，但都是他用心去做的，也是他发明决定股票价值的新方法（当时华尔街根本不知道会有这种新方法）的预习。他的脑海里充满了诸如此类的发明。他把新发明记在一个称为“枕头书”的小小笔记本上。
除了善动脑筋之外，格雷厄姆的最大优点在于独立思考和正直诚实。他是和蔼可亲的，但和蔼可亲似乎与他的成功没有什么关系。他不是一块推销员的料子。他在兜售制造冰淇淋的机器、衬衫硬纸牌广告、唱片和债券方面屡遭失败。但他的和蔼可亲也没有妨碍他的决策的严密逻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本杰明在任何领域都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独立性，他的判断力使他深信自己的行为决不能仅仅听命于常规或偏见。
格雷厄姆不仅谨慎地以及通过仔细研究之后去谋求利润，而且采取极诚实的手段去谋求利润。他的道德与迈克尔·道格拉斯在电影《华尔街》中扮演的那种华尔街经营者恰恰南辕北辙。格雷厄姆是以笃实甚至坦率无欺而出名的，所以州和联邦政府要请他对正在打官司的公司的价值和建立像证券交易委员会这类管理机构发表客观的意见。他对缺点过错是很顶真的，他感到必须在回忆录中把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挪用”一一列出——从母亲钱包里偷一分钱；当领票员时让看戏的人坐到超过票价的好位置上去，从而赚一两块钱；在从业期间巧妙地接受州政府的一份贿赂；帮助一位事实上能够工作的剧作家继续得到伤残保险款。这些小过失仅仅说明他是一个平常人，而不是一个怪人，并且使得他对亲戚、朋友和前雇员的比较严重的错误采取宽厚容忍的态度。
不仅格雷厄姆消极的道德观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而且他积极的道德观也引人注目。他代并不认识的股东要求分配超额的公司资本（例如第11章在北方输油管公司事件中）。在大萧条中，虽然他没有拿薪水或佣金，但他继续竭尽全力为客户服务。他真正担心没有与美国捷运公司已辞职的上级保持联系，或者撵走平凡烟花公司能力欠佳的总经理。格雷厄姆既不想也不愿像现代企业兼并家那样玩世不恭地准备为了个人的利益搞垮一家公司，而不管雇员、经理和债权人的命运。对于金融界里没有责任心的年轻商人按几个计算机上的键就可使大银行破产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想像他会说些什么。
这本回忆录表明格雷厄姆的政治立场与现代人没有什么不同：经济方面持保守态度；社会方面持自由态度。例如，让我们看一下他在新社会研究院经济论坛上提出的两个建议吧。
一个是：关于大规模地清除贫民窟，代之以低廉的住房，对以前贫民窟的住户提供支付新租金所必要的津贴。
另一个是：失业者有权获得以他们的技能和经验为依据的个人信用，即联邦政府给予他们一笔不抵押贷款，不收利息或只收少量利息，让他们在找到工作后适当期限内归还。虽然对于罗斯福当政以前信奉自由放任哲学的人来说，这两个建议似乎是极其激进的，但与以后年代里实际实施的计划相比实在没有很大的不同。
在写给女儿玛乔里的一封信中，格雷厄姆概略地讲了两个建议，一个叫FANN——“免费获得足够营养的原则”，另一个叫FFEB——“人人有饭吃”。原则：每个人都有权不付钱就得到营养——不多不少计划：在每个需要这种服务的学校建立一个食堂，为所有进来索讨的人一天供应两顿营养充分的饭菜。不用大肆渲染。不向索讨者提出任何问题。不进行调查，不进行训诫说教
主要管理：靠一名行政管理人员，他将担负两个同样重要的职能：（1）确保需要充分营养的每个人——尽可能做到使每个人——就近得到饭菜。
（2）确保该计划不供应除了饭菜以外的任何东西（其他服务，例如，特殊菜谱或额外的食品都应在该计划外提供）。
我的评论：该计划成功与否取决于两个因素，即①趁机混入“免费取食者”的人数（他们“理应”支付餐费）是可以忍受的，还是太多了？②能否把各种繁文缛节控制在最少限度？
“严格限制”的想法意味着按照救世军等组织的原则提供饭菜，但营养是充分的。
格雷厄姆当然是一个资本家，但由此可见他是个有社会关怀的资本家。
关于格雷厄姆的投资业绩几乎不需要我说什么了。业绩本身最有说服力。最近《华尔街日报》把他归入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投资者的行列，与他一起可以进入先贤堂的还有他的学生沃伦·巴菲特，彼得·林奇和乔治·索罗斯。他的平均回报率是17％——不如名单上的其他人那么高，但在1929年到1956年包括股市暴跌和大萧条在内的这段时期内，能达到这个成绩是创记录的。
人们不大了解的是格雷厄姆作为经济学家的杰出才能。这本回忆录的第16章阐释了他对大萧条时期一个最严重问题的想法——商品价格的波动及其对市场和整个经济的短暂影响。这种兴趣使他写出了两本书，由于它们已停版50多年了，所以很可惜，其重要性以及与现在的关系就看不大出来了。这两本书是《储备和稳定》（1937年出版）和《世界商品和世界货币》（1944年出版）。这些书讨论了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迫切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
第一本书是伴随大萧条而来的广泛贬值促使格雷厄姆动笔撰写的。该书提出一种稳定美国经济的方法，即用“一揽子商品”，像小麦、棉花和钢铁这种不易腐烂的商品来取代代表美元的标准支付手段——当时是黄金和白银。政府用美元购买这些商品，然后储存起来不断供应给消费者，换回美元。格雷厄姆在第16章中十分清楚地描述了他的商品本位货币计划。
《世界商品和世界货币》提出了基本上与上述同样的理论，只不过转向国际背景罢了。当然，1944年的形势与1937年已大相径庭。战争结束了，大萧条随之也结束了，因为军工生产已大大刺激了美国经济。格雷厄姆现在看到的问题不是生产过剩引起的通货贬值，而是商品匮乏引起的通货膨胀。但是他认为“一揽子商品”作为本位货币的原则同样适用于新的形势：世界各国人民已经得到许诺，他们在和平时期可以更充分利用资源，军工生产的巨大成就已显示出这种资源利用的格局。战后不仅应当达到充分生产的水平，而且必须保持下去，不致发生曾经出现的、大家所熟悉的经济泡沫被戳破以及深刻的经济萧条的后果。
格雷厄姆对于为了维持价格而销毁商品的标准做法深为忧虑，甚至恼怒。以咖啡为例，他指出：我们已经看到现代经济学的极端荒谬性，破坏地球的资源，这种事情不仅在经济严重萧条年代发生，而且在丰年和荒年一个季节又一个季节地发生。从1931年到1943年，7500万袋商品被烧毁，相当于1000亿磅商品，足够供应全世界用4年。
他争辩道，没有理由认为世界经济不可能永久地发展，不断地增加财富，并向一直贫困的人提供商品。他的动机是人道主义的，也是切合实际的。储存的商品即“缓冲存货”可以吃或者转化为有用的制成品，在控制经济动荡方面也比一大堆闪闪发光却从不打算动用的金属更有效。对人类来说，谷仓比造币厂，无论在丰年还是在荒年，都是一种更好更有意义的储备手段。它可以立即稳定价格，从而稳定整个经济（这个任务是垄断集团想做而买际上做不到的），它也可以在意外灾难时期提供资源。本书对这个主张的可行性提供了严密的论证，值得我们重新加以研究。
格雷厄姆一直为自己的成绩感到自豪。在回忆录中他对未能金榜题名并没多少愦憾，也没有庆祝财富带给他特权。他没有虚假的谦逊，事实上回忆录显示出一点点自诩的倾向，虽然这一点常常被幽默的谈吐和欣然放下架子的意愿抵消掉了。他是一个根深蒂固地爱用和聪明地使用双关语的人（不管人们如何看待使用双关语）。除了双关语，他的微妙的幽默感使他的讲话十分风趣，也使他在写作和讲座中对经济学和投资理论的阐述十分生动（一个杰出的例子是第16章中他建议法国人用酒偿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债务）。根据亲戚、朋友和学生们的说法，巧妙的和不可思议的幽默是他平常行为的特征。
格雷厄姆不仅精通文学，而且使写作具有个人特色。他的专业著作和文章的风格清晰有力，虽然往往有点商业文章的枯燥。他使用的词汇具有《华尔街杂志》这本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有影响的投资期刊的传统。为该刊撰写文章的要人，例如欧文·希尔、霍兰德教授、理查德·D·威科夫等等的照片和图片——他们衣领翻转，神情严肃——成为他们冗长文章的一部分。这种文章很少有现代商业文章中的广告性语言或数据化语言的特点。关于利润用的词汇不是“耸人听闻的”或“令人讨厌的”，而只是“令人满意的”或“吸引人的”。市场行情下跌就说“下跌”，而不说“走下坡路”。《聪明的投资者》的副标题是“一本实用的咨询书”。从他的目标和讲究实际来看，格雷厄姆使人想起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后者是他非常崇拜的人物。虽然谋求客观使他过分使用被动语态和其他非人称结构，但他的风格一般来说是生动活泼，能引起共鸣的。例如，这本回忆录非常出色地描写了他在早期曼哈顿的所见所闻：在那些遥远的年代，像中央公园里一样的小火车头常常拖曳着高架火车。它们一阵长鸣，咔嚓咔嚓地从我们头上驶过，在冬天的晚上我们还可看到火车的炉火和火光。后来高架火车电气化了，我们仍看到一批这样的小蒸汽机车沿着铁轨集中地排列在稍稍隆起的场地上。最后它们被卖掉而销声匿迹，我相信，一定卖给南美洲某个国家了。
正如格雷厄姆自己承认的，他的诗歌和剧本都写得不太好。尽管他很欣赏各个时代伟大的文学作品，但诗歌不是他的强项。不过他至少写过一首好诗，这首诗把他对猫的宠爱和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总的局势的关注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他把这首诗称为《时间猫》：啊，时间，你用小猫的舌头，贪婪地吮吸着我们生命稀少的精华；当你喵喵唱歌的时候，你的虎牙插进了我们的肌肤，啊，时间，你用尖利的爪子，狡猾凶残地猛扑到磨磨蹭蹭的人身上，你诱捕，释放，尔后再次抓住他们，赢得了难以捉摸的上帝的称赞。
啊，时间，你好奇地注视着，我们的祈祷和哭泣诅咒不断过去，因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是你的战利品——你的普天下的臣民！
格雷厄姆当剧作家的时间很短，这表明他塑造人物和编撰情节的能力不强。他的剧本《小蓬马杜》之所以能在百老汇上演，主要由于他与戏剧界的良好关系，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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