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教父-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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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所有的华尔街新手一样，我对场外市场（Curb　Market）抱有浓厚的兴趣。场外市场多年来一直在布罗德街（Broad　Street）上，是块用绳子围起、大约20平方码的空地。无论刮风下雨，场外市场的经纪人都会聚集在这里进行露天交易。下大雨时，他们都穿上油布衣；冬季天气冷，他们会戴上耳套。许多经纪人戴着色彩艳丽的帽子以便指令员找到自己。这些指令员在附近大楼的窗子里俯视着场外市场，他们和经纪人通过复杂的手势不断交换着指令和信息。虽然场外市场远不如纽约股票交易所重要，但那儿也在交易许多一流大公司的股票，以及大量其他各种各样公司的股票。成交量经常很大，每天有几百万美元的成交额。尽管场外市场的硬件设施显得古怪可笑，但它的运转却很有效率。10年后，场外市场搬进了一幢位于三一教堂广场西部的新大厦。又过了20年后，这些保守分子将纽约场外市场（New　York　Curb　Market）改名为美国证券交易所（American　Stock　Exchange）——原名过于谦卑，新名则过于张扬。但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还是叫它场外市场，他们对布罗德街上那些滑稽的红帽子还有些念念不忘。
　　做了四个星期的跑腿员后，我来到了债券部。债券部单独占一间房子，四周无遮拦，与客户室及报价台只隔着一条走廊。在我到来之前，债券部的成员包括两名年轻的债券推销商，他们从大学毕业已有几年，经验比较丰富。其中之一是丹尼尔·罗勃，公司合伙人杰克·罗勃的外甥。丹尼尔皮肤黝黑，背有点驼，工作非常卖力，为人十分严肃。另一位是哈罗德·罗斯——他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类人。他个子高、身材匀称、英俊潇洒、金发碧眼，是个出色的游泳运动员，很大程度上也是个花花公子。不久他便恬不知耻地把自己的座右铭透露给我：“能使别人替你做的事自己千万别去做。”他成功地将这一原则应用到几乎所有工作上。他总是能让别人替他干活。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命运给这两位年轻人安排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这位感情丰富、几乎将自己全身心奉献给工作的丹尼尔·罗勃与公司的爱尔兰籍接线小姐结了婚，后来在20年代的投机生意中输得倾家荡产。而那位泰然自若、从未真正忙于工作的哈罗德·罗斯则继承了他父亲的财富，成为一家大证券公司的合伙人。这实在是对传统道德的玷污。
　　我要同时完成两项任务：第一，尽可能多地学习债券知识；第二，在债券部中尽量发挥自己的作用。丹尼尔和哈罗德几乎每天都要给那些可能的债券购买者发送债券推荐表，而我的主要工作是给表上的债券作一简单介绍。即便是在空闲时间，我也认真自学债券知识。我给自己准备了一本活页笔记本，在每一页纸上我都以便于记忆的形式记下某种债券的一些重要数据。经过这么多年后，我仍然记得那本黑色笔记本的模样，以及其中的某些内容。第一页的内容是：“艾奇逊…托皮卡和桑塔费公司，总额4000美元，1995年到期，年利率15％。”当时我肯定记录了上百种债券的数据。我将它们的发行规模、利息率、到期日期，以及留置权条款一一默记在心。现在我已经搞不清楚为什么要把这些内容记住，实际上我可以很方便地从债券说明书或笔记本上得知这些内容。毫无疑问，这是我的虚荣心在作怪。开始时我背得很成功，后来这些债券内容在我的大脑中完全混淆了起来，于是我便把它视为一项糟糕的工作，不再做了。但在几个月后，我却惊奇地发现这些数字仍历历在目。我几乎成了“铁路债券的活动说明书”。
　　1914年7月，奥地利王储在波斯尼亚萨拉热窝的被刺引发了维也纳与塞尔维亚之间的战争。纽约股市对当时欧洲的紧张局势不大关注；大家以为这种紧张局面肯定会结束，就像几年前的阿加迪尔事件一样。这时我拿到了费·贝塔·卡珀联谊会的徽章，我骄傲地用一根表链把它戴在马甲上。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不久前还是烟草商的兰斯特·纽伯格为公司的职员能有这样的荣誉深感震动。一个小时后他对我说：“本，我能否请费·贝塔·卡珀联谊会的成员为我出去买包烟？你知道我要哪种牌子。”于是我便受命跑了出去，徽章在我胸前乱晃着。
　　我所从事的最傻的工作之一是写市场报告。萨缪尔·纽伯格是股票交易所的场内经纪人，在闭市后他必须将当天的股市情况记录下来。这些记录要送到公司的发源地费城，以便使当地的客户相信公司在纽约的布罗德街和华尔街上表现很好。萨缪尔·纽伯格很不喜欢干这种琐事，于是他便把这一任务转交给我。他建议我看看以前的报告，并依此方法接着写下去。过了几天后，费城的那些老客户天天都要聆听新专家对股市的见解，而这名新专家接触金融领域的时间充其量也只有6个星期。
　　我永远忘不了在战火中毁灭前夕维多利亚世界的那段平静时光，那也是19世纪真正意义上的终点——19世纪的真正起点是在1815年。当时澳大利亚网球队正与美国网球队争夺戴维斯杯。纽伯格合伙人中的一位正好有第三天比赛的两张门票，但他有事不能去，便很慷慨地将票送给了我。我邀请了向来迷恋网球的弗赖德·格林曼，我们一起来到了那星期刚刚落成启用的森林山体育馆。第一天的两盘单打比赛双方平分秋色，第二天的双打比赛澳大利亚取胜，因此澳大利亚暂时领先。现在澳大利亚的老将诺曼·布鲁克斯将与刚刚从哈佛毕业的新秀诺里斯·威廉姆斯相遇。威廉姆斯是格林曼在哈佛时的同班同学。就是这次比赛的戏剧性场面，使网球这一温文尔雅的休闲运动从此变成激动人心的精彩比赛。威廉姆斯回球出界后输掉了前两局，看来我们已全无获胜的希望了。然而他却马上恢复状态，精彩的表演使他一举获得第三局和第四局的胜利。观众失去了平日的矜持；每当这位瘦长的美国小伙子获得一个分点时，他们都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当威廉姆斯经过艰苦的拉锯战获得一个分点时，欢呼声响彻整个体育场，以至于比赛场上的布鲁克斯不得不扔掉球拍，用双手紧紧捂住耳朵——这一情景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官员们恳请观众平静下来，但没有起任何作用。然而，凭借着他那必胜的信念、冷静的头脑和老练的技术，澳大利亚人最终获得了第五局的胜利。观众长吁短叹，十分绝望。当布鲁克斯戴着那顶奇怪的航海帽退出场地时，他经过置放闪闪发亮的戴维斯杯的桌子旁边，以胜利者的姿态举起银杯向观众示意。这时体育精神又回来了，观众对他这一举动报以热烈的掌声。
　　接着，由长着一头红发的美国运动员穆里·麦克劳林与深得人心的安东尼·沃尔亭对垒。麦克劳林很漂亮地取得了5局比赛的胜利，但这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不久后，麦克劳林在法国战场上丧了命。
　　1914年8月初，熊熊战火开始燃烧。西方文明将从此毁于一旦吗？这是由于欧洲各国的首脑人物缺乏领导才能和外交技巧吗？或者这仅仅是国与国之间一系列战事之一？——这些战争最终并没有带来太深刻的历史伤痕，只有对那些为之战斗或在战火中死里逃生的人而言才是场灾难，令他们难以忘却。我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实在不值得一提；其他人的思考更深入、更合理。因此，在这里我仅向大家描述作为一名纽约青年，对此事的一些粗浅看法。在一战的早期，同邻居们一样，我也经历了同样的困惑和兴奋。
　　8月3日之前的几天里，股票市场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紧张状态，但还没有到达恐慌的地步。战争的真正爆发使美国和欧洲的金融界都深感意外。我们的股市发生了恐慌性抛售，政府随即决定关闭纽约证券交易所。其他交易所也立即随之关闭。现在的人只熟悉随后的战争热潮，因此他们觉得这次抛售浪潮不合逻辑、难以理解。然而，引发这次抛售浪潮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性原因。当时的欧洲投资者手头拥有大量的美国证券。战争爆发后，他们本能地感到：在战争期间身边的资金要比远在他乡异国的资产安全得多——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于是，这些国外的证券持有人突然大规模地抛售证券，这给美国当地的证券市场——当时，它们唯伦敦交易所（London　Exchange）马首是瞻——带来了不可忍受的紧张局面，股票经纪人也乱成一团。或许，将当时的股市表现与25年后二战爆发时作番比较是很有意思的。二战的爆发自然而然地再次引发恐慌性抛售。但几天后，美国公众就开始预见到战争订单将滚滚而来，于是就在1939年的同一个9月份里，股票市场又得到了显著回升。但对公众而言，这又是个骗局，1940年的法国沦陷打击了公众的投资热情，股市遭到了重挫。
　　现在我眼前还经常浮现出那些触目心惊的标题：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俄国对奥地利宣战；德国对俄国宣战；法国对德国宣战；英国对德国宣战。这些事情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千真万确的。然而，我们很快就对这场世界灾难熟视无睹了，我们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它对我们自身的影响上来。交易所关闭以后，我陷入沉思之中：我们的事业，还有我的工作，以后会怎样呢？整个华尔街几乎都无所事事，但是大多数公司并没有裁减雇员，只是将他们的工资降低了。我很庆幸自己没有丢掉饭碗，只是工资减少到了每星期10美元。
　　几个月后，有限的交易重新开始：交易价格不允许低于市场关闭前的价格。不久后，来自法国和英国的战争订单开始不断涌入，经济马上由低迷转向繁荣。股票的交易限制取消了，战时的股市繁荣开始了。这一突然转变陡然使我们人手紧缺，因为许多雇员都已辞职不干了。于是我也到各个部门去帮忙。在某些繁忙的日子里，我会帮助报价室的职员张贴股票报价单。在做这项工作时，我得系上一条很重的皮带；皮带上有七个袋子，每个袋子里依次分别装着1／8到7／8这些分数。在其他时候，我还要做电话接线员，或是帮助后面办公室里的职员干各种各样的活，甚至还要经常跑出去完成重要的证券交割任务。我的工资又升回到每周12美元。
　　一段时间后，我又回到债券部工作。不久，我便出去上门推销债券。这比推销照相优惠券或在衬衫前后挂着木板做广告可要舒服多了。债券推销商的上门服务似乎能使一般商人的虚荣心得到大大满足，因此尽管他们不买，他们也总是很有礼貌地对待我。
　　在某次上门推销中——这次推销与其他推销一样，没有任何成果——我的客户的客户进来打断了我的访问。我的客户指着我郑重其事地说：“请稍等片刻，齐尔契先生，我正与银行家谈话呢。”银行家！然而，事实上当时华尔街上的所有公司都自称为“银行家和经纪人公司”。我们的信头和支票上也都印着这些字样。我很喜欢这样一个故事：有位股票债券从业人员请油漆匠在他门上漆上“约翰·史密斯，经纪人”这几个字。他问油漆匠这需要花多少钱。油漆匠的回答是5美元，并说道如果愿意支付7美元的话，他可以漆成“约翰·史密斯，银行家兼经纪人”。史密斯立即回答道：“好的。谁不愿意花2美元就做个银行家？”（几年后，州法律再也不允许我们在办公用品上印“银行家”这几个字了。）
　　在开始的那几个月中，我同理查德·威尔斯塔特先生成了熟人。理查德是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场内经纪人，他在我们债券部租了一张办公桌。每天下午，当交易所休市后，他会回来在办公桌旁待上一段时间。很快，他就对我发生了兴趣。他是个坚定的独身主义者，有点近视，留着范·戴克式的大胡子，说话时有浓重的德国口音。事实上，他的兄弟是德国著名的化学家，获得过诺贝尔奖。不用说，在情感上他是坚定的同盟国支持者。有几次他带我到名流如织的“共和党人俱乐部”一起吃饭。有一次，冯·伯恩斯托夫大使试图就德国问题陈述己见，却没有获得太大的成功；另一次，日本大使向我们解释了日本为什么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的原因。而让我发生浓厚兴趣的是当时的纽约州州长，年轻瘦长的约翰·珀劳伊·米歇尔讲述了他如何击败塔马尼·霍尔的经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三年后我却成为他葬礼仪式上的一名仪仗队成员！
　　由于从事债券工作的缘故，我开始详细研究铁路公司的财务报告。同时我还刻苦研读这一方面的标准性教科书，劳伦斯·张伯伦的《债券投资原理》。这是本行文严肃的大部头著作。（我哪里想到将来有这么一天，我的教科书会在全国范围内取代它的地位。）在这些学习的基础上，我打算对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Mis…souri　Pacific　Railroad）的财务状况作些分析，该公司1914年6月份公布的年度报告表明：公司的经营状况很糟糕，财务风险很大，投资者不应该持有它的债券。当报告完成后，我将它交给自己的朋友威尔斯塔特，请他指教。他很欣赏这篇文章，所以又将它交给J·S·巴契公司（J．S．Bache　and　pany）的一位合伙人。这位合伙人告诉他，如果我有兴趣做这类工作，他们愿意将我招入巴契公司的统计部。那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宁愿做一名“统计员”——那时也叫证券分析员——也不愿做债券推销商。因此，我便过去和莫顿·斯特恩先生见面。
　　他后来成为巴契公司的重要合伙人。经过一番面谈后我们达成如下协议：他们支付给我18美元的周薪，而我的工作是替他们写报告和回答客户的咨询——当然，这必须先获得我所在公司的同意。
　　这真是太妙了！我确信NH＆L公司肯定会很乐意放我走的，因为在债券销售方面我没有为公司带来任何佣金收入，公司为我支付12美元的周薪实在是不值得。但当我轻松愉快地向萨缪尔·纽伯格先生提出此事时，情况与我预料的截然不同。我怎么能够如此不忠诚呢：在公司替我做了这么多事后却想要离开公司？其他公司怎能这样厚颜无耻，想挖走他们的雇员？——这是违背股票交易所的规定的！“但是我认为自己对公司没有价值。”“这要由我们而不是你来判断。”“但是我天生不适合作债券推销商；我敢肯定我做统计工作会更好些。”“这很好。我们的公司也该有个统计部了，你就待在那里吧。”“那好吧，纽伯格先生，如果你真希望我留下来，我当然会很乐意的。”“这很好——我们会讨论你的工资问题，呆会儿让你知道结果。”
　　公司开会后，他们决定将我的工资提升到每周15美元——考虑到他们以前在我身上所作的无回报的投资以及其他原因，我也不指望从公司拿到更多的钱。我很乐意地接受了他们的条件；特别让我高兴的是，我从此开始了证券分析员的生涯。几个月后生意兴隆起来，萨缪尔·纽伯格把我叫到跟前，他告诉我：我的工资已加到每星期18美元，因此我不必再感到待在公司里吃亏了。这样，我生涯中的巴契事件就此结束——除了几个月后发生的这件事：当我再次得到加薪时，萨缪尔·纽伯格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如果当时我真的离开了公司，他们就决定再也不从大学毕业生中招人！
　　过了一段时间后，我的良师益友威尔斯塔特搬走了，因此我们见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