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教父-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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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读大学的最后一个月中发生了一连串的大事。首先是哲学系系主任伍德布里奇教授邀请我到教师俱乐部共进午餐。他建议我留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工作。紧接着，霍克斯教授代表数学系向我发出了同样的邀请。令我惊讶的是，了不起的霍厄斯金教授也要我到办公室与他谈谈。他感到我能成为英语系的一名好老师，而且我会发现大学教师是个非常舒适的职业。尽管初始工资很低，提升很慢，但是大学里有无数其他东西让人感到心满意足。为了更好地说服我，他讲述了自己那段引人入胜的经历：开始时的讲师生涯，早期的婚姻状况以及随后的经济拮据。
　　不用多说，这么多的邀请自然既使我洋洋自得，又使我困惑不安。然而当我与校长凯佩尔谈论此事时，他建议我暂缓作出决定。他强烈地倾向于把优秀的大学毕业生送入商界，而不是将他们关在象牙塔里搞学术研究。或许他能为我指明方向。
　　几天后，当我们在校园里碰到时，凯佩尔告诉我：“昨天我打电话找你，但没有找到。真是太糟糕了。你错过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先生，是什么机会？”
　　“诺曼·安吉尔先生昨天在我办公室里——你该知道他的，他是《大幻觉》一书的作者。他今天早上从这里出发，到整个欧洲开展一次新的和平运动。他想找位年轻的助手，我推荐了你。但由于找不到你，他只好自己走了。”
　　我感到非常沮丧，因为我失去了一次与这位杰出的作家兼演说家结伴作不寻常旅行的机会。后来我却想：幸亏那个电话出了毛病。大约两个月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那时我和安吉尔可能正在英国。作为一名英国人，我有可能应召入伍，随即到比利时的佛兰德战场去冲锋陷阵。这对我的和平使命是个多大的讽刺啊！
　　我有个朋友名叫弗赖德·斯威德，他开了家规模很小的广告代理公司。他认为我能成为出色的广告撰稿人，所以建议我到他办公室来试一试，挣些微薄的薪水。既然我的学业已经结束，离毕业典礼又有段时间，所以我很高兴有这样一次机会。他的主要产品是“卡波娜”，一种很有名的不会燃烧的清洗液。我开始编撰一些广告语，并着手设计其他广告。我想，我的第一件作品是：“卡波娜——让一切污痕无影无踪。”在我写了类似的一些广告语后，我写出了经典之作——一首五行的打油诗——这首打油诗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位威诺纳姑娘，她从未听说过卡波娜。
　　她开始洗东西，却用了一罐苯①，现在她可怜的父母要为她的灾难而痛苦悲哀。
　　①苯：易燃易爆的化学品，这里用苯的易燃易爆性来衬托“卡波娜”的不可燃性。——译者当我将打油诗交给斯威德时，他兴奋异常——这种兴奋只有在广告人身上才能见到。他戴上帽子，冲向卡波娜公司的办公室。他要让公司总裁威恩斯坦先生看看我的大作。我忐忑不安地等着。半小时后他回来了——但神情沮丧。
　　“有什么不对劲吗，弗赖德？难道威恩斯坦先生不喜欢这首打油诗？”
　　“他非常喜欢，看了这诗后他差点笑得转不过气来。但他接着告诉我这诗不能用。”
　　“这是为什么？”
　　“他说，因为他们的整体广告策略是让人们对其他洗涤品的易燃性感到恐惧，从而促使人们购买卡波娜。这首打油诗使人们发笑，因此会抵消其他广告的效果。太糟糕了，本。我觉得这首诗非常好。”
　　我不知道威恩斯坦对这首打油诗的评价是否比斯威德的判断更确切。但我确实知道我非常沮丧，并准备找一个比广告撰稿人更可靠的工作。
　　我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数学奖学金的竞争，该奖金金额为每年150美元，这在当时并非小数目。我想那时有5名竞争者。科辛·罗在他毕业那年获得了该奖学金；出于某些原因，家里人认为我肯定也能像罗那样获得奖学金。他们如此肯定，我记得罗的哥哥甚至想用100美元的现金同我交换可能到手的奖学金。我告诉他，他高估了我的能力，或者是低估了我的竞争对手。（那年我们有一群真正的数学疯子。）事实证明我的朋友J·J·坦佐拉赢得了这笔钱——他废寝忘食地钻研数学，后来成了数学教授。我排名第二，对此我有点失望，但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在毕业典礼仪式上，我还得知我在第一项奖学金竞争中也排名第二——这项奖学金授予整个大学生涯中平均成绩最优秀的学生。我得到的唯一安慰是，我的名字很荣幸地出现在获奖者名字的下面。
　　尽管遭受了这些挫折，我还是很荣幸地被选入了费·贝塔·卡珀联谊会（Phi　Beta　Kappa）。这是个让人梦寐以求的荣誉，而且通过各种方式对我今后的生活起了很大的帮助。但我与另一项荣誉却擦肩而过，这是由于一些偶然因素或其他复杂原因造成的——对此我已习以为常了。数学系的老师似乎打算提名我加入西格玛·西联谊会（Sigma　Xi）——这是技术领域（主要是工程领域）受人尊敬的团体，就如人文科学领域的费·贝塔·卡珀联谊会①一样。如有老师的提名，我的入会是不成问题的。但他们不知道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时间已经够长，马上就要毕业了，因此他们把我的提名推迟到了第二年。但这已经太晚了，因为章程不允许学生毕业后再当选该学会会员（我是后来从霍克斯教授那里得知这一纰漏的）。
　　毕业典礼前夕，校长凯佩尔又把我叫到办公室。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一名会员由于儿子功课实在太差而来见凯佩尔，并在交谈中要他推荐一名最优秀的学生去做债券推销商。凯佩尔把我介绍给了这位纽伯格先生，还着实把我夸了一番。凯佩尔认为华尔街给大学毕业生提供了广阔天地，我应该认真考虑这次机会，而不应该留在大学里教书。我答应去会见纽伯格先生，见面时间定在次日下午3点15分，到时他会从交易所赶来与我面谈。这家公司的名称是纽伯格…亨德森和罗勃公司（NH＆L公司），公司地址在百老汇街100号。
　　①这两个团体均是美国全国性荣誉协会，会员是学习特别优秀的美国大专院校学生。——译者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我早早地赶到那里，在三一教堂的大钟前面徘徊着，等待着指针指向3点10分。然后我穿过马路，走进美国证券大厦底楼狭窄的过道。我被带入萨缪尔·纽伯格先生的办公室。我看到一位相貌堂堂、身体肥胖、满头白发的男人。虽然他实际上只有50岁多一点，但我觉得他已经很老了。寒暄一番之后，他把我引荐给他的弟弟阿尔弗雷德·H·纽伯格先生（A·N先生），真正的面试便开始了。
　　阿尔弗雷德·纽伯格先生（我很快就发现实际上他是公司首脑和灵魂）与他哥哥一样高大、英俊，但头发不是白色而是灰色。他讲话时充满激情和权威。他问我有关经济学的学习情况，我只好承认根本没学过——主要是因为我在美国捷运公司上班。然而使他满意的是，我还是知道股票与债券之间的区别。他说尽管我缺乏专业训练，但既然凯佩尔校长推荐我，他就收下了我。他又问我的一般经济状况怎么样？我回答说，我的经济状况很差，我必须依靠工资养活自己。“那么，”他说，“通常我们给年轻人的初始工资为每星期10美元；但考虑到你的需要，我们给你加一点，每星期12美元。你应该明白，你必须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通过销售债券与我们一起赚大钱。”他说，华尔街给正直诚实的人提供了无限机会。我只是从人们的传说和小说中了解到华尔街是个充满奇迹、激动人心的地方。我急着撩开它的神秘面纱，急着领略它的惊涛骇浪。于是我接受了这些条件，并同意从下星期起开始上班。当我起身准备离开时，阿尔弗雷德·纽伯格先生用他那长长的手指指着我，像个部长似地严肃地说：“年轻人，给你一个最后的忠告：如果你投机的话，你会赔钱的。永远记住这一点。”随着这句类似禁令的话，面试结束，“交易”完成，我的终生职业就此一锤定音。
　　我们的安排是这样的：我先在内勤办公室待上几个星期，跑跑腿、帮帮忙，从最基本的东西开始学习业务。随后我将到债券部学习如何销售债券。那时的华尔街不像今天这般运转流畅，大量买单和卖单需要交换（配对）、大量的证券需要交割，大量的支票需要检验，以及大量类似的邮差活需要完成。我首先在交割部工作，然后转到委托部，后来又转到了簿记部；在这些地方我学到了许多东西。
　　在我做跑腿员的第一个星期，出纳员给我一张支票，让我到国民花旗银行（National　City　Bank）去验证真伪。“你知道花旗银行的地址吧？”我看到了支票上的地址——华尔街55号——所以我回答“当然知道”便出了门。过了华尔街49号后，我到了一幢富丽堂皇的大厦，显然这就是我要找的银行。但为了确定起见，我开始在墙上找名字和地址。我围着这幢四方形大厦转了两圈也没找到名字和地址，于是我决定放弃努力，还是问问路人。当然，这就是国民花旗银行；他们认为自己名声这么响，根本不需要在大门口挂上门牌。
　　对于当时金融业中处理大资金时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我深感震惊。当支票检验完毕并准备归还时，窗口的职员会大叫一声“纽伯格”或“康特德”或其他公司的名字。跑腿员马上走近窗口，说：“纽伯格的支票。”然后一张可能价值50万美元的纸头便交给了他，也不需要来人提供任何身份证明。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对股票票证的草率处理。当我正准备离开电梯给客户送股票票证时，另一名跑腿员会跑过来对我说：“你是去萨托利斯公司吧？”“是的。”“那就请你帮我把这些股票捎给他们，多谢了！”接着他便把一捆股票票证塞到我手中，转身便跑开了。然而奇怪的是，尽管这些做法看上去很荒唐，但在支票和证券处理中却很少发生差错。但是我能理解，今天的交割方法同我那时相比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尽管在经纪业中人们处理大资金时漫不经心，但我惊奇地发现那些富人竟这样吝啬小气。有时当我走进阿尔弗雷德·纽伯格先生的办公室时，我会发现他正在往外寄支票以支付个人帐单。他用已经贴好邮票、印好地址的信封来寄这些支票，这些信封是他代理其他公司开年会时拿到的。阿尔弗雷德·纽伯格把印好的地址划掉，写上新地址，这样就节约了2美分的邮资。他很满意地评价道，浪费信封和邮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样一个大富翁所表现出来的吝啬实在让我震惊，让我伤心，特别是我一直对阿尔弗雷德·纽伯格的智慧与决断佩服得五体投地。我问自己：“这样一个每天给银行开百万支票的大人物怎么会为了节约2美分的邮票而投机取巧呢？”我做这种事还情有可原，因为每分每厘对我都很重要。不过当时我非常小心，没让任何人知道我的想法。
　　现在距这些事情发生的年代已近半个世纪了。经过几次严重挫折后，我积蓄了不少财富——事实上远远超过了华尔街的雇主们。随着时光的流逝，我越来越理解富人对待钱财的心理。涉及这个问题的文章寥寥无几。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我们对钱的态度是在早期生活中形成的，天生的性格，生存的条件以及某些关键性经历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除非各种经济因素限制大把大把地花钱，一个出生于奢侈浪费之家的人很可能将奢侈之风继承延续下来。如果这样的人由贫变富，他很快就会甩掉先前约束他的枷锁，成为一个真正花钱无度的家伙。他从不担心自己的财富会耗尽。
　　然而，大多数孩子并非天生就有节俭或奢侈的本性。他们的态度及他们将来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早期的环境所决定的。即使他们的家庭很富裕，父母还是能够通过言传身教以及惩罚等手段使他们变得勤俭节约，甚至是小气吝啬。作为年轻人，他们在处理小金额的钱财（特别是每星期的零花钱）时，就养成了这些习惯。当他们后来继承大笔财富时，他们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们往往对小事情过于斤斤计较，而对大事情则显得粗心大意、慷慨大方甚至是挥霍无度。那些生于富贵之家、在奢侈环境中长大的人，当然会很轻易地继承花钱时的潇洒气概，因为只有这样才与他们的环境相称。
　　区分以下三种人是很有用的：第一，真正的吝啬鬼；第二，狂热的讨价还价者；第三，由于条件所迫而形成的小气。真正的吝啬鬼永远都是贪婪无度——他有积累（不必要的）财富的本能冲动；而且他神经质似的反对任何花费。第二种人中包括了许多成功的商人，由于受习惯的推动，他们不可理喻地不停努力工作、不停赚钱。他们往往将生意场上“价格要找最好的”、“砍价要狠心”这些原则应用到个人支出上。这些人实际上根本不是小气鬼，因为他们崇尚高消费，他们从拥有劳斯莱斯轿车、拥有大游艇或拥有名贵珠宝中获得胜利的快感。但他们的劳斯莱斯轿车是打折买来的。
　　然而第三种富人最有意思，因为他们性格非常复杂，身上充满了令人困惑不解的矛盾。这些人或是出身寒门，或是在早期生活中体验过贫困的滋味——就像我一样。生活的拮据曾经迫使他们数着分币过日子。（我仍记得当时我有一只小圆筒，这只筒曾是用来装范霍登牌巧克力的。筒口刚好能让我的分币装进去，我经常要数一数有多少分币，看看我有多少财富。）在以后的人生中，这些根深蒂固的习惯进入潜意识中，它们影响着他们的生活，使他们做出种种不合情理、令人羞愧的行为。但这种行为总是围绕在小数目金额上，与大的开支或礼品却毫不相关。他们孩提时能支配的金额大多在1美元以下，最多不超过几个美元。上百美元甚至是上千美元对这些孩子来说都是天文数字，因此他们没有养成如何处理这种大金额的习惯。
　　因此，一个典型的经历过贫困童年的富翁（就像我一样），他的消费行为显得反复无常、荒唐可笑。对于大金额的支出，他会随随便便，甚至显得有些铺张浪费；而对于小金额的支出，他则不得不与自己根深蒂固的吝啬性作斗争。以我本人来说，我的吝啬行为受到两种不同力量的反抗。首先，我完全清楚自己存在的问题，并决心以我的智慧和意志力尽可能地解决它。其次，我对他人对我行为的反应是非常敏感的——至少在日常生活中确是如此。我不知道这种性格总的来说是好还是坏。但从节约小钱这个角度去考虑，它的效果很不错。如果我认为有人正在注视着我，我是绝对羞于露出自己的吝啬本性的。
　　当只有我一个人时，我便放纵自己，让那些孩提时养成的吝啬习惯通通暴露出来。即使在这些时候，我还要为自己的行为找个很好的借口。例如在纽约，当我与他人一起走时，我都是叫出租车的；而只有我一个人时，我宁愿去乘地铁。对此我有两个常备的理由：第一，街道太拥挤了，乘地铁比乘出租车要快得多；第二个理由是，在地铁中我可以读读报纸，而在出租车中却不能读报。然而信不信由你，我会忍住不去买报纸，心里对自己说：拿张报纸到处走实在毫无意义。或许我不愿意花小钱的习惯正是我从不抽烟喝酒的原因所在。
　　同所有的华尔街新手一样，我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