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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巴金-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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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一九六五年第四季度我从河内回来，出国三个多月，对国内的某些情况已经有点生疏，不久给找去参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学习会，感到莫名其妙。为什么姚文元一篇文章要大家长期学习呢？我每个星期六下午去文艺会堂学习一次，出席人多，有人抢先发言，轮不到我开口。过了两三个星期，我就看出来，我们都在网里，不过网相当大，我们在网中还有活动余地，是不是要一网打尽，当时还不能肯定。自己有时也在打主意从网里逃出去，但更多的时间里我却这样地安慰自己：“听天安命吧，即使是孙悟空，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回想起那些日子，那些学习会，我今天还感到不寒而栗。我明明觉得罩在我四周的网越收越小、越紧，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厉害。一方面想到即将来临的灾难，一方面又存着幸免的心思，外表装得十分平静，好像自己没有问题，实际上内心空虚，甚至惶恐。背着人时我坐立不安，后悔不该写出那么多的作品，惟恐连累家里的人。我终于在会上主动地检查了一九六二年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的发言的错误。我还说我愿意烧掉我的全部作品。这样讲过之后比较安心了，以为自己承认了错误，或者可以“过关”。谁知这次真是一网打尽，在劫难逃。姚文元抡起他所谓的“金棍子”打下来。我出席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送走外宾后，参加作家协会的学习会，几张大字报就定了我的罪，没有什么根据就抄了我的家。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到我家里来对我训话。可笑的是我竟相信自己犯了滔天大罪，而且恭恭顺顺地当众自报罪行；可笑的是我也认为人权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牛鬼蛇神”没有资格享受它。但当时度日如年，哪有笑的心思？在那段时间里，我常常失眠，做怪梦，游地狱；在“牛棚”里走路不敢抬头，整天忍气吞声，痛骂自己。
十年中间情况有一些变化，我的生活状况也有变化。一反一复，时松时紧。但学习、批判会却是不会少的。还有所谓“游斗”，好些人享受过这种特殊待遇，我也是其中之一。当时只要得到我们单位的同意，别的单位都可以把我带去开会批斗。我起初很害怕给揪到新的单位去、颈项下面挂着牌子接受批判，我不愿意在生人面前出洋相。但是开了一次会，我听见的全是空话和假话，我的胆子自然而然地大了起来，我明白连讲话的人也不相信他们自己的话，何况听众？以后我也就不害怕了。用开会的形式推广空话、假话，不可能把什么人搞臭，只是扩大空话、假话的市场，鼓励人们互相欺骗。好像有个西方的什么宣传家说过：假话讲了多少次就成了真话。根据我国古代的传说，“曾参杀人”，听见第三个人来报信，连他母亲也相信了谣言。有人随意编造谎言，流传出去，后来传到自己耳边，他居然信以为真。
三论讲真话（2）
我不想多提十年的浩劫，但是在那段黑暗的时期中我们染上了不少的坏习惯，“不讲真话”就是其中之一。在当时谁敢说这是“坏习惯”？！人们理直气壮地打着“维护真理”的招牌贩卖谎言。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觉：在街上，在单位里，在会场内，人们全戴着假面具，我也一样。
到“四人帮”下台以后，我实在憋不住了，在《随想》中我大喊：
“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
我喊过了，我写过了两篇论“说真话”的文章。朋友们都鼓励我“说真话”。只有在这之后我才看出来：说真话并不容易，不说假话更加困难。我常常为此感到苦恼。有位朋友是有名的杂文家，他来信说：
对于自己过去信以为真的假话，我是不愿认账的，我劝你也不必为此折磨自己。至于有些违心之论，自己写时也很难过我在回想，只怪我自己当时没有勇气，应当自劾。今后谁能保证自己不再写这类文章呢？我却不敢开支票。
我没有得到同意就引用他信里的话，应当请求原谅。但是我要说像他那样坦率地解剖自己，很值得我学习。我也一样，“当时没有勇气”，是不是今后就会有勇气呢？他坦白地说：“不敢开支票。”难道我就开得出支票吗？难道说了这样的老实话，就可以不折磨自己吗？我办不到，我想他也办不到。
任何事情都有始有终。混也好，拖也好，挨也好，总有结束的时候；说空话也好，说假话也好，也总有收场的一天。那么就由自己做起吧。折磨就是折磨嘛，对自己要求严格点，总不会有害处。我想起了吴天湘的一幅手迹。吴天湘是谌容小说中某个外国文学研究室的主任、一个改正的右派，他是惟一的在会上讲真话的人。他在发言的前夕，在一张宣纸上为自己写下两句座右铭：
愿听逆耳之言，
不作违心之论。
这是极普通的老话。拿它们作为我们奋斗的目标，会不会要求过高呢？我相信那位写杂文的老友会回答我：“不高，不高。”
《真真假假》是《人到中年》作者的另一部好作品。她有说真话的勇气。在小说中我看到好些熟人，也看到了我自己。读完小说，我不能不掩卷深思。但是我思考的不是作品，不是文学，而是生活。我在想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想来想去，总离不开上面那两句座右铭。
难道我就开得出支票？我真想和杂文家打一次赌。
三月十二日
《靳以选集》序（1）
洁思编辑她父亲的多卷本选集，要我为这个集子写序，我没有答应。作为靳以的老友，看见他的多卷本集子终于编成，即将问世，我是高兴的。能在这方面尽一点力，那也是我的本分。我不想写序，只是因为我不曾具备写序的条件。要是严肃地对待工作，我认为对写序的要求应当严格，更严格。柯灵同志为《李健吾剧作选》写的序文是一个榜样。我指的是他的写作态度。他在医院中养病，为了写这篇序文托人到处借书，花了两个多月的工夫，几乎把健吾的话剧创作全读了。
我很想学习柯灵。倘使在十年以前，我还有可能将《靳以选集》中的作品全部重读一遍，但是现在我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了，过去保留的印象又逐渐模糊，我不能信口开河，也不便宽待自己，所以我两次婉辞，因为我写不出像柯灵写的那样的序文。
时间跑得意外地快。我的健康也以同样的速度坏下去。但是洁思的编辑工作完成了，她似乎因为没有人为《选集》写序感到苦恼，也可能因为我不肯答应感到失望。我鼓励洁思自己动笔写一篇编者的序言。她熟读了《选集》中的每篇作品，一定有许多话要说，她又是她父亲最疼爱的孩子，把她的真挚、朴素的感情写出来，就能打动读者的心。可是她谦虚，不肯写。而我，我知道她一家人为了靳以的多卷集的出版奋斗了二十多年，我也不愿意看见这个集子冷冷清清地同读者见面。沉默使我痛苦，即使我手里只有一管毫无技巧的笔，即使我写字相当困难，我也要一字一字地写下我此时此地的思想感情。
我和靳以是从两条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的，他是大学生，我没有上过大学。我发表作品比他早一两年。我认识他的时候，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某一期上同时发表了我们两人的短篇小说，后来我去北平，住到文学季刊社，和他（还有振铎）一起编辑《文学季刊》，他同我就相熟了。我常常想起一九三四年上半年在北平的生活，当时我们都住在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北屋，每人一个小房间，中间有一间大的办公室，靳以和我坐在一张大写字台的两面，我们看校样，看稿件，也写信，写文章。他的写作态度十分认真。他不像我拿起笔就写，他总是想好了以后才动笔，他有时也对我讲述小说的故事情节，讲得非常动人。他并不花费工夫斟酌字句，我很少见他停笔苦思。他的作品我读过不少，但时间久了，记忆力衰退，即使是从前喜爱的篇章也逐渐消失在遗忘中，只有像《别人的故事》、《生存》一类的短篇长久地印在我的心上。我想起他，眼前就出现他伏案写作的形象。我不知道我的印象对不对，我认为他是一个人道主义的艺术家，有一颗富于同情的心。
将来会有人研究他的创作的道路。他的作品可以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旧中国。它们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新的读者。作品放在面前，读者们会作出自己的判断，用不着我在这里饶舌。我只说我想说的话。我在北平的那个时期和靳以到上海编辑《文季月刊》与《文丛》的时期，我们在一起真是无话不谈，而且谈得投机。以后我们从内地回到上海，一直到一九五九年十月他最后一次住进医院都是这样。当然，我们之间也有过分歧，但是难得发生争执。他对我的作品不一定全满意，不过也少发表尖锐的批评。我对他的《青的花》一类的作品也有意见，但后来我多知道一些他的事情，多了解他过去的创伤，我就无话可说了。他走上文学道路是付出了高昂代价的。在当时写小说并不受人尊重，他的初恋遭到失败，就因为他不肯放弃文学的事业。
他不仅终生坚持写作，而且从一九三四年开始又搞起了文学期刊的编辑工作，从《文学季刊》、《文季月刊》、《文丛》、《现代文艺》、《小说月报》（与周而复同志合编）一直到《收获》（中间还有些日报的文学副刊），他付出了多少辛勤的劳动。最后在医院病室里他还在审阅《收获》的稿件。我们两人对文稿的看法不一定相同，但是多年来我看见他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地埋头工作，把一本一本的期刊送到读者面前，我深受感动。我做编辑工作就远不如他，我做得很草率，他是我所见过的一位最好的编辑，要是他能活着编选自己的集子，那有多好！不过洁思理解她父亲，她做这工作也很认真负责，而且注入了深的感情，她不会使她父亲的读者失望。
靳以刚刚活了五十岁。最后十年他写得不多。他很谦虚，在五十年代他就否定了自己过去的作品。我还记得有一次，不是一九五五年就是五六年，我们在北京开会，同住一个房间，晚上我拿出《寒夜》横排本校样在灯下校改，他看见了就批评我：“你为什么还要重印这种书？”我当时还不够谦虚，因此也只是笑笑，仍旧埋头看校样。后来《寒夜》还是照常出版。但是，两三年、四五年以后我自己也感到后悔，终于彻底否定了它。
否定肯定，一反一复，作家的思想也在变化。靳以离开我们二十三年，我无法知道他现在对自己作品的看法，但是我可以说出我今天的意见。作家有权否定自己的作品，读者也有权肯定作家自己否定的作品，因为作品发表以后就不再属于作家个人。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人民的精神财富。凡是忠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作品，凡是鼓励人积极地对待生活的或者给人以高尚情操的，或者使人感觉到自己和同胞间的密切联系的作品，凡是使人热爱祖国和人民、热爱真理和正义的作品都会长久存在下去。靳以的作品，至少他的一部分作品，也不会是例外。
《靳以选集》序（2）
三月二十二日
怀念满涛同志（1）
有一位朋友（他是搞文艺评论的）读了我的《探索集》，写信来说：“我觉得你律己似嫌过于严格，当时有当时的历史条件，有些事不是个人可以负责的。”
他的话里还有可以商量的地方。首先，我对自己并无严格要求，倘使要求严格，我早就活不下去了，因此我总是事后拿悔恨折磨自己。说到责任的问题，我想要是我们能够丢开“明哲保身”的古训，用认真负责的态度待人处世，那么有些事可能就不会发生，有些事就可能改换一个面目。
我想起了一件事，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张满涛同志。
我和满涛同志间并无私交。关于他的事情我知道很少。一九四○年我在上海写《秋》兼管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编辑工作，在我编的一种丛书里收了一部满涛的译稿，就是契诃夫的四幕剧《樱桃园》，它是李健吾兄介绍来的，我只知译者懂俄语，喜欢契诃夫，所以译得好。一直到解放以后我才看见满涛同志，见面的次数不多，大都是在学习会上，偶尔也在戏园里，见面后我们只是点头握手，至多也不过寒暄几句。
一九五五年发表的关于胡风问题的第二批材料中出现了给满涛信里的几句话，讲到什么“组织原则”，我也搞不清楚，但不免为他担心。不过出乎我的意外，他好像并未吃到多少苦头，过一个时期又出头露面，仍然是市政协委员，他译的书也还在出版。他喜欢看川戏，川剧团来上海演出，我总有机会在剧场里遇见他。
于是来了所谓的“十年浩劫”。我后来给朋友写信说：“十年只是一瞬间。”其实那十年的岁月真长啊。这之间我听到不少关于熟人们的小道消息。我也曾想到满涛，后来我听说他在干校做翻译工作，再后又听说他身体不好，同时我看到了他和别人一起译成的小说。人们说他工作积极。
一九七五年秋天作协上海分会给“四人帮”的爪牙彻底砸烂，我被“分配”到上海人民出版社专搞翻译的××室，不管我本人是否愿意，而且仍旧是“控制使用”，这正是对我这个不承认“人权”的人的惩罚。我借口身体不好，一个星期只去两个半天参加政治学习。头一次去参加传达什么文件的全体会议，走进弄堂不久看见了满涛，他也发现了我，很高兴，就到我身边来，表示欢迎，边走边谈，有说有笑，而且学着讲四川话，对我很亲切。这样的遇见或谈话我们之间有过几次。我初到××室，很少熟人，满涛的笑语的确给我带来一些温暖。我听人说，他身体不好，有一次昏倒在人行道上；又听说他工作积极，总是争取多做。我便劝他注意身体。他笑笑，说，“不要紧”。
又过了一些时候，时间我记不准确了，大约是一九七六年七八月吧，总之是在“四人帮”活动猖獗的时期，一天上午我在××室四楼学习，开始时学习组长讲了几件事情，其中的一件是关于满涛的。据说满涛原来给定为“胡风分子”，应当接受监督劳动，当时由于疏忽没有照办，但是二十年来他表现很好，因此也就不必监督劳动了。不过据某某机关说这项“反革命”帽子是张春桥领导的十人小组给戴上的，不能变动，应当拿他当反革命分子看待，剥夺他的政治权利，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一下子发愣了。哪里会有这种道理？二十年很好的表现换来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就只因为当初给张春桥领导的小组定成“胡风分子”。我又想：满涛怎么受得了？！然而没有人出来发表意见。我那时还是一个不戴帽的“反革命”，虽然已经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在学习会上心惊肉跳，坐立不安，只想如何保全自己，不敢讲一句真话。而且我知道我们的学习组长的想法不会跟我的相差多远，即使是他，他也不敢公开怀疑某某机关的解释。
这以后我就没有再看见满涛，只有一次学习结束我下楼，在楼梯口遇见他，我想打个招呼，他埋着头走开了。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忽然要宣布他是“反革命分子”，又无法向人打听。后来我无意间听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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