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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幕后故事 作者:刘澍-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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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王为一在历尽战乱和人生磨难的双重炼狱之后，更加以饱满的创作激情投入到自己用生命换来的话剧和电影艺术事业，他加入到由中共地下党直接领导的“左翼”昆仑影业公司。
1947年，著名导演史东山编导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正是以王为一等参加的演出队远行跋涉的那段艰苦生活为蓝本进行创作拍摄的故事片。影片由著名演员白杨、陶金主演，王为一自身曾经经历过这段往事，他再度被恩师定为该片副导演。
1948年，王为一与患难挚友徐韬联合执导了由欧阳予倩编剧，吴蔚云摄影，赵丹、王人美、凤子、苏绘主演的《关不住的春光》，影片描写了一个知识女性由错误的婚姻造成的人生痛苦，最终坚强地认识自我并与丈夫毅然决裂的故事。这也是王为一、徐韬、赵丹三个患难与共的好友唯一的一部银幕合作。王为一在“昆仑影业公司”又参加了两部进步影片《希望在人间》和《丽人行》的拍摄。王为一在这两部都是描写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寇斗争事迹的影片中，扮演了凶神恶煞的日本头目的反派角色，这对亲身经历抗战、无比憎恨日本侵略者的王为一来说，又是一次阶级感情与出演角色极大反差的挑战。
1948年下半年，人民解放战争的局势开始了大转折，根据当时战事的转机，电影战线将大批撤离上海，南下香港。阳翰笙、蔡楚生、欧阳予倩、于伶、史东山、张骏祥、白杨、柯灵、舒绣文、王为一等都先后到达香港，会同原来在香港倾向进步的电影工作者一起，开展了香港的进步电影运动，为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在电影艺术事业上做出贡献。
1949年夏，“南国”影业公司完成了两部粤语片：《珠江泪》、《羊城恨史》和一部国语片《冬去春来》。王为一首次独立执导的《珠江泪》，由广东著名剧作家陈残云编剧，这部影片从拍摄到公映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时事环境非常适时。影片在创作过程中，曾得到著名电影导演蔡楚生的许多帮助，同年10月中旬，广州解放，摄制组即赶到广州，在许多地方进行了实景拍摄。影片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的广东珠江岸边的一个农村，一对农民夫妻在苦难岁月里的离合悲欢，这是一部以解放前夕国民党统治区经济矛盾和尖锐斗争为内容的影片，通过农民在地主迫害之下的种种不幸，反映了广大人民渴望解放的迫切要求。影片现实主义的风格，再加上环境气氛的出色渲染，那广州特有的横街、窄巷、狮鼓、小食担、沿途卖唱的盲女、珠江河面上的帆影、海珠桥旁的人流、还有码头上停泊的航船，都是那样的富有南国风情和广州特色。《珠江泪》的艺术成就，奠定了王为一以“南国特色”见长的导演风格的基础。
粤语片通过大获成功的《珠江泪》之后，接着，又有以撰写小说《虾球传》而闻名的广东著名剧作家黄谷柳编剧的《羊城恨史》、秦剑也编导兼一拍摄了《满江红》。这几部进步的、且有一定艺术成就的粤语片与一大批较为优秀的国语片的出现，使以往良莠不齐、质量低下的香港影片，得以有明显的起色和改观，这一积极的推动作用，使香港电影事业更好地朝着正确、健康、高水平、艺术化的轨道上前进和发展起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珠江泪》的现实主义表现风格和浓郁的南国风情，为当年的香港电影增添了一笔浓彩重抹的亮色。
《珠江泪》之后，香港电影界同仁成立了一个合作社性质的“五十年代影业公司”，王为一执导拍摄了一部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活和爱情的故事影片《火凤凰》，该片由著名演员刘琼、舒适、李丽华主演。
1949年全国解放（除西藏和台湾之外）后，王为一奉命来到广州。1951年初，参加由广东文联牵头，广东军区文化局、广东省财委等单位联合筹建的广州电影制片厂的先期工作。因中央方面考虑到综合因素，下达不要地方办厂的通知，筹建工作在历时一年后中止。随后，王为一被调往刚成立不久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在那里拍摄了新闻纪录片《齐白石》、《八一运动会》等。在1953年被借调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拍摄了根据上海儿童艺术剧院演出的舞台剧改编的儿童故事片《青春的园地》。
1954年，王为一率摄制组深入云南拍摄了新中国第一部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爱情及军民联合剿匪的故事片《山间铃响马帮来》，这部由著名剧作家白桦在昆明军区创作的第一个电影剧本，由王为一搬上了银幕，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普遍赞誉。这部影片不但集神奇美丽的自然景色与当地民俗风情于一体，使观众感到犹如山野新鲜的晨风一样清爽，沁人心脾，而且还将云南苗族年轻人的爱情、生活以及他们在剿匪战斗中的成长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影片的风格样式又采用了反特片种的曲折、惊险、紧凑的情节处理，既积极响应和符合当时中央大力宣传的民族政策，又以“传统电影”的表现形式使思想化，艺术性得到较为和谐的统一，再加上著名演员于洋、孙景路、冯奇、刘琼、仲星火、方化、程之的联合出演，使得这部影片成为新中国电影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时间到了1958年，全国正轰轰烈烈地开展“大跃进”运动，上影厂更是在当时极左思潮的泛滥下，竞争拍片，短短两三年就推出了几十部反映“大跃进”中大干快上、新人新事的“艺术性纪录片”。而此时一贯注重艺术风格和影片质量的王为一却没有被其左右，他既没有紧跟风潮，也没有停滞落伍，而是反其道而行，先后在上影天马厂拍摄了两部革命斗争题材的故事影片：《椰林曲》和《铁窗烈火》。
王为一在“大跃进”年代所执导的这两部影片，虽不是迎合形势的当代作品，却又都是提倡革命斗争题材，而且在当时抢速度、争数量，赶时间而忽视艺术质量、严重违背艺术创作规律的众多平庸影片之中，如同鹤立鸡群。这无疑表露出王为一稳健扎实的工作作风和精湛的才华。
风浪前行《南海潮》起
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全国各地为迎合所谓的大好形势，为表功呈绩而在各省纷纷成立电影制片厂。广州也重建了“珠江电影制片厂”，经过两年多的筹建，终于在1959年庆祝国庆十周年前夕，拍摄出第一部儿童故事片《渔岛之子》，次年又完成了两部故事片《新队员》、《慧眼丹心》的拍摄。
王为一因《珠江泪》的“南国特色”，在60年代初，又被调往珠影，与他一同调入珠影的卢珏及斯蒙、徐严4人一起，联合导演了这部再现了广东英德马口造纸厂失火，当地民警和军民奋力抢救国家财产的、在当时很流行的艺术性纪录片《英雄诗篇》。
《英雄诗篇》是当时4位导演每人分段分场各拍摄一段，突击加班、争分夺秒赶拍完成，因其为政治任务，导演风格并不统一。该片特邀广州军区话剧团的李长华、广东省话剧团的张铮和珠影厂的红冰参加演出。由于受其大形势、大环境、大方向的直接影响，特别是“左”倾思想和路线的严重干扰，影片中的英雄群像虽为真人真事，但却没有敢进一步的从人物性格的深层进行细化，故银幕上的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公式化、概念化的痕迹很重，其形象的单薄，既无“诗意”也不“成篇”。
1962年，“大跃进”运动带来的种种弊端和随之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对人类进行无情的惩罚，使中央较为清晰的意识到极“左”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并由此造成巨大的、不可挽回的灾难。故在文艺战线上也开始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全国许多省区成立的地方电影厂或下马、或合并，而珠江电影制片厂因地处华南五省这一特殊而重要的地理位置所致，又有拍摄故事片的成绩，与武汉电影制片厂进行合并后，得以继续保留。蔡楚生联合王为一又开拍了描写解放前广东渔民反抗压迫，敢于斗争的故事影片《南海潮》。
如果说《珠江泪》、《椰林曲》、《南海潮》这“三部曲”已经为王为一树立起了“南国片”标志的一项品牌的话，那么，接下一部的第四部“南国片”，则是他的另一部把“南国片”推向崭新高峰的代表作之一——讽刺喜剧片《七十二家房客》。
提起故事影片《七十二家房客》，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那一组组滑稽可笑的场面，那一幕幕诙谐幽默的剧情，这部1963年由珠影厂拍摄的粤语方言故事片，与长影的苏州方言故事片《满意不满意》、八一厂的四川方言故事片《抓壮丁》一起，为人津津称道。
《七十二家房客》，是由珠江电影制片厂和香港鸿图影业公司联合摄制的粤语故事喜剧片，以地方方言打破区域性的局限，而在全国、东南亚一带以及海外华人区放映后，好评如潮，且间隔多年放映至今不衰，不能不说是创造了又一个影坛神话和奇迹。这部由王为一导演的经典喜剧还真的有一段津津乐道的趣事：
《七十二家房客》中的广州居民、广州方言，还有围绕故事的各类人物，都是那么的典型、地道、正宗，殊不知这出戏却是从上海地方戏中移植改编而来的。这出戏本是上海大公滑稽剧团来广州演出的保留剧目，由于当时广东文化部门想拍出一部拿到海外华人区放映的富有广东地方特色的影片的设想和计划由来已久，这部《七十二家房客》无论从喜剧特点、人物造型，还是从故事情节，都非常符合上级的要求，且较为适合改编成广州地方特色的故事影片，故在几部候选剧目中，《七十二家房客》首当其冲。
随后，由广东侨委与上海大公滑稽剧团协商，为保留该团的演出权，由珠影改编拍摄的这部用粤语方言对白的故事片，只能在两广地区和香港及海外发行放映，内地不得公映。黄谷柳、王为一将杨华生、笑嘻嘻、张樵侬、沈一乐的原作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大手笔修改，并深入剧情增加了伪公安局长这一角色，把这一人物从幕后转到台前，将代号“369”的伪警察这一反派主角，改为依靠伪公安局长和地方恶势力的一个帮凶，将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黑暗的社会现实，更加曲折化、复杂化，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样的改编，事实证明是成功的，且具有醒世的教育意义。此外，在通过八姑、炳根这对房东夫妇欲撵走七十二家房客，与恶势力狼狈为奸拟开五毒俱全的“逍遥宫”的经过，以笑料迭出的喜剧噱头，巧妙有趣的戏剧化处理，从而深化主题，寓教于乐，最后，把众房客团结一致，与两夫妇及恶势力斗智斗勇、挫败阴谋的结局呈现在观众面前，达到了喜剧风格与主题思想的完美结合。片头字幕的演职员表一一列出，也是别出心裁的用一大幅长卷的广州市井风情速写画，来映衬展开，由此足以可见编导的匠心所在。
该片由香港鸿图公司投资拍摄，珠影厂投入了大量的主创人员，珠联璧合而成。影片拍竣之后，投放两广地区和香港、特别是在海外市场放映，果然大受广大观众的青睐，尤其是海外华侨更是赞不绝口，称之为“雅俗共赏的喜剧先河”，同时也为捉襟见肘的珠影，既赢得了满载的声誉，又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文革”前夕，这部影片被定为“大毒草”，作为“反面教材”在批判大会上放映，但影片浓厚的喜剧色彩，却时时引发观看的人们情不自禁地发出的开怀大笑，名为“批判”的影片，反而起到意想不到、始料不及的“逆反效果”。由于该片内容健康，无毒可批，因而取消了批判大会。文革后，中央电影局成立了影片复审小组，为一大批被打成“毒草”的影片平反。《七十二家房客》也被认为是部优秀的喜剧片，可惜是粤语片，于是通知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出资，请珠影原片导演王为一负责译制成国语版，在全国公开发行，所以，全国各地的广大观众，才能有幸真正观看得到这部由文觉非、谭玉贞、陈天纵等粤剧演员和束夷、红冰、傅伯棠等珠影演员联合出演的这部讽刺喜剧片。
正是由于这部《七十二家房客》的深远影响，香港在60年代中后期，也步其后尘地拍摄了根据这部影片改编的同名故事片；多年以后，同样是根据同名故事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又以另外一种艺术表现形式，用心良苦地延续了这部经典故事影片的艺术生命。所以，《七十二家房客》既是王为一“南国特色”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他拓展喜剧风格领域的成功开篇。
“南国片”的风起云涌，一时间形成风潮，王为一所执导的《珠江泪》、《椰林曲》、《南海潮》、《七十二家房客》等一系列的“南国片”，连同影界公认的“三大反特片”《羊城暗哨》、《跟踪追击》、《秘密图纸》这同样也与正宗“南国特色”的影片一起，在新中国17年的影坛上，形成了一道绚丽夺目的风景线。
1965年，王为一在导演了湖南花鼓戏的两部戏曲短片《打铜锣》和《补锅》之后的第二年，“文革”的暴风骤雨就铺天盖地的无情而来。珠影在“文革”的风暴中艰难漂泊，王为一失去了导片的机会，也失去了自己所酷爱的电影艺术事业。可想而知，一旦一个酷爱电影艺术的人被人为剥夺自己的专业，那他的内心深处该是多么的痛苦啊。
从前引以为豪的从影历史，在“文革”中通通都成了王为一的大罪状，日复一日没完没了的审查、批判、改造、学习，还有触及灵魂的批斗会，都像一根根无形的皮鞭，在猛烈的鞭挞着王为一已经流血的胸膛。新疆的噩梦，人生的炼狱，又这样斗转星移般的在王为一的身上重复轮回。
苦海泛舟，劫后余生，王为一终于熬到了1976年底“四人帮”的粉碎。他在1977年导演了广东歌舞汇演的舞台艺术纪录片《歌舞》之后，又马不停蹄地导演了根据当时政治需要，反映我南海军民抗击台湾来犯之敌的反特故事片《蓝天防线》，影片中的一段电影插曲——“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因为受政治气候的大前提影响，在当时非常流行。在1980年再次接受执导任务时，与该片副导演王毅一起，联合导演拍摄了根据1944年盟军来华助战，中国军民义救美国飞行员爱卜斯坦壮举的真实故事，由上海美术出版社的编辑范若由创作编剧的故事片《一个美国飞行员》。
1982年，对王为一来说，是他“南国特色”影片梅开五度的新收获。他与曾炜根据广东著名作家欧阳山的著名小说《三家巷》改编写成了电影文学剧本，王为一老当益壮，亲自执导了这部片子，也是他与广东省著名作家、剧作家陈残云、黄谷柳、欧阳山“三巨头”充满友谊的艺术合作。《三家巷》故事以30年代广州的沙基惨案、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三个历史事件为背景，通过周、陈、区三户人家里的亲戚、恋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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