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幕后故事 作者:刘澍-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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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典话剧和经典电影名片《霓虹灯下的哨兵》，曾经受到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通过各种渠道，笔者了解到扮演剧中角色各自不同的命运归宿。
　　　　　　　　扮演指导员的徐林格不但拥有堂堂的外在相貌，而且还写得一手漂亮的好字，他刻的钢板简直和印刷字体相媲美。但是，在“文革”运动冲击下的他，由于一些生拉硬扯的所谓“历史问题”，被下放到安徽合肥人防指挥部的所属单位，在70年代初就默默无闻地英年早逝，这位在《上甘岭》、《柳堡的故事》和《霓虹灯下的哨兵》三部电影中所扮演的各具特色的指导员形象，早已经深入人心，他的第四部电影，却是一部在“文革”后期拍摄的介绍有关防空洞知识的纪录片中露了最后的一次面。
　　　　　　　　扮演连长鲁大成的宫子丕，与温文尔雅的徐林格的性格正好相反，他在“文革”运动爆发后，因为口无遮拦而无意掉进被打倒的无底深渊。当时，宫子丕与陶玉玲等人被关在一个房间里，勒令交代各自的所谓问题，性格火暴、直来直往的他，哪能忍受得了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身？不甘受辱的宫子丕毅然决然地从二楼愤然跳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自己结束自己铁骨铮铮的短暂一生，以死抗争，表明自己的无辜与清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丧心病狂的当权派和造反派，还丧失人性在宫子丕死亡的晚上，连夜宣布“宫子丕是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并立即召开批斗大会。宫子丕在跳楼后，由于一时还没有断气，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其惨状令人不忍卒观。
　　　　　　　　在剧中扮演特务老K的安家祥，也在不久的帮派互相斗争中割腕自杀，成为残酷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曾经与陶玉玲有过两次愉快合作、先后在《柳堡的故事》中扮演副班长李进、在《霓虹灯下的哨兵》扮演童阿男的廖有梁，年轻英俊又充满着青春的朝气和活力。他原本是20军文工团的一个舞蹈演员，很有灵气，表演欲望特别强，模仿许多著名的大人物，简直惟妙惟肖到令人赞叹的地步。后来在“文革”来临后，他失去了本该充分发挥的艺术表演天才，复员到上海青年话剧团，执导了反映上海武警一支队十中队“新八连”事迹的电视剧《霓虹灯下新哨兵》，并参与了故事影片《都市里的村庄》和《在被告后面》以及电视连续剧《济公》等影视剧。
　　　　　　　　扮演林媛媛的余肖梅是编剧之一沈西蒙的爱人，后因病故去多年，现在，我们只有通过定格的银幕形象，来追忆这位相貌酷似年轻时代的秦怡的逝去佳人了。
　　　　　　　　丁尼在《霓虹灯下的哨兵》扮演的是老工人周德贵，在此之前，他应邀在八一厂的建国10周年国庆献礼片之一的故事影片《战上海》中，所塑造的我军前线总指挥方明军长的银幕形象，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擅长扮演部队高层领导干部的丁尼，在此之前，曾经在长影主演过《春风吹到诺敏河》，在实际生活中，他是一个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非常令人尊敬的老人。“文革”运动后，丁尼和赵秀荣夫妇被无情地赶出南京，来到济南，可怜地只能把丢弃在郊外路边的一辆废弃的公共汽车的车壳，当作栖身之地。后来落实政策后，情形才有所好转。还参加了峨影厂的《奴隶的女儿》和《我的十个同学》等影片的拍摄。生性乐观、开朗的丁尼夫妇，在历经诸多坎坷和磨难中，始终没有怨声载道，他们步入自己的晚年之后，仍是笑对沧桑的人生。
　　　　　　　　扮演陈喜的马学士、扮演女特务曲曼丽的姜曼璞、扮演林媛媛表哥罗克文的李传弟、扮演童妈妈的吴斌、曾参加电影《枯木逢春》的拍摄、在剧中扮演老炊事班长的刘鸿声，后来又都落叶归根，重新回到了舐犊情深的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
　　　　　　　　扮演姑妈的李恩琪和剧团的导演陈铮是一对夫妇，她的丈夫曾经参加苏联专家库里涅夫开办的导训班，不幸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李恩琪年轻时在重庆的话剧舞台上，很有名气，她的妹妹李健是北京电影制片厂以扮演老大娘见长的著名演员。李恩琪在前线话剧团演出的《东进序曲》中扮演的九姨太，在1963年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80年代初，八一电影制片厂在贵州拍摄《四渡赤水》的时候，步入晚年的李恩琪，欣然在这部影片中，扮演了一个质朴、善良的老大娘，她还在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特急警报333》中出演母亲角色，显示出了她有别于扮演反派角色的另一演技才能。
　　　　　　　　扮演赵大大的袁岳调往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参演过《405谋杀案》、《好事多磨》等影片。
　　　　　　　　在剧中扮演阿香的张耐霞，转业到了南京电影制片厂，她在艺术的另一片新天地里，又重新扬起了“尔今迈步从头越”的希望风帆。
　　　　　　　　而扮演春妮的陶玉玲，在《霓虹灯下的哨兵》演出告一段落之后，随同以田汉为团长的中国戏剧家代表团出访朝鲜。回国不久，就赶上了“文革”运动的全面爆发，陶玉玲被扣上“积极贯彻文艺黑线的宠儿”、“追求三名三高的艺术尖子”等罪名；她所扮演的二妹子和春妮，也被定为“干扰和腐蚀我军革命战士，瓦解部队战斗力，破坏部队纪律的中间人物”。陶玉玲被迫脱下穿了20年的军装，来到南通晶体管厂，当上了一名和舞台表演工作有天壤之别的普通工人。1972年，陶玉玲被调到南通市文工团担任演员，继而担任了团长职务。1975年，陶玉玲在省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政委彭冲的关心下，又重新回到了离别8年之久的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1978年，陶玉玲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以《二泉映月》中的船娘配角复出影坛；后被外借到西影厂、北影厂、长影厂参加了《没有航标的河流》、《明姑娘》、《归宿》、《炮兵少校》等多部影片及电视剧的拍摄。她曾并当选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推举评选出来的全国126位“中华影星”之一，并两次获得总政治部表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女演员奖”。　

　　　　　　　　《东方红》三部曲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自1964年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15周年诞辰的主打节目隆重推出后，便以几近完美的艺术形式，气势磅礴的恢弘景观，高亢激昂的流行歌曲，脍炙人口的歌舞场面，以及洋溢着彤红大色的时代情怀，成为中国文艺巅峰上一座高耸的里程碑。如今已度过了40余年漫长的历史长河，通过岁月的风霜打磨，历经光阴的沙海淘金，她丝毫也没有褪色，《东方红》不愧是具有中华民族鲜明特色的文艺经典作品。
　　　　　　　　忽如一夜春风来
　　　　　　　　1964年，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整已经运作了四个年头，经过党中央及时扭转乾坤，终于“人定胜天”地突破了三年自然灾害的重围，依靠广大人民艰苦奋斗，战天斗地，齐心协力共闯难关，狂热的“大跃进”运动所带来种种负面的严重影响，也渐渐远离了人们的视线。1964年的国庆节，是新中国建国以来颇感舒畅的一个国庆，因为这一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15周年，十年大庆，五年小庆，摆脱了昨夜噩梦般的阴影，15周年的庆祝，就在周恩来总理的事必躬亲的提前悉心操作下，将会有一个与众不同的“非常庆祝”，特别是总理深爱着的文艺界，有了一项暂时秘而不宣的大动作。
　　　　　　　　1964年年初，周恩来和陈毅外长应邀访问非洲，非洲人民用热情奔放、载歌载舞的场面，作为盛大的欢迎仪式。此时此刻，周恩来的眼前豁然一亮，咦！这不正是我要寻找的一种艺术表演形式吗？歌与舞的大联合，既有民族特色，又有一定的气势，受到非洲人民的歌舞相迎，周恩来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下来了。
　　　　　　　　阳春三月，周恩来与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陈毅外长出访斯里兰卡回国后，途经云南，昆明军区用文工团演出的歌舞节目表示欢迎，在演出现场，周恩来望着舞台上演员们动人的舞姿，无形中打开了他感情丰富的闸门，不久前置身于非洲歌舞场景当中溢于言表的兴奋之情，又一次让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周恩来对着陪同观看演出的随从领导，直言不讳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我们国家的民族传统艺术是会演、会跳、会说、会唱的，你们以后不要把歌舞分开，还是又歌又舞优美。”周恩来的胸臆间始终荡漾着一种歌舞相连、歌舞连天的浓郁情结。
　　　　　　　　一个月后的第八天，周恩来抽出身来，兴致勃勃地参加了获奖舞台话剧作品座谈会。他对身边和周围到会的夏衍及获奖的《激流勇进》、《一家人》、《丰收之后》等剧的编导胡万春、黄佐临、蓝澄等人，就有关文艺作品如何很好地反映时代和今后的发展方向等问题，语重心长地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和意见：“文艺作品的主流，还是要写工农兵；还是要下去蹲点，而且要长期地深入生活，才能写得生动、深入。”顿了顿，周总理又接着说：“我们自己的经验也是这样，不长期摸索，是说不出内行话的，总是有些隔靴搔痒的。”最后，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对那些不成熟的作品，主要是帮助，不要责备，使它逐步地丰富起来。”座谈会无疑收到了实质性的效果。
　　　　　　　　1964年的6月23日，周总理在接见参加当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各演出团、观摩团的负责人、主要演员和创作人员的时候，再次掷地有声地重点强调：“‘戏剧革命’首先还是要做人的工作；普及与提高，二者不能偏废，但是，重点在普及，要多注意从普及中提高；要多强调思想性，然后来提高艺术性；要强调生活实践，深入生活，生活到工农兵中去，然后来提高艺术实践。”高屋建瓴的指导性话语，进一步把文艺创作的宗旨意义和发展方向表露清楚。
　　　　　　　　早在一年前的1963年，陈毅外长陪同几内亚总统塞古尔访问上海期间，正值上海举行当年的“上海之春”音乐会。陈毅外长在陪同塞古尔总统观看名为《亚非拉》文艺晚会的专场时，塞古尔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百感交集的泪水，他深情地对陈老总说：“法国侵略者统治我们这么多年，他们的乐队从没有演奏过我们的音乐，今天中国人做到了，我非常感动”事后，陈老总郑重地对具体主管上海宣传文化工作的领导和“上海之春”的主要筹备者之一的孟波同志说：“你们的音乐，帮助了我们的外交工作。”
　　　　　　　　翌年5月23日，为迎接建国15周年，“上海之春”音乐会举行盛大的开幕式，上海市的主管领导特意选在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纪念日举行，真可谓用心良苦。在上海著名的万人文化广场上，由上海和华东数省专业和业余音乐舞蹈工作者3000多人演出歌舞晚会——大型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更是充满革命激情，气势恢弘壮观，其中专业乐手就有几百人，还动用了市、区文化宫、馆的业余演员。据当时新闻报道：“这台歌舞，是一年来上海音舞工作者在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取得的辉煌成绩的一次大检阅，也是上海音乐舞蹈界贯彻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一次集中表现。”
　　　　　　　　大型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实际上是借鉴1961年空军总政治部文工团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经验基础上，创作、发展、演变而来。这部充满革命激情的大型歌舞，以综合艺术的形式，着重表现了中国革命的斗争历史和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其进程和时间跨度，一直写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阶段。这样庞大规模的大型歌舞，在上海、乃至全国也是第一次。在上海著名的文化广场演出当中，整个歌舞除序幕外，共分八场，由“东方的曙光”、“井冈山上红旗飘扬”、“走上抗日救国之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东方红”、“社会主义好”、“三面红旗迎风飘”、“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组成，音乐全部由各个革命历史时期以及解放以来的一些优秀革命歌曲串构，其表现形式用合唱、齐唱、独唱、小组唱、表演唱，并用朗诵或乐队演奏连接起来，从而构成一首气派豪迈、鼓舞飞扬的鸿篇巨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这部史诗般作品的艺术风格和庞大的气势，对以后的中国歌舞表演艺术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恰巧此时，陈毅外长又在上海。6月18日晚，他陪坦桑尼亚总统卡瓦观看了大歌舞的演出。在演到第一场“东方的曙光”中的“扬子江码头工人”这场戏时，陈老总心想：北京正在酝酿建国15周年的晚会，上海这台晚会不错，应该可以将方案推荐上去。其后指示道：“歌舞班子不要散，我请总理来看一次。”
　　　　　　　　盛夏时节，周恩来和陈毅外长结束对邻国缅甸的友好访问，同样，好客热情的缅甸人民也是以富有地域风情和民族传统的特点，以群众大歌舞的盛大场面来热烈欢迎中国领导人的来访，置身于花海、人海之间，周恩来流连忘返，他对各国文化艺术的渊源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同时，也悟出了这些与非洲人民一样的歌舞，既来自于民间、又能很好地服务于人民的深刻道理。
　　　　　　　　正在为演出紧张布置工作的孟波局长，突然接到陈老总的一个电话：“你准备一下，我和周总理明天就来上海，看《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这台晚会。”
　　　　　　　　7月12日，周恩来一行转道上海回国。次日，周恩来和陈毅约见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针对目前台海风云和整个东南亚形势的发展演变，进行了战略性的重要会谈。
　　　　　　　　政治会议进行了一天，周总理明显地面露疲倦的神态，“东道主”们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神，为了活跃气氛，缓解劳累，他们似乎是早已准备充分，亮出了招待贵宾的“底牌”，通过曾经首任新中国上海第一任市长的陈毅外长，特别邀请周恩来前往剧院，观看上海排练不久、将要演出的大型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周恩来一听，顿时来了精神，当即点头应允。陈毅外长心领神会，表示愿意“舍命陪君子”。一行人在爽朗的笑声中驱车来到演出现场。
　　　　　　　　7月中旬的上海，正值盛夏，文化广场屋面是用厚厚的铁皮围成的，不但简陋，而且闷热。主办方一面组织演员重新排练，一面进行清扫降温，消防车分段、分时间不停地往屋顶上洒水，另外还从上海市机关事务局借来了许多电扇，分别对着观众和舞台吹风，并采用土办法，在周围安放大量的冰块进行防暑降温，以确实保证演出的正常进行。
　　　　　　　　1964年7月13日晚，周恩来被陈毅外长拉着，一起观看了这台由上海和华东数省文艺工作者3000人发扬协作主义精神创作并演出的大型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　

　　　　　　　　名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的大型歌舞演出，取名点意，不言而喻，这台集音乐、歌曲、舞蹈和诗歌于一体的歌舞，还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大主题，那就是用舞台艺术的崭新手法，表现了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新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