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幕后故事 作者:刘澍-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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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化和脸谱化现象泛滥成灾。
　　　　　　　　然而，有这么一部电影，恰如一朵清秀、隽永的小花，与众不同，分外夺目。这就是湘剧高腔戏曲艺术片——《园丁之歌》。
　　　　　　　　华国锋点戏
　　　　　　　　1972年下半年，在湖南省文艺汇演的一批文艺节目中，其中，有三个湖南地方戏《园丁之歌》、《两张图纸》、《送货路上》反应热烈，也给当时看戏的已经晋升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留下了深刻印象。
　　　　　　　　作为曾担任过湖南省委书记的华国锋（华国锋是山西人，湖南应算是他的第二故乡），对于家乡戏自然是感到分外的熟悉和亲切，早在“文革”爆发前夕的1965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就曾把湖南的两个花鼓戏——《打铜锣》、《补锅》拍成电影。1973年３月，一次在人民大会堂会后休息时，华国锋兴趣浓厚，突然想起去年所看到的记忆犹新的“家乡戏”，便对在座的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吴德和负责电影工作的狄福才，随口说出了《园丁之歌》等节目。
　　　　　　　　《园丁之歌》讲述的是一个后进学生在教师的正确帮助、培养和引导下，端正学习态度，不但懂得了做人的道理，而且更懂得了只有学好文化知识，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和建设国家的故事。由于华国锋是毛泽东主席器重且直接提拔，一路仕途上升，而且华国锋又同毛主席是湖南老乡，出于这种浓厚、真挚的感情，在场的官员自然也是心领神会。于是，有关方面立刻成立电影摄制组，考虑到《园丁之歌》是一出湖南湘剧高腔的地方剧种的小戏，故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组织拍摄，较为适宜。
　　　　　　　　于是，新影厂调遣曾在1972年执导过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交响乐《沙家浜》三台戏组合的艺术片的本厂导演沙丹，率摄制组赶赴湖南，在湖南省委和文化部门的大力帮助和配合下，仅用了三个多月时间，就将这部反映教育战线题材的戏曲艺术片《园丁之歌》拍摄完成。　


　　　　　　第四部分：影坛憾事：名角未完成的影片一瞥　…　江青骂戏
　　　　　　第四部分：影坛憾事：名角未完成的影片一瞥　…　
　　　　　　江青骂戏　　当年7月底，时任“文革”副组长的江青和“四人帮”成员的张春桥、姚文元及文化组有关负责人一起，在钓鱼台17号楼她自己居住的一间小放映室审看影片，这是她统帅文艺界的特权。这一天，《园丁之歌》开始悄无声息的放映。
　　　　　　　　一向爱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江青，看完这部仅有一个小时左右的影片之后，气急败坏，骂声不断。从片名的园丁比喻到人物的出场，从色彩的调配到唱腔设计，她都极不满意，大动肝火。片中的园丁本是比喻辛勤的老师，而江青却硬说是比错了“对象”，因为园丁只能比做共产党，而不能比做“臭老九”，因片中的湘剧演员左大玢扮演的女主角，其扮相、唱腔和动作，被一贯以突出正面英雄人物而极力竖起“高大全”模式的江青，极为反感，她讥讽说影片中的女教师，举手投足简直就是“文革”前死灰复燃的青衣花旦；化妆像个少奶奶，没有一点儿革命的气息；而影片中男教员的扮相，更是被她讥为“活像个油头粉面的二流子”。其他诸如拍摄角度、用光角度；更是被一向自以为内行权威的江青，批驳得一无是处，体无完肤。最最令她不能容忍的是，已经彻底被政治斗争同化并利用政治斗争向上爬的江青，对剧中的一句唱腔：“没有文化怎能挑起革命重担”，更是大发雷霆。这句话同时也触动了她非常敏感的神经，这出戏，这句唱腔，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当前的中央政策唱对台戏，这是猖狂的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不自量力的挑战。现在提倡“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而这出戏竟敢公开叫嚷什么“没有文化怎能挑起革命重担”，其居心十分险恶。
　　　　　　　　于是，江青似乎像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她要顺藤摸瓜，揪出一批幕后操纵人物，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扩大自己的战果，突出自己的成绩。张春桥趋炎附势，对这出小戏大加指责，说学生受教师的摆布，是典型的“师道尊严”；姚文元也随声附和，调动他“文字狱”的捉笔代刀的本领，对于这出戏态度鲜明地全盘否定。
　　　　　　　　4天以后，耐不住寂寞的江青，更是迫不及待的开始招集人马，对《园丁之歌》进行大面积的追查、围剿、攻击，多管齐下，声势凌厉。一连串的带有浓重火药味儿地质问，一句接一句地上来：“《园丁之歌》牵涉到教育革命的问题，究竟教师和共产党谁是园丁的问题？戏里的那两个一男一女的教师，到底是什么出身？有没有坚定的革命立场？为什么故意隐瞒个人成分？”“培养青少年一代，是靠共产党还是靠教员？你们想把青少年培养成什么样子？是让他们规规矩矩的听教员的话而俯首帖耳？还是让他们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谁说没有文化就不能挑起革命的重担？现在是读书无用，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戏中的主题完全与党中央背道而驰！”
　　　　　　　　这些无中生有、无理取闹的指责，直弄得文化组人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江青抓住被她提拔和重用的文化部副部长于会泳，让他一定要组织好一篇全面批判《园丁之歌》的文章，按惯例要先从舆论声势上，对这出戏开刀。　

　　　　　　　　当时的全国上下，正在大规模地批判另一出地方戏——《三上桃峰》，“四人帮”正是利用这出戏，来彻底批倒批臭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此之前，西影厂还曾筹备把这出戏改为《三下桃园》搬上银幕。如今，时过境迁，风云突变，这出曾受到多方好评和称赞的戏，转眼间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相比之下，《园丁之歌》因题材单一，查找不出后台，而暂时难以大批。所以，江青暗授机宜，一方面要集中火力继续狠批《三上桃峰》，另一方面，江青在张春桥批示“可以先发两篇，看看反映再发别的文章”和姚文元批示“此剧的路线及其歌颂的人物，都是错误的”之后，也批示道：“《园丁之歌》的电影应上映，上映的同时发表批判文章”。为此，江青还专门点名湖南省，别有用心的让湖南省先写第一篇批判《园丁之歌》的文章，在省报发表。
　　　　　　　　1974年７月19日，国务院文化组向北京、天津、上海三市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正式发出《关于批判通知》，通知内容说：“湘剧高腔《园丁之歌》，是一个内容有严重错误的坏戏。它的要害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８月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初澜”的文章——《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并在原标题上加上“教育”两个字，主题更加集中。随后，全国报刊相继群起攻之，发表对《园丁之歌》的批判文章近百篇，一时形成气候，初步达到了江青居心叵测的效果。
　　　　　　　　毛泽东看戏
　　　　　　　　1974年11月，毛泽东主席回到湖南休养，他已经得知《园丁之歌》遭到批判，故亲自点看了这部湘剧戏曲艺术片。
　　　　　　　　或许是毛泽东对影片究竟为何遭批而特别留意？也或许是对家乡那熟悉的唱腔，同华国锋一样倍感亲切，他看着电影，很快融入剧情，陶醉于家乡非常熟悉的声腔音韵之中。一个小时左右的影片很快看完，毛泽东情不自禁地带头鼓起掌来。这一鼓掌，使陪看的工作人员倍感意外，这一鼓掌，也让大家怔过了神来。对于影片中通过一个后进学生，在经过教师的正确帮助、培养和引导下，端正学习态度的故事和情节发展与安排，很好地揭示了懂得了做人道理，更懂得了学好文化知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和建设自己的国家的主题。“我看是一出好戏！”毛泽东一语定乾坤。《园丁之歌》尽管被错误地遭到批判，却让主席的一句话，给彻底地翻了身。既然主席一言九鼎，而且态度明确，再继续批判岂不是自打耳光，自讨没趣？
　　　　　　　　1975年的7月25日，毛泽东就影片《创业》的编剧张天民上书问题给予批示，湖南省委、省文化厅受其鼓舞，也加紧提出《园丁之歌》的平反问题，赶在风口上的江青，一时虽然慌了手脚，但一向不肯认输的她，却对此问题抱着葫芦不开瓢，她在静观其变，她在伺机行事。终于，随着1975年底全国又一轮大批“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江青卷土重来，趁机发挥，她又借《园丁之歌》大做文章，湖南省要求平反《园丁之歌》的报告，被当作“右倾翻案风”的典型，连同影片一起再入地狱。
　　　　　　　　此外，江青还精心组织拍摄了《决裂》、《反击》、《小将》、《芒果之歌》等所谓教育题材的影片，去对抗弱小无力的《园丁之歌》，同时也为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摇旗呐喊。于是，这部普通的戏曲艺术片，在政治斗争的风浪尖上，起起落落，反复沉浮，在中国电影的特殊时期，出现了这样一道独特的奇观。直至“四人帮”在1976年10月垮台之后，《园丁之歌》才彻底地重新获得了新生。
　　　　　　　　　
　　　　　　　　“新版李向阳”　和重拍片《平原游击队》
　　　　　　　　如今已经54岁的李铁军，在举手投足之间，除了依稀可辨当年轰动全国的重拍片《平原游击队》里新版“李向阳”的影子之外，更多的是一种成熟男子的稳重与干练。几十年来舞台、影坛和商界的风尘磨砺，使得久经沙场的李铁军，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不仅仅只是昔日“电影明星”的头衔，而是人到中年之时的厚重阅历和渴望平和心态的坦诚相见。　

　　　　　　　　1951年4月28日出生在山东烟台、且土生土长的李铁军，1968年，凭借着堂堂相貌和文艺表演专长，幸运地被招进了青岛话剧团，那一年，李铁军高中毕业，刚刚17岁。
　　　　　　　　当时，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来势凶猛之时，虽然李铁军置身于“红宝书”、“大字报”、“口号声”的一片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红色恐怖”的浊浪滔天中，但出生在引以为自豪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根红苗正的家庭，李铁军似乎与外界的一切环境“绝缘”，再加上小小的年龄刚刚涉世，以其英俊的外貌，处处洋溢着一股抵挡不住的青春气息，随时随地都会扑面而来。更为有利的外在条件还有他那颇为符合当时正流行的“工农兵”的形象和气质，身材标准，体格健壮，是一个典型的“美少年”。故此，他很受团领导的器重和重用，被当作团里的“顶梁柱”，频频上新戏担任主演，套用现在的行话是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希望之星”、“未来之星”。
　　　　　　　　话说英武正当年的李铁军，正在剧团默默无闻地排练和演出一切为政治服务和需要的新编时事话剧，他的青春岁月在荒诞、动乱的年代里倒显得是那样愚昧的充实，幼稚的不虚。转眼之间，五六年的光景过去了，李铁军度过了他人生美好开篇的青春艺术期。
　　　　　　　　时下，江青颐指气使所一手遮天的文化艺术界，万马齐喑，只有一枝独秀的由“伟大的文艺旗手”霸占天地的“八个样板戏”统领天下。作为“新中国电影摇篮”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已经有5年没有拍摄一部新电影了，在1971年年初和第二年，秉承“最高旨意”，投拍了第一批“八个样板戏”中的两部京剧艺术片《沙家浜》和《奇袭白虎团》。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爆发后，1972年的新春，中央有关部委开始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意见，重新调整文艺指导方针，恢复拍摄针对当前形势和革命斗争题材“两大块”的故事片。长影厂在1973年年初，就率先开拍了根据浩然长篇小说改编的农村题材的故事片《艳阳天》，还有早在1965年年底就已经拍摄完成、但赶在“文革”风暴来临而未能公映的《战洪图》和《青松岭》，也被江青点名勒令重拍，此外是工业题材的《钢铁巨人》和《创业》，紧接着，又上马了儿童片《向阳院的故事》和厂里的第三部“重拍片”——《平原游击队》。
　　　　　　　　作为对中国电影界内幕一概不知的李铁军，此时正在山东济南演出本团描写“青年突击队”生活的新编时事话剧《码头风云》，他与唐国强一文一武演着“对手戏”，而台下的观众席上正坐着一位既普通又特殊的观众，他就是长影厂的老导演周予。台上李铁军的表演渐渐吸引住周导演的目光，他在观看完全部话剧临近尾声的时候，郑重其事地在演出节目单的李铁军的名字上，用笔画上了一个圈。周导的用意与正在忙着四处寻找演员的《平原游击队》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他只是从欣赏演员本人的意思，意想作为自己以后新片的后备演员，因为，经过几年的折腾，长影厂的青年演员队伍严重缺乏，已经到了青黄不接的地步。
　　　　　　　　当时，为了重新拍摄《平原游击队》这部江青亲自点名的“重点片”，闻风而动的摄制组人马为此跑遍了整个中国，不遗余力地四处寻觅扮演男主角李向阳的合适人选。显而易见，老版的《平原游击队》里深入人心的“李向阳”郭振清，因为年代的跨越和年龄的关系，肯定不能适合再来扮演同一光彩照人的人物形象了。当时，作为一项光荣和神圣的政治任务，同时，也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除了新疆和海南两地之外，因为该地区人员的相貌完全不符合剧中的“平原”地区的“工农兵”形象的造型要求。摄制组相关人员分为5个组，足迹遍布祖国大好河山的每一寸土地，共花费了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近3万元天价的差旅费，最后在中国评剧院、上海电影制片厂、武汉军区、丹东文工团、兰州空军文工团等专业文艺团体，共挑选了多达96个“李向阳”的候选人，这里既有当年主演《小兵张嘎》的安吉斯，也有随即调入长影、频繁上戏的李俊海，还有一连在长影厂出演多部电影的叶志康，以及多年以后在影视界自成一体表演风格的吕晓禾、石维坚96个帅小伙，个个相貌英武，人人气宇不凡，李铁军身在其中。说起他是如何被“歪打正着”挑选进来，倒充满了荒诞的喜剧意味。
　　　　　　　　原来是李铁军被周予画上了一个圈后，周予便出于爱才和好心，积极向《平原游击队》剧组的导演武兆堤和他带上的新徒弟常甄华推荐。起初两个导演认为，他们摄制组已经去过青岛，在那里根本没有找到符合剧情形象的好演员，而周予则说明是在山东济南发现的人才，并极力劝说还是让导演看一看人再下结论。于是，作为剧组副导演的张普人与演员李希达奉命前往青岛话剧团，赶紧去找“漏网之鱼”李铁军。这时的李铁军对此事当然并不知情，他刚从上海参加“5·2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演出，回到青岛。当团里派人到家里时，他正在集市上买劈柴，回到家里，放下烧火的劈柴，又到同事家去串门，最后是剧团四处寻找，李铁军这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但他是一脸的茫然，因为早在刚进团的时候，同事们就拿他与爱讲究的另一个“小生”唐国强好有一比，认为大大咧咧的李铁军平时稀里马虎，最不上相，所以，如今找他去“试镜头”拍电影，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李铁军打心眼里是一百个不愿意去，可是，团里来人说这是“政治任务”，必须要去见，至于试上试不上，那是另外一码事。李铁军万般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