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幕后故事 作者:刘澍-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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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的既狡猾又愚蠢的性格，全部淋漓尽致的随着情节的发展给表演出来。）虽说影片对这一人物的举止，也仅仅只是点到为止，并没敢过多地用胶片刻意的渲染和刻意的表现，但狄梵在极其有限的戏份中，靠着自己对角色深入细致的理解，真实的表现出了八姑七情六欲的人物心态。而同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知名演员梁明，主要是以专演“老旦”角色而见长，她饰演的女特务“梅姨”在戏中百分之九十都是以慈眉善目的女佣人身份出现，直到影片结尾处才揭开谜底。故此，“梅姨”的神秘，先天赋予了这一角色以极大的可塑性。人物的佣人着装，到女特务头目的旗袍着装，性格变化自然由此转向，其特定形象也就随着角色的改换而凸现出来。
　　　　　　　　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于1963年拍摄的反映“南京路上好八连”事迹的《霓虹灯下的哨兵》，是根据轰动全国的南京前线话剧团演出的同名话剧改编而成。这部影片虽不是以反特为主线，但在表现与潜伏特务作斗争的情节上也着墨不少，故影片中所出现的女特务形象，也自然映入了观众的视线。这个名叫曲曼丽的女特务，主要任务是受特务老K指使，准备爆炸“五一”游园会，制造新上海的社会混乱，最后当然是在英勇的“好八连”战士面前被挫败诡计，粉碎阴谋。前线话剧团的原班人马齐上银幕，女特务的角色也是由该剧团的女演员姜曼璞扮演。姜曼璞外形娇媚，肤色白皙，说起话来也是细语轻声，虽然服装时髦、艳丽，但绝没有固有女特务的服饰装扮得那样耀眼。在上海解放初期的那个时代，姜曼璞塑造的女特务形象，主要是以大学生的身份出现，这当然又是独特女特务形象的另一种类型。姜曼璞的丈夫白文正是颇有影响的话剧《我是一个兵》的编剧，随后，这部话剧被改编成喜剧电影《哥俩好》。
　　　　　　　　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电影制片厂，曾经是反特片风光一时的拍摄“大户”，故在全国各大电影制片厂中出现的反特片片种最多。无论是五六十年代的《无形的战线》、《神秘的旅伴》、《边寨烽火》、《国庆十点钟》、《南海的早晨》、《海上神鹰》，还是七八十年代的《风云岛》、《熊迹》、《暗礁》、《客从何来》，当然，最为成功、也最著名的当属《寂静的山林》、《虎穴追踪》、《徐秋影案件》、《前哨》、《铁道卫士》、《冰山上的来客》这六部许多观众耳熟能详、过目不忘的优秀反特故事片，巧合是这六部反特片里面，也都有一个女特务来展开故事情节，让观众有一种欣赏影片之外的特殊感受。　

　　　　　　　　曾在40年代中期东北“伪满”时期就主演过《黑痣美人》等多部电影的著名演员白玫，解放后在长影厂主要从事译制片配音工作，因年龄关系，参演的影片数量屈指可数，1956年，白玫与“英俊小生”王心刚一起联袂主演了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反特故事片《寂静的山林》，在影片中，她扮演的女特务李文英从海外回来，潜入东北某市进行拉拢、腐蚀、物色和发展新特务，准备里应外合，共同制造反革命事件。这个女特务外表伪装进步，内心却极其反动，并根深蒂固地仇视和反对新生的共和国政权。我侦察员史永光化装成跑行商的特务冯广发，与女特务从接触到相识，从而全面了解到特务集团的活动线索，最后配合公安将空投特务和潜伏特务一网打尽。可贵的是，白玫在塑造这个女特务形象上，首先把女性特有的柔情表演得丝丝入扣，在处理女特务与分离多年的幼子相见时所流露出的母爱情怀，表现出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母亲所流露出人性最真实、最自然的一面，也是这个女特务形象的亮点。而在与王心刚扮演侦察员角色的对手戏中，又把一个女人的柔情蜜意，发展到男女之间不可避免的暧昧关系，表演得非常得体和到位，展现出女特务内心丰富的个人情感。所以，白玫饰演的李文英，一改那种“脸谱化”的女特务的形象，真实袒露自己的心扉，细腻地显示出一个女演员对角色的渗透力和个性化的表演。后来，步入老年的白玫生前的最后一个角色，是在长影厂的反特片《第三个被谋杀者》中，扮演了以修女身份潜伏的女特务罗曼的银幕形象。
　　　　　　　　在同一时期，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虎穴追踪》，作为惊险样式典型的反特故事片，片中的剧情发展也有两个女特务作铺垫。一个是由北影厂的女演员莽一萍扮演的女特务米如珍，另一个就是由长影厂的叶琳琅扮演的女特务资丽萍。莽一萍在建国前夕的北京，就与著名喜剧演员韩非在一起合作主演了吴永刚导演的《飞红巾》，只可惜影片在时局变化中而未能封镜。她在该片扮演的这个女特务形象，从外形上来讲主要是由服装造型来揭示出人物的内心性格。第一次出场是身穿旗袍对上司指令自己潜伏下来进行破坏活动的极其不满，第二次的出场，则是一身东北农村妇女的肥大棉袄的装扮，表露出在农村进行破坏活动时的凶狠和毒辣。莽一萍的外表，非常适合人们脑海中常见的女特务的形象，再经她自然入戏、出神入化的表演，可以说是银幕上标准类型女特务的代表和样板。只可惜这一颇有潜质的女演员，受戏路限制，虽演技自如但一直未能得到导演们的重视，其自身的形象定位，当然也不可能在以重点表现革命斗争题材的当时去出演重要角色，所以，莽一萍留给人们的银幕形象，除了女特务形象，似乎也没有其他什么别的角色了。而叶琳琅作为有别于专演女特务、并能开拓喜剧戏路的著名演员来讲，她在《虎穴追踪》里扮演的以粮食局长秘书身份为掩护，窃取情报的“地下”女特务。所以，角色的外在身份，是女特务从不显山露水，到最后一幕的原形毕露，叶琳琅把这一女特务循序渐进表演得有张有弛，不愠不火，且把这一角色又淋漓尽致地延续发挥到另一部以抗美援朝为背景的反特片《铁道卫士》中的女特务王曼丽身上。
　　　　　　　　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铁道卫士》，作为一部著名的反特故事片，早已家喻户晓，因为在“文革”中所有的故事影片均遭封杀，而在其后期为纪念抗美援朝40周年，经周恩来总理亲自倡议，才挑选出五部以抗美援朝为主题的故事片公开复映。从严格意义上来讲，《铁道卫士》并不能同“特赦”的《打击侵略者》、《奇袭》、《英雄儿女》和朝鲜片《战友》那样直接以朝鲜前线为中心来展开故事，作为一部反特片类型的影片，这部《铁道卫士》，仅仅是把抗美援朝作为其故事情节的背景，只因另一部直接描写朝鲜战场的著名影片《上甘岭》里的主创人员，其“右派”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放”，故《铁道卫士》意外地“取而代之”。叶琳琅扮演的女特务王曼丽是一个潜伏的特务，列宁装，直发型，单布鞋，而并不是观众印象中女特务常有的花旗袍、烫发头和高跟鞋，叶琳琅在角色的面部表情、形体动作做足文章，这一角色的别样化，难怪观众印象深刻。多年后，步入老年的叶琳琅，在江南某农村拍摄《香魂女》的时候，被许多围观看拍戏的农民给认了出来，大家在指指点点地小声议论着她的王曼丽，快人快语、为人豪爽、充满喜剧细胞的叶琳琅，于是来了个现场发挥，她不无幽默地拱手抱拳，连声说道：“是我，是我，刚从监狱里放出来。”一席话，逗得大家开怀大笑。
　　　　　　　　1961年年底，曾被国家文化部评选为新中国“22大明星”之一的长春电影制片厂著名女演员张圆，一直是以其端庄、贤淑的中国妇女正面形象出现在银幕上，无论是《祖国的花朵》中的老师，还是《地下尖兵》中的地下党，无论是《笑逐颜开》中的街道大嫂，还是《羌笛颂》中的红军战士，张圆质朴无华的表演，都是那么感人至深，而轰动一时的反特片《徐秋影案件》，张圆却“一反常态”地扮演女特务邱涤凡，这无疑是张圆银幕形象一次深层次的拓展戏路。这部影片的真实故事，虽然是后来被平反的一大冤案，但影片中张圆饰演的女特务邱涤凡的原型，也确有其人。张圆从人物的外形、身份为出发点，从头到尾没有一丝一毫的简单来处理这一角色，从而使女特务形象独成一体，在人们心目中，与师伟在《秘密图纸》的女特务方丽“反角正演”异曲同工。　

　　　　　　　　《前哨》也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部比较成功的反特片之一，这部影片虽然不是太出名，但其故事情节发展也是由一个女特务贯穿其中，所以，在同时代的影迷心中，还是能留下一定的记忆。剧中的女特务阿丽由长影演员张勤箴担任。她主要是以朴素的渔家女身份出现，直到最后山洞的一场戏中，才将她真实身份的显露，故其着装也由粗布衣改换为国民党军装，这一简单的服装变化，完全是为了女特务形象的变化而设计。其实，在现实的生活中，完全没有必要这样简单的通过衣着变换，来诠释角色。张勤箴在许多影片中一贯以“绿叶”的配角出现，在这个女特务形象塑造上，她确实下了一番苦功。特别是她与李亚林扮演公安人员的对手戏上，表现出演员潜在的表演素质，在阿丽这个难得的角色上，有比较完整、全面的演技发挥。
　　　　　　　　以惊险样式和鲜明民族抒情风格见长的反特故事片《冰山上的来客》，是这部反特“另类”区域的成功尝试和突出的艺术特点。这部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著名反特片，是同类题材成就最高的一部。故事背景设置在新疆边境线上，以边防军战士寻找昔日恋人为主线，由此引发出真假古兰丹姆的反特故事。假古兰丹姆的扮演者，是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谷毓英扮演，长相很有特点的谷毓英，其实是典型的汉族人，她在影片中演绎的女主角的真实身份，是一个身穿民族服饰的女特务，她主要是通过复杂的面部表情，来刻画和完成人物的内心性格。后来，谷毓英也仅仅只是参加了《天山歌声》、《蓝盾保险箱》等为数很少的几部影片，80年代初中期就已经移居国外了。
　　　　　　　　被誉为“文革”前17年三部优秀反特故事片之一的《跟踪追击》，是由执导著名的《羊城暗哨》的著名导演卢珏，在调往珠江电影制片厂后导演的又一部成功的反特故事片。这是综合许多真实故事的素材虚构而成，主要是描写广州公安局摧毁和挫败潜伏特务企图在国庆节炸毁发电厂阴谋的惊险故事。影片也刻意安排了一个戏份很重的女特务徐英，她作为与境外特务接头的联络人，一直贯穿在故事情节发展之中，外表友善、和蔼和内心的阴险、狠毒，是这个人物同一身份和双重心理的互换，珠江电影制片厂的资深演员红冰，凭借着扎实的演技，游刃有余地把这一女特务表演得入木三分，可以称得上是众多女特务形象的又一成功代表。
　　　　　　　　196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又开拍了一部描写我南海军民歼灭台湾来犯之敌的反特故事片《南海的早晨》，影片由赵明编剧，朱文顺导演，李亚林、胡乐佩主演，里面也有一个潜伏的女特务聂玉娇，臆想与敌特里外配合，时刻梦想自己的旧日时光，这个一笔带过的女特务，由长影厂的演员章薇扮演。只是这部影片在“文革”风暴的前夕拍摄，影片处处流露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痕迹，就连片头字幕也配上一首充满火药味的齐唱歌曲，使一直以惊险、曲折而又充满悬念见长的反特题材样式，在此片中大打折扣。
　　　　　　　　在经过漫长的十年浩劫之后，中国电影又迎来了文艺春天的再次复苏。197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反特故事片《黑三角》，又让广大观众朋友惊喜地看到了久违多年最喜爱的反特片类型。尽管现在看起来这部影片有许多公式化、程序化的处理模式，但是，许多观众至今对影片中所出现的一个女特务——那个叫做“于黄氏”的卖冰棍的老太太过目不忘。的确，这样一种潜伏下来的平民化装扮，在中国电影漫长的几十年中的银幕上，和所固有的高跟鞋、花旗袍、卷发头和嘴里经常叼着香烟的那种妖冶的女特务形象相比，有一种非常“另类”的脱颖而出。尽管电影中也不可避免地在切入这个卖冰棍的老太太回忆自己年轻的时候，加入特务组织的情节交代，而刻意脸谱化，也把人物的服饰极力地朝着以往固有的女特务模式化靠拢，水平有限的编导没有摆脱女特务的模型，而让她故作姿态的阴阳怪气地说道：“为了上帝，我不干，为了我们事业，我干”，给人一种哑然失笑的感觉。但难能可贵的是，影片中大量篇幅所出现的女特务，则是那个显得非常慈祥、和善和家常的普通街坊大妈的形象，从情节发展的处理中，演员朴实化的表演风格，并没有刻意的进行女特务的反角夸张化表演，其中有一场卖冰棍的老太太走到特务司机面前，很随意地扔去一个纸团传递情报的动作，想必现在许多观众还能够记忆犹新，而在影片的情节发展中，演员在门缝里偷窥的神情，还有最后身份暴露后，刻意流露出来的狰狞嘴脸，也是人为地为这个女特务角色而刻意表演，与回忆情节如出一辙。所以，人们就记住了这个饰演“卖冰棍儿的老太太”的女特务的演员，就是曾经在《平原游击队》和《锦上添花》以及在许多电影中，扮演慈祥老太太的老演员凌元。凌元一改戏路、一反常态的扮演的这个女特务角色，成为她一辈子演艺生涯里，最为突出的银幕代表作品。
　　　　　　　　此外，像著名老演员束夷在《逆风千里》中扮演的国民党女特务艾菲，苏曼意在《烈火中永生》扮演的国民党女特务玛丽，还有话剧演员白玲在《兵临城下》扮演的国民党女特务罗曼，都因出场的限制，难以完整地发挥演员自身对女特务角色完整的形象塑造。
　　　　　　　　从上世纪70年代初期到80年代中期，是被中国电影史列为“新时期电影”的年代，珠影厂、长影厂、北影厂和西影厂又相继开拍了八部反特片，而且毫不例外地都在片中有女特务的粉墨登场，无论是陶白莉在《斗鲨》中扮演的女特务康曼倩，还是庞敏在《雾都茫茫》、《诱捕之后》中扮演的女特务林晶晶和日本女特务芳岛；无论是丁铁宝在《东方剑》中扮演的女特务林梦雅，抑或是喻引娣在《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中扮演的女特务丽丽；无论是周丽娜在《第三个被谋杀者》中扮演的女特务艾霞娣，还是傅艺伟、张晓敏分别在同一题材的《风流女谍》、《川岛芳子》中扮演的女特务川岛芳子，都是反特片类型中女特务形象不可缺少的一种延续和深化。
　　　　　　　　尽管时间跨越多年，这其中许多扮演女特务的演员如白玫、莽一萍、张圆、胡敏英、曹樱、红冰、束夷、张勤箴等人都已谢世，但其银幕形象的独特魅力，却将她们永远留存在反特故事影片的原版胶片和热爱老电影的广大观众的心中，并且已经成为广大观众最喜欢的一种片种之一。　

　　　　　　　　1974年，是“文化大革命”运动苟延残喘的最后岁月。“四人帮”为了加快篡党夺权的步伐，利用电影为他们造势扬威。虽然也开拍了一些故事影片，但电影创作中的“三突出”、“高大全”等公式化、概念化和脸谱化现象泛滥成灾。
　　　　　　　　然而，有这么一部电影，恰如一朵清秀、隽永的小花，与众不同，分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