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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的明朝往事-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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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局中，还有不少的外国传教士，如汤若望、罗雅谷。因此，选择一个靠近天主堂的所在来修历，也许正是为了传教士和李之藻、李天经等信徒们的方便。崇祯六年（1633年），徐光启因病请求辞去历局的职务，而以李天经代替他续成修历的任务。同一年，逝世于京城，并归葬于上海。
作为中国古代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徐光启在农业科学、军事科学和天文历算上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在历法方面，他融通了中西历法，编译了《崇祯历书》，并一举奠定了近四百年来我国历法的基础。据明朝末年的人所写的《玉堂荟记》中说，徐光启将原首善书院即稍后的历局的一半给了天主教堂。更何况，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南堂必然曾是徐光启礼拜的地方。因此，今日我们若要瞻仰这位伟人，除了上海南丹路的光启公园内的徐光启墓外，北京的天主教南堂也许是另一个值得纪念他的地方。 （陈时龙）
在北京崇文区东花市斜街有一处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的墓和祠堂。与一般墓葬、祠堂由直系后人祭祀维护不同，袁崇焕的墓、祠是由与之既不沾亲也不带故的佘姓人家守护，而且历经17代，从明崇祯三年（1630）开始至今374年从未间断。这其中的典故何来呢？
袁崇焕（1584—1630），广东东莞人，字元素，号自如，明末抗击后金（清）著名将领。与其他英雄人物不同，在370多年前，这位舍身为国的大英雄却在朝野、百姓的一片痛骂中被处以寸磔酷刑，含冤而逝，直到150多年以后，才由他昔日的敌人为他平反。教训极为惨痛。
明朝自嘉靖年间开始，北方边患日渐严重，对明朝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有很大冲击，大批知识分子开始走出书斋，研读兵学，关心实事发展。袁崇焕亦然，《明史·袁崇焕传》称他“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阨塞情形，以边才自许”。
万历四十七年（1618），他考中进士，斯时东北后金势力已经很强大，明朝接连失地损兵，形势极为被动。天启二年（1622），袁崇焕被提拔为兵部主事，开始有了一展大志的机会。当年， 辽东广宁战役，明朝3万大军全军覆没，40余座城池落入了敌人手中，明军士气低落到了极点。袁崇焕挺身而出，投笔从戎，不顾个人安危单骑出关巡察辽东。回京后毛遂自荐，被破格提升为宁前兵备佥事，在大学士孙承宗的支持下修筑宁远城，作为守辽前哨。不久又在外围构建修缮锦州、松山等城池，完善了宁（远）锦（州）防线。
孙承宗后来在与阎党的斗争中失败罢职，继任者高第主张放弃关外。袁崇焕拒不从命，孤军镇守宁远。天启六年（1626），后金努尔哈赤兴兵进犯，袁崇焕坚守宁远，大败敌军，努尔哈赤被红夷大炮击伤，不久郁郁而死。这是后金建国以来最惨重的一次失败，是明军的第一次大胜。次年，皇太极为报父仇，亲自统率八旗中的精锐——正黄、镶黄、正白、镶白四旗，围攻宁远、锦州，结果屡攻不下，损兵折将，被迫连夜北撤。明军再获大捷。可是当时的明朝政府一片混乱，大太监魏忠贤擅权乱政，袁崇焕不仅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奖赏，反而受到排挤，被迫辞职还家。
1627年；崇祯皇帝即位，平反冤狱，袁崇焕被召回，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的身份，督师蓟辽、登莱、天津，总理抗金军务。袁崇焕在获得皇帝的大力支持后大刀阔斧的展开工作，使辽东防线日趋稳固。后金军无奈，决定避重就轻，于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绕过袁崇焕防区，从喜峰口窜入长城，攻陷遵化。袁崇焕以国事为重，未经宣召，即率兵入援，逐路置防，逐城设守，计划截断后金兵的归路。
袁军在蓟州与敌军遭遇，后金军不敢战，越过蓟州，直逼北京。袁崇焕率兵急速追赶，在广渠门外以九千军士大战十万金兵，迫使后金军撤退。袁崇焕鉴于本部兵力太少，对崇祯皇帝追击后金军的命令不予接受，而是在城外驻守，等待各路勤王军队。皇太极硬攻不利，退兵又不甘心，于是改用反间计，诈称袁崇焕和自己有秘密约定，崇祯皇帝中计，逮捕了袁崇焕。袁部得知后，军心顿散，自行撤退。袁崇焕秉着爱国赤诚，含冤忍屈，在监狱中致信部属，召回兵将抵抗后金军。但在解围后，崇祯皇帝还是以谋反的罪名把他处死。更为令人痛心的是，京城百姓在舆论的误导下也认为他是反贼，争食他的血肉，竟至“骨肉俱尽，止剩一首”，铸成千古奇冤！
袁崇焕被杀，皇太极的反间计是一个原因，但并不是关键。崇祯皇帝生性多疑，对袁崇焕当初错误的未经申报即擅杀大将毛文龙，致使毛部将士大批投降后金等事早有不满，后来他又顿兵北京城外，拒不乘胜追击后金兵，的确会让皇帝怀疑他的真实动机。急于退敌的朱由检在皇太极的刺激下短时间内相信袁崇焕反叛是可能的。
崇祯皇帝虽然多疑，可并不傻。袁崇焕在狱中还写信给部属，劝他们回师救驾，天下哪有这样的叛贼？袁崇焕从被抓到被杀历时八个多月，固然有后金军尚未撤退，袁部还有利用价值的因素，但也说明皇帝自己也一时下不了决心。袁崇焕被杀的真实原因在于他坚持和后金议和。
袁崇焕认为明军“战虽不足，守则有余”，要收复失地，必须先争取到一定的和平时间，以便厉兵秣马，积蓄力量。所以早在天启年间他就提出以议和作为缓兵的建议。明朝中央决策层最初表示同意，但很快反悔。但崇焕坚持己见，在获得崇祯皇帝信任后再次提出议和建议，史称“帝优诏答之”，同意他“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的战略构想。
问题在于明朝的士大夫鉴于南宋的教训，无不以与“异类”议和为耻，不管议和的目的是什么，只要提出议和建议便会被视为秦桧式的卖国贼。在这种舆论的压力下，袁崇焕和后金的议和行动只限于皇帝和少数核心决策层人物知道，普通臣僚并不清楚。在朝野对袁崇焕“擅主和议”一片喊打时，崇祯当然不愿意背上和宋高宗赵构一样的昏君罪名，剩下的就只有让袁崇焕充当替罪羔羊了。可一心为皇帝分忧的袁崇焕至死也没有说穿此事。可敬？可悲？
普通百姓冤枉他，手下同生共死的将士却不会被蒙蔽。袁崇焕死后，无人为他收尸（家属也被连坐处死），部下佘姓义士连夜盗走尸首，秘密安葬在广渠门内的广东义园，并立誓为其终生守墓，从此开始了佘家17代人的守墓史。
直到乾隆年间，清朝政府才公布当年的决策内幕，袁崇焕的百年奇冤才告昭雪。佘家守墓也从此走出秘密状态，并先后建起祠堂等地面建筑。祠堂俗称佘家馆，南向，正房五间。每逢年节和祭日，佘家后人都要挂上袁崇焕的画像，香烛供奉。袁崇焕的墓建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原有坟丘，高约2米，墓前立有湖南巡抚吴荣光题写的“明袁大将军之墓”石碑及石拱桌。墓地周围以砖砌花墙，种植四季常青的松柏。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由于广东义园要迁至城外郊区，袁墓也在其中，后经著名爱国人士叶恭绰、李济琛、章士钊等联名上书毛泽东，吁请保护，后毛泽东亲笔复函并告当时的市长彭真说：“如无大碍，应予保存。”终于将袁墓及祠堂保存了下来并于1954年重修，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格局。原墓祠廊柱曾悬有康有为的对联：“自坏长城慨今古，永留毅魄壮山河。”后增加了李济深撰《重修明督师袁崇焕祠墓》刻石等。
1917年，广东人张伯祯在后来的龙潭湖公园东岸建起袁督师庙，坐西向东，面阔三间。庙堂内三间各自分隔，中门上的石门额书刻“袁督师庙”。门两旁石刻康有为作对联：“其身世系中夏存亡千秋享庙死重泰山当时乃蒙大难；闻鼙鼓思东辽将帅一夫当关隐若敌国何处更得先生。”两壁有《明袁督师庙记》、《袁督师庙碑记》、《佘义士墓志铬》等石刻。
“文革”中，袁祠堂和墓、庙均遭遇受破坏。在2002年崇文区在实施危改过程中，决定对其进行大修，恢复历史原貌，以供后人瞻仰。修复后的祠堂内保留有当年袁崇焕的亲笔墨迹“听雨”。并聘请为袁崇焕守墓的佘家第17代后人佘幼芝老人为袁崇焕纪念馆的终身顾问。至今佘家依旧按时为袁崇焕祭奠。 （张金奎）
故宫北面的景山，位于北京城的中轴线，在明清两代是皇宫北边的一道屏障。因此，风水术士称它为“镇山”。其实，“景山”之名，始于清朝顺治十二年（1655年）。在此之前，元代称为青山。明代在北京修建皇宫时，曾在这里堆过煤，所以又称煤山。山下曾种了许多果树，养过鹿、鹤等动物，因而山下曾叫百果园，山亦曾叫作万岁山。明代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就是在此地自缢身亡的。
公元一六四四年三月十八日，统治中国十七年的崇祯皇帝，在乱成一团糟的宫中挥剑砍伤了爱妃袁氏、长公主朱徽娖之后，在十余名太监的拥簇下，四处寻找出城的通道。然而，整个外城已经被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占领，显然脱逃无望。绝望的崇祯皇帝只得到宫中的景山，在一棵树上自缢而亡。临死前，崇祯帝叹道：“诸臣误我！”又血书于衣袂之上，令“诸臣尽赴东宫辅佐太子”。两天之后，崇祯皇帝的尸体在景山被发现。陪他一同上吊的还有太监王承恩。十七年的励精图治，最后落得个众叛亲离。思宗可能是明代皇帝中性格最为复杂的一个。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机智和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当然，复杂性格的背后，是复杂的政治形势。农民起义、后金军队的入侵、灾荒、大臣之间的党同伐异，都是让思宗头痛的难题。处理这样的难题，成功或者失误都属于正常。孟森先生说：“思宗如果在万历以前当国，就不是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当国，那么必定要亡国！”思宗死的时候，也是这样自解的。此后，历史学家对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崇祯皇帝名朱由检，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出生，是光宗皇帝朱常洛的第五子。父亲朱常洛是祖父万历皇帝的长子，却一直不受祖父的宠爱，连太子的位置差点都保不住。好不容易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登上皇位，却在一个月内就一命呜呼。朱由检的长兄朱由校，是历史上以顽劣著称的熹宗皇帝。整个天启年间的后期，熹宗任由魏忠贤专党擅权，朝政一片黑暗。但是，对于仅存的弟弟朱由检，熹宗皇帝却百倍地珍惜。天启二年（1622年），朱由校封弟弟朱由检为信王。天启七年（1627年），没有儿子的熹宗指定朱由检为他的皇位继承人。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朱由校去世，随后朱由检即位。在当时来说，朱由检的即位无疑是众望所归。但是，信王朱由检的即位，无疑让魏忠贤惊恐异常。魏忠贤不知道新上任的皇帝到底将如何对待他，于是给朱由检送了一些美女，希望新皇帝最好是一个好色之徒。不过，显然朱由检不是一个好色之徒，最起码他知道不能在即位之初就沉湎酒色。在识破魏忠贤以春药“迷魂香”来诱惑自己的诡计后，朱由检大发感叹说：“皇考、皇兄皆为此误矣！”而且，他静候时机，暗中地削弱魏忠贤的影响力。一个多月后，朱由检惩办了崔呈秀，等于是截断了魏忠贤的左右手。十月二十二日，离熹宗皇帝之死仅两月，工部主事陆澄源弹劾魏忠贤，掀起倒魏的高潮。十月二十六日，海盐县贡生钱嘉征上疏攻击魏忠贤十大罪状，每条罪名都可以坐魏忠贤的死罪。于是，思宗立即开始行动，召魏忠贤，命令太监当着魏忠贤的面宣读了钱嘉征的奏疏。次日，魏忠贤请求引疾辞爵，得到思宗的允许。十一月初一日，朱由检将魏忠贤贬往中都凤阳祖陵司香。十一月初六日，在阜城县（今河北阜城）南关的旅舍中，魏忠贤在旅馆中自缢而亡。接着，朱由检对魏忠贤余党进行清算。在崇祯二年定下阉党逆案之后，朱由检完全掌握了对庞大的国家政权的掌握。
思宗以一己之力除魏忠贤一事，显然让他对于自己的政治才能产生了过高的估计。他在此后十余年的统治中，他事事独断，事事亲为，过度迷信自己的能力。这样，思宗的自信，慢慢地变成了自负，变成了刚愎自用。所以，一方面他成为明代最勤政的皇帝之一，但另一方面，他的事事亲为却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一方面，一个勤政、自律、立志有为的皇帝无奈成为亡国之君，固然使人同情；然而，另一方面，思宗用人之拙、疑心之重、驭下之严，却正是加速了明王朝覆亡的催化剂。显然，崇祯帝之亡国，未必与己无关，如杀袁崇焕一节，即是愚蠢的自毁长城之举。满洲的皇太极正是利用了崇祯皇帝多疑的性格，才能施行反间计除去袁崇焕。而袁崇焕一死，辽东的战局更无人可以收拾。而且，朱由检对于大臣的态度，其严峻和刻薄已经超出想像。作为一个自律甚严、急于求成的皇帝，他总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变长期以来政府的陋习。当时，有一位名叫陕嗣宗的官员就上疏批评过朱由检，说他“五不自知”，其中有一条是“日趋于纷苛而不自知”。应当说，陕嗣宗的批评是非常深刻的。一个过分苛求的皇帝之下，是很难出现敢于担当的大臣的。所以，无为而治的明代皇帝如孝宗、穆宗统治的时代，倒是名臣辈出。后代历史学家常感叹崇祯朝“有君而无臣”，其实，因为思宗过分地苛责大臣，大臣们动则得咎，哪里敢有什么动作呢？所以，崇祯一朝中，真正能够办事、愿意办事的大臣不多；而且，崇祯一朝中，被杀的大臣也颇多。频繁地更换大臣和滥杀大臣，是崇祯朝的特点之一。崇祯一朝17年，设内阁大学士如弈棋一般，轮换了50人，变换之快，真是让人啧舌。在六部尚书中，刑部尚书换了17人；然而，17人中，薛贞被处死，韩继思、郑三俊、刘之凤、李觉斯、徐石麒等先后下狱，狱中庾死二人。大部分人都不得善终。兵部尚书中，王洽因崇祯二年清兵入关而被思宗处死，陈新甲因泄漏议和之事而被处死。在地方督抚中，总督中被诛者7人：郑崇俭、袁崇焕、刘策、杨一鹏、熊文灿、范志完、赵光忭（biàn）；巡抚被戮者11人：蓟镇王应豸（zhì）、山西耿如杞、宣府李养冲、登莱孙元化、大同张翼明、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马成名、顺天潘永图，另外还有河南巡抚李仙凤被逮自杀。这些大臣，都是应对辽东战事和平息农民起义的将领，他们动辄遭罪被杀，也就很容易说明崇祯朝军事上的大溃败了。
皇帝督责越严，臣下们越不敢担当；皇帝焦劳越勤，臣下就越偷安怠慢。晚明著名的学者刘宗周就在批评思宗的奏疏中这样说：“求治之心操之过急，不免酿为功利。功利之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之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之不已，积为壅蔽。”崇祯朝的政局，正是这样发展下去的，而朱由检最终也只落得众叛亲离。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八日，拿着三眼枪四处乱窜的朱由检身边，没有任何文官相随，而陪同的只是一批小太监。十九日，朱由检煤山上吊时，身边仅有司礼监太监王承恩的陪伴。 （陈时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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