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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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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法律程序选举产生的国家主席，尚且以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更何况普通公民，哪
①见《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１０月第二版，第６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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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最起码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可言！
“文化大革命”
是对民主和法制最彻底的破坏，乃至砸烂公检法，终于导致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无政府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泛滥。
５。
关于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和商品经济问题。
毛一生向往平等，反对等级，但他在这个问题上同样陷入了思想误区。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阶段按劳分配原则，同毛泽东晚年为之奋斗的所谓“公正、平等、纯洁”的理想社会主义模式，自然格格不入。他这时多次借用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权利”的概念来否定社会主义必须贯彻的按劳分配原则。他认为，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除分配关系以外，他还反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所存在的“资产阶级权利”。
他认为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以不平等态度待人，不是靠能力吃饭，而是靠权力，等等，以至于社会生活领域中一切不平等现象，一切不合理现象，几乎都是“资产阶级权利”。其实，这是对马克思原意的误解。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劳动者“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这里，“法权”一词的旧译是有缺点的，因为原文并未含有法权或法律规定的权利这种意思。后来改为“资产阶级权利”
，这仍然是不准确的译法。正确的译法应当是“市民权利”
，它是同中世纪“封建特权”相对应提出的一个范畴，也就是《哥达纲领批判》中说的“平等的权利”。而等级森严、居高临下等等，正好属于封建的等级观念，正是同“平等的权利”或“市民权利”相抵触的。而毛却把所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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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甚至商品交换、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物质利益等等，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权利，而要加以限制或取消了。
对于官僚主义、以势压人等等这些为群众所不满的现象，毛泽东极为厌恶和反对，应当说，他的初衷是好的。这也是“文革”
初期，红卫兵和广大群众能迅速发动起来的一个原因。
但是他提出采用“大民主”的办法，“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造反有理”
，这就适得其反，造成天下大乱了。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他曾一度提出过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
他认为，过去战争年代实行的供给制是先进的，具有共产主义性质，过供给制生活是马克思主义作风；而工资制有很大弊病，社会主义社会不是非要实行不可。这就是希望首先从分配和消费上来实现理想中的共产主义。
１９５８年８月北戴河会议之后，张春桥迎合这种思想，在上海发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长文。毛为之写了“编者按”
，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
，转载于１０月１３日《人民日报》，对“大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公社大办公共食堂时，毛还同意“吃饭不要钱”的口号。
“文革”时期，他把对待“资产阶级权利”
，即所谓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的态度，看成是识别“修正主义”和“走资派”的一个重要依据。
１９７５年，他再次提出：“资产阶级权利”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并开展了对“资产阶级权利”的批判，导致全国城乡不断地“割资产阶级尾巴”
，彻底堵塞了繁荣经济、勤劳致富的道路。这种对“资产阶级权利”的批判，还导致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错误认识，认为无论形式上和实质上，这都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是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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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温床。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如果不加以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
毛还搬用列宁就苏联农业集体化以前的情况说的话，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也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并且还说，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基于这些错误认识，毛急于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升级”和“过渡”
，对任何发展作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必要补充的个体经济的政策、措施都一律加以排斥，给商品生产和流通领域造成严重困难和重重障碍。
理论与实践的这种发展，无疑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唯物史观。
这里可以附带提一下，毛泽东晚年还有“穷则革命富则修”这样一个相关联的思想。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之后与人谈话时曾说：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经济愈落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才愈要革命，而一旦富了，就一定会发生问题。他这种想法，不仅同观察西方革命渺茫有关，还鉴于当年东欧波匈等国农业合作化难以发展。可是，这个关于“穷”与“富”的论断，岂不完全陷入了一种悖论么？革命的目的在发展生产力，变穷致富；然而，富了又走向修正主义！那么，革命又到底为了什么呢？又如何自圆其说？总不能说为革命而革命吧。这一论断同马克思主义可说毫不相干。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目的在不断创造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以满足人们在这两方面不断增长的要求。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愈发展，生产力愈强大，社会主义因素便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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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向社会主义变革的条件便愈成熟。毛晚年自以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其实在“穷”与“富”这个相关联的判断上，同样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综上所述，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基本上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党的领导集体，也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根本原理，因而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和实践道路。
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思想不少，当然也有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如发展国民经济要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在国际交往中，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等等；还有些正确的思想是与错误思想和实践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我们不能把毛泽东晚年思想和他的错误等同起来。这些就不在本文的论述之列了。
九。晚年错误思想形成的原因
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逐渐形成之时，正是人类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进入空前的新的发展之时；时代也在呼唤马克思主义继续向前发展，新的实践应该产生新的理论。
５０年代中期，世界范围内正发生着以计算机、航天技术等为标志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
在这场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西方许多国家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酝酿着经济的起飞。整个旧世界的生产结构和市场服务，逐渐发生变化，工人阶级和社会各阶级的结构也相应在发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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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强大对手的挑战，可是囿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都存在着严重的弊病，不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社会主义现代化生产同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僵化体制的矛盾更为突出。
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乃至发展速度，在社会主义国家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尽管在某些领域中，社会主义国家也曾取得更高的发展速度，但这常常是不顾高昂代价得到的，因而无法稳定持久地保持这种优势，结果是总体差距越来越大。尽管以下这种对比不一定完全合理，仍能借以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１９５５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份量的４。
７％，１９８０年下降为２。
５％；１９６０年国民生产总值同日本相当，到１９８０年只相当日本的１４，１９８５年更下降到１５；１９６０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B超过中国４６００亿美元，而１９８５年超出３６８００亿美元。这是仅从经济实力来说，还不讲科学与技术的实力。
论后两方面，我们同日本、西方的差距就更大了，而且越来越大。这是过去２０年“左”的思想和实践造成的极其痛心的严重后果。根据统计，“大跃进”期间，损失约１２００亿元；“文革”十年，损失约５００亿元。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近３０年中，我国全部基建总投资为６５００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约４０—５００亿元。
由此可见，这两次大折腾所损失的６２００亿元，几乎相当于我国前３０年全部的基建投资。
至于无形的损失，计算不出来的损失，确实更难以说清楚，例如关于人才培养的损失，人口的激增等，即是如此。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预言，由于资本主义容纳不了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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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的生产力，因此它必将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社会主义在消灭剥削基础上，同资本主义相比，必然创造更高的生产率，使生产力得到更快的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实践结果，却表明并非完全如此。现实曾迫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走上改革的道路。毛泽东是怎样看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这种改革趋势的呢？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就是正确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内在的固有矛盾。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对国内外情况的估量，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寻求解决矛盾的办法，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他提出了许多光辉的思想，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并没有忽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他想超英赶美。
１９５８年１月，他曾经提出：“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
①；１９６３年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一文中，还提出科学实验是人类三大社会实践活动之一。
②可是将阶级矛盾、两条道路斗争作为社会主要矛盾和高于一切的任务时，这种重点转移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确实是历史的不幸，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毛没有能在正确的思想发展轨道上坚持下去。如前所述，欲速则不达，事与愿违。我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单纯追究个人的责任是不公正的、不科学的。应该看到，任何思想学说
①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１９５８年１月３１日）。
②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
，第８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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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生，都不能脱离时代的影响，都烙有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印记。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穷本探源，也同样如此。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却在落后的东方俄国和尤其落后的中国，先后取得革命的胜利。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建设存在一个客观物质基础即经济与文化先天不足的问题，这恐怕是苏联也是我们党历史上长期犯“左”的错误的一个基本的客观原因。
穷则思变，越穷就越想快点富强，于是“穷”与“左”结下不解之缘；于是客观上越没有根据的东西，主观上对之反越坚定不移。
以下从几个方面试作探讨。
（一）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冲击首先应当谈到国际形势即时代的影响。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１９４７年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毛泽东对世界形势曾作过如此乐观的估计：“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从这样一个对世界形势的基本看法出发，从而制定国内政策，这也是毛当年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外部原因。这个论断显然是受到斯大林的影响。早在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即判定人类已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而重点放在后者。
二次大战后出现了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社会主义阵营”
，当然更加夸大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认为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已进一步加深。
可是，时代的发展却出现了曲折变化，不仅资本主义世界并未“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反而社会主义阵营中在１９４８年就发生了“南斯拉夫问题”。以南斯拉夫实行“自治制度”为标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摆脱苏联模式的最早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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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年２月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后，各国共产党开始从“斯大林的阴影下”摆脱出来，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进行反思。在这种背景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波迭起，发生了波兰（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等由改革引起的骚动。
３０多年之后回头来看，大约人们可以接受这样一种看法，这就是，当时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人民，曾迫切要求突破苏联的控制和干涉，改革从苏联照搬的政治经济体制，克服党和政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等错误，从而独立自主地探索具有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论后世史家如何评价，实际上，波匈事件是国际共运改革潮流中涌起的第一个巨浪。
虽然对赫鲁晓夫勇敢地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毛泽东曾给予一定的赞许；但苏联批判斯大林的浪潮和波匈事件的发生，终于引起他对马克思主义命运的忧虑。
在１９５６年八届二中全会上，他伤感地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的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共产党也批评苏联。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是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列宁的脚没有了，或者还有一个头，或者把列宁的两只手砍掉了一只。”在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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