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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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恽代英（１８９５—１９３１）

　　　　，江苏武进人。

　　　　五四时期组织和领导了武汉学生爱国运动，并创办利群书社，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１９２０年与萧楚女等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３年任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主编《中国青年》杂志。第一次大革命期间，由党派往黄埔军校任政治总教官。在党的五次、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均被选为中央委员，１９２７年８月参加南昌起义。

　　　　１９３０年４月在上海被捕，第二年４月在南京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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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学会７０１

　　　　某学会——人物，都不免有点虚浮，少深沉远大之计，少恳挚之意。“

　　　　１９２１年以后，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思想的分化日趋明显，原来在口头上标榜社会主义的人，也愈来愈反对马克思主义，大多数会员则照旧走资产阶级学者的老路。

　　　　１９２１年７月，在南京召开的会员大会上，邓中夏鲜明地指出，学会“必须要确定主义，如无一致的主义，必然使学会分裂。”这次大会之后，该会即日趋涣散，到１９２５年，实际上已停止了活动。

　　　　１９２５年，该会印发征求会员意见的调查表，其中有“对于会务之改进抱何种态度”一栏，毛泽东的回答最明快：“会员所抱主义显然有互相冲突之点，且许多会员精神不属于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在此时实无存在之必要，主张宣布解散。”

　　　　新民学会的“改造中国与世界”

　　　　的宗旨，是１９２０年７月，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会员在蒙达尼举行的会议上正式确定的。

　　　　确定以后，他们写信告诉了毛泽东。毛接到信后，非常高兴，并立即回信说：“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学会的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

　　　　学会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研究新思想，探寻改造中国的道路和方法。会员们的集会，以及相互之间的通信，除经常讨论个人出处、立身行事、会务开展外，多是谈论国家大事和世界局势，以及探讨社会思潮和思想方法，最后一个阶段，则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革命经验为主。

　　　　为了互通情况，加强联系，交换心得，引导会员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毛将１９１８年至１９２１年初，他所搜集到的会员之间比较重要的信件（参加这些通信的会员近４０人，内中有女会员七八人）

　　　　，按内容和时间汇编成三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写有发刊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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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０１新民学会

　　　　起或序言，并且在一些信的前面加标题和按语。

　　　　《通信集》由长沙文化书社印发，未对外发行，仅发给会员和一部分有关的“会外同志”。

　　　　第一集共１３封信，其中毛泽东的有３封。第二集共３０封，其中毛的有７封。这两集涉及的内容较广，主要包括勤工俭学问题，求学方法，人生观、宇宙观的讨论，国际国内大事，以及会务开展，等等。最重要的是第三集，有７封信，主要是毛同蔡之间有关共产主义理论和建党问题的讨论。这三本《通信集》生动地反映了毛和他的战友在五四运动前后的一些思想动态，以及他们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最初阶段的一些活动。在这些充满豪情壮志的信件中，感人至深的，就是以毛为首的这一代先驱，他们在青年时期，就毅然肩负起似乎是“老虎抓天，无从下手”的改造中国和世界的责任；就决心在这夜气如磐、狐鼠横行的世界中，开辟出一条光明大道；而且是那样无所畏惧，充满信心，那样无私忘我，重视集体，既着重团体的作用，尤信任群众的力量；他们的革命浪漫主义和实事求是的现实精神结合得如此紧密。

　　　　《会务报告》第一号中，毛泽东还总结了学会从成立以来的优缺点：“我们学会无形中有几种信条：像‘不标榜’、‘不张扬’、‘不求急效’和‘不依赖旧势力’皆是。”这一切做法，都是为的“打基础”

　　　　，“要将来结果好和结果大，就应该将基础打得好，打得大”。由于“不依赖旧势力”

　　　　，会友都具有一种创造精神。多数会员头脑清新，没有陈腐气，能容纳新的思想；富奋斗精神，于改革生活，进修学问，向外进取，都能看出这点；还具有互助及牺牲精神。缺点在有些会友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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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学会９０１

　　　　较轻率，难免幼稚；做事也多于求学，思想难免有幼稚处。

　　　　关于同志间的情意恳切的互相规劝，他们相互通信中是常见的。

　　　　现在我们从《毛泽东书信选集》中看到这样一封典型的规劝信，是１９２１年１月２８日毛泽东写给彭璜的。现在《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三集中没有这封信（第三集１９２１年１月上旬付印）。此信可能编入第四集。第四集已编好，预告说１９２１年８月出版，但现在没有发现，也许当年并未出版。彭璜是当时会员中最活跃的人物之一，驱张运动时为驻上海的负责人，毛泽东最亲近的战友。

　　　　１９２１年１月，１、２、３号这三天，学会的大会刚开过，大家都在会议上各抒己见，会开得很融洽，并无大的原则争论。彭与易礼容是同学，易同样是毛的好友，也是当时的活跃人物。这封信大概是由于彭与易之间，为一件并非原则大事，发生激烈争执而引起的。彭对易说了些过分泄忿的话，如说“要反抗”

　　　　，“要征服”

　　　　，毛泽东觉得“未免过当”。信中首先谈到自己的缺点：“弟两年半以来，几尽将修养功夫破坏：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而深刻的自省工夫几乎全废。今欲悔而近乎两年半以前，有此志，病未能也。”然后谈到彭璜的缺点：“吾兄高志有勇，体力坚强，朋辈中所少。而有数缺点：一、言语欠爽快，态度欠明决，谦恭过多而真面过少。二、感情及意气用事而理智无权。三、时起猜疑，又不愿明释。四、观察批判，一以主观的而少客观的。

　　　　五、略有不服善之处。

　　　　六、略有虚荣心。

　　　　七、略有骄气。八、少自省，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九、少条理而多大言。十、自视过高，看事过易。弟常常觉得一个人总有缺点，君子只是能改过，断无生而无过。兄之缺点，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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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１新民学会

　　　　察未必的当。

　　　　然除一、三两条及第五条弟自信所犯不多外，其馀弟一概都有。吾人有心救世，而于自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叶安茂？工具未善，工作奚当？弟有一最大缺点而不好意思向人公开者，即意弱是也。兄常谓我意志强，实则我有自知之明，知最弱莫如我之意志！我平日态度不对，向人总是龂龂，讨人嫌恶，兄或谓为意强，实则正是我弱的表现。

　　　　天下惟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没有这等本领，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悚栗！“

　　　　“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其原多出于‘占据的冲动’与‘意力之受拂’。兄与礼容之争，吾谓乃属于后者。

　　　　（此情形弟亦常经过，并常以此施诸他人。）意力受拂，最不好过，修养未纯如吾人，一遇此情形，鲜有不勃然奋起者，此则唯有所谓‘眼界宽’与‘肚量大’者能受之。

　　　　兄以为何如？“

　　　　我们几乎将这封信全抄下来了。

　　　　朋友间因事争吵伤了和气，借机调解，晓以大义，将自己也摆进去，都有缺点，而能如此诚恳指出对方的十条缺点，既严肃深刻，又亲切诚恳，此种交友之道，同志之情，实值得学习，永远不会过时。想必彭璜一定接受了朋友的劝告，与朋友和解了吧。不幸的是，彭璜于１９２１年早逝。

　　　　经过五四运动、驱张运动的革命锻炼，新民学会不仅会员扩大了几倍，而且已不是一个纯学术的团体了。会员们已投身于改造中国的事业，他们在国内外，天各一方，寻找如何才能彻底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道路。

　　　　自上海半淞园会议之后，学会会员主要分在法国和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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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学会１１

　　　　两地活动。

　　　　１９２０年７月，毛泽东回到长沙后，领导新民学会会员，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组织湖南进步青年到俄国去学习，同陈独秀联系，开始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何叔衡、彭璜等少数几个人，作建党的准备。他已读了许多有关书籍和小册子，对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作了分析研究，终于初步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会员中主要骨干都同时进行了这种学习。由于赵恒荡政府的破坏，湖南自治运动终于失败。

　　　　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２５日在致向警予的信中，毛泽东痛感“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同一天致罗章龙的信中谈到改造中国，“固然要有一班刻苦砺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

　　　　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后来，毛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谈到他当时由此得到的结论：”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这两封信，标志他经过革命的实践和艰苦的学习，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完成了自己世界观的转变。

　　　　在法国的蔡和森等人，因学习条件和环境的关系，对十月革命的了解，比在长沙的会员要好得多。他们能阅读法文书报，蔡和森搜集了各种重要小册子约一百种，准备编译丛书。这使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列宁学说，比毛泽东等稍早一点，也更深一些。根据上海半淞园会议的要求，１９２０年７月５日至１０日，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１５人（还有其他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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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新民学会

　　　　青年参加，共２０多人）

　　　　，集中到巴黎附近的蒙达尔尼，开了５天会。一致通过了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这就标志学会由成立初期的学术团体，终于逐渐变化为一个革命团体。但在如何改造的方法上出现了分歧。蔡和森主张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办法，以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萧子升则主张温和的革命，蒲鲁东的办法，实质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会议决定将两种对立意见写信告诉毛泽东。蔡信长约３００多字，写于８月１３日；萧信几长一倍，写于８月初。

　　　　蔡的信表明，他对世界革命运动之大势，无产阶级革命的四大利器（党、工团、合作社和苏维埃）

　　　　，世界革命联络与方法，俄罗斯革命后详情等，都作了系统的研究：“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

　　　　“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

　　　　信中对他的挚友说：“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

　　　　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萧子升的信，谈了许多琐事。强调读书，学俄文，分一小部分精力从事社会运动，以舆论为限。他估计：”十年之内，东方恐无大事可办“。然后谈到讨论会务时的争论，他”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

　　　　：“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关于会务计划，如何准备人才，经济等等，各地方分工等等，列了一个大表，认为１９３１年或１９３６年前，“为纯粹的预备时期”。

　　　　由于信收的晚，毛泽东于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日始复信，长４００余字，赞成“改造中国与世界”

　　　　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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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学会３１

　　　　合的“。

　　　　认为教育手段的革命，与最近罗素在长沙的演说相同：“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因此我于子升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随后毛泽东又收到蔡和森于９月１６日给他的一封长信，５００多字。

　　　　详论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则不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

　　　　这封信由萧子升年底回国时带来。

　　　　毛泽东于１９２１年１月２１日复一短信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

　　　　“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要他的朋友放心：陈独秀等已在组党，上海出的《共产党》不愧“旗帜鲜明”

　　　　（宣言即陈的手笔）。

　　　　１９２１年１月１日至３日，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１８人，开了３天会，就学会的共同目的，达到目的的方法，即刻如何着手这三个问题，讨论法国来信。人人畅所欲言，详细讨论后，表决结果：同意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根本方针的有毛泽东、何叔衡等１５人，２人弃权，一人主张“促社会进化”

　　　　；关于方法与道路，毛泽东、何叔衡、彭璜、陈子博、易礼容、陈章甫等１２人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３人弃权，２人主张“德谟克拉西”主义，一人主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

　　　　；即刻着手的方法，包括研究、宣传、经费、基本事业（办学校、文化书社、印刷局等）等六项；组织一项为“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

　　　　，全体同意。

　　　　法国和长沙的两次大讨论会，清楚地证实，新民学会已成为一个有较严密组织和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的革命团体。

　　　　学会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组织准备的伟大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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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１新民学会

　　　　学会７４个成员，早期先后加入共产党的的３０人，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易礼容、李维汉、罗章龙、郭亮、夏曦等，在早期都担任过党的重要领导职务。

　　　　其他有３０多人长期从事教育和科学事业，任过教授的有十余人。这正是杨昌济教育救国思想教导的结果。如美籍学者李振翩（表决时，他赞成“促社会进化”

　　　　、“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

　　　　，教育家周世钊（赞成“促社会进化”

　　　　，第２项弃权）

　　　　，华侨教育家张国基、女教授劳君展、魏璧等。只有熊梦飞等二人，后来成为反共分子。

　　　　新民学会的成立、发展、变化及后来的分化，说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在湖南这个有革命传统的地方，一代进步青年同中国革命、同中国共产党的密切关系，也是时代的一面镜子。

　　　　五四运动时期，随着全国的革命运动深入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进来以后，学会内部即逐渐产生思想的分歧。

　　　　到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学会会员大体可分作这样三部分：一部分是否认现状的革命派；一部分是对现状不满的改良派和其他中间分子；此外还有少数会员受了国家主义影响，或图谋个人发展，不赞成进一步的革命活动，对学会散布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