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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光荣与梦想-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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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3月，在“振兴东北”战略提出不到一周年之际，一股春风，绽开了中部人的笑脸；一阵春雷，激荡着中部人的心扉！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铿锵有力的声音，从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传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这是振奋人心的声音，多少次机遇擦身而过，沉重的失落感常常萦绕在中部人的心头。而“中部崛起”这句简短的话语，如早春惊雷，旱地甘霖，在中部人心里激起千层浪。荆楚风起云涌，潇湘战鼓频催，赣鄱红旗猎猎，中原厉兵秣马，三晋龙腾虎跃
200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2005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抓紧研究制定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规划和措施。
2006年2月15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问题。2006年3月14日，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被列入“十一五”规划纲要。规划提出了要增强中部地区粮食生产能力，支持该地区煤炭基地建设，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建设精品原材料基地，构建综合交通体系等内容。2006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
经过比较、鉴别和总结，中部人以理性的眼光打量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开始甄别自己新的选择。经济起飞要有“引擎”，20世纪末，美国大纽约区、大芝加哥区和大洛杉矶区三大城市群对美国GDP的贡献率达到67％；日本大东京区、阪神区、名古屋区三大城市群对日本整体经济的贡献率超过70％。它们不仅是所在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区，也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的率先开放，逐步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城市群和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京津冀城市群，带动了东部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2003年，这三个城市群的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20。36％、9。7％和8。8％，人均生产总值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1倍、5。2倍和1。8倍。
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是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经验，也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2006年8月，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沙）株（州）潭（湘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四个中部的城市群，正式入围中央关于中部崛起的10号文件，四幅未来5年甚至是更长的15年的中部发展“路线图”展现在人们面前。
在中部地区发展中担纲脊梁角色的四大城市群，都是所在省份的“经济心脏”。从逐鹿中原到决胜长江，四大城市群涵盖了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精华部分，它们也是所在省份的经济发动机和牵动区域经济的火车头，它们的脉动牵动全局。
在中部崛起战略中，各省都强化中心城市“极核”作用，增强城市聚散功能，促进区域共同发展。沿着这条思路，中部经济正在建立起一座座山峰，中部崛起有了一个个支点。
2007年是“中部崛起”战略提出3周年，经过3年的探索、实践，在“中部崛起”战略的促进下，中部六省步入新的快速发展期。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6年中部地区主要经济发展指标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6年中部六省的经济总量达到了42961。6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上升到20。5％，这是进入21世纪后，中部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的第一次“止跌回升”，在全国比重持续下降的局面得以扭转，折射出中部崛起战略正在取得成效。
在经济增长速度提升的同时，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也有显著提升。能源、原材料、食品加工、制造业等优势产业的支撑地位进一步巩固，以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为代表的城市群异军突起，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也得到加强。
第一部分 第72节：制衡（14）
2007年4月，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办公室（简称“中部办”）正式挂牌，中部崛起进入更具操作性的实施阶段。
推进“中部崛起”这一区域发展战略，是中国整体发展布局中的又一关键之棋，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和实施，让“不东不西”的中部六省走上前台，肩负起中国经济新增长极的重任。这一增长极被称之为继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和东三省之后的中国第五个经济增长极。有了这一增长极，中部地区不仅不会“塌陷”，而且还会成为一个新的不可替代的经济增长区。
谋篇布局
东部开放、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翻开中国的区域经济版图，各个区域都有了自己的一盘棋。而从中国的整体格局来看，各个区域的棋局却是整个中国这盘大棋局上的分略。在中国的区域经济版图上，一场前所未有的谋篇布局工作已渐次落幕，正凸显出一幅东西互动、南北呼应、中部隆起、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布局。
从1999年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到2003年和2004年分别提出并实施的“东北振兴”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中国在21世纪前十年间，完成了新一轮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布局工作。
按照已形成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规划，东部率先发展战略涉及东部沿海地区10个省份；西部大开发战略涉及西部的12个省份；东北振兴战略涉及东北3个省份；中部崛起战略涉及中部的6个省份。中国960万平方公里领土被划分为四大区域经济板块，至此，一个比较完整的区域经济总体战略建立起来，中华大地全面进入了一个新的整体规划发展时期。
中国幅员辽阔，国土广袤，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区域经济规划始终是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受外部环境和条件的制约，中国迫不得已选择了非均衡发展战略，以构建自力更生、自成体系的国民经济框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施过两种非均衡发展战略。一种是城乡、行业非均衡发展战略，即为保证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自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实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及城市偏向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通过“三农”转移获取城市和工业发展必要的积累和投资。这一战略促使中国迅速完成了工业化原始积累，保证了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得以顺利进行。但这一战略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导致蓄积已久的“三农”问题最终爆发出来。“三农”问题迫使中国从2004年开始，在城乡、行业发展战略及政策思路方面作出重大调整，即从农业中提取工业化原始积累转向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因此在21世纪前十年间，中国在城乡、行业均衡方面完成了部分战略调整部署，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局面开始逐步改变。
新中国成立后实施的另一种非均衡发展战略就是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到1978年之前，中国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实施的是区域均衡发展战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相继成立了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等六大经济协作区，后因“文化大革命”，经济协作区被撤销。在1970年编制的“四五”计划中，又决定以大军区为依托，将全国划分为西南区、西北区、中原区、华南区、华北区、东北区、华东区等十个经济协作区。此阶段中国区域经济是一种均衡协作状态，不存在人为的非均衡因素。
均衡发展战略对中国沿海与内地实现统一发展起到了制衡作用，促进了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但均衡并不等于合理，它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自然资源与经济技术优势分布的区际分工格局，同时也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效率和效益，压制了一些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和积极性。
由于区位条件、产业基础、投资效率等因素的差异及资源因素的约束，使得全面均衡发展的状况不可能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实现。在现有资源前提下，应该先行发展具有绝对优势或具有相对优势且具有较强带动作用的重点地区，以取得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增长速度，并通过这些地区的发展及其扩散效应，来带动其他区域的共同发展。这是比较优势理论和区域经济理论的重要指导思想。而且，按照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观点，区域的发展也应该是有层次、分阶段逐步进行的。
第一部分 第73节：制衡（15）
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后区域发展经验教训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区域发展理论的基础上，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突破了原有经济体制下生产力均衡布局思想的限制，实施了以东部沿海地区为重点的非均衡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1981年通过的“六五”计划，将全国经济区域划分为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其中明确指出：“要积极利用沿海地区的现有基础，充分发挥其特长，带动内地经济发展”。从“六五”计划开始，中国的区域政策重心开始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
此阶段在东南沿海地区实施的建设沿海经济特区战略以及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很快把深圳、珠海、厦门、汕头等东南沿海城市发展成现代化大都市，拉动了珠江三角洲的经济腾飞。这一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邓小平提出了“要顾全两个大局”的区域发展战略构想，其中“一个大局”就是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在这个“大局”思想指导下，国家的投资政策、产业结构调整及优惠政策大幅度向东南沿海倾斜，促使东南沿海的经济社会迅速发展起来。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1986年通过的“七五”计划，则将全国经济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等三大地带，并对每个地带的发展方向提出了要求，同时对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支持还是一如既往。
到了20世纪90年代，1991年3月，通过的“八五”计划又采用了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区域划分法；1996年3月，“九五”计划在划分经济区域时，除了划分出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同时，又划分出了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江地区、环渤海地区、东南沿海地区、西南和华南省区、东北地区、中部五省、西北地区等七大经济区。
而在这一时期，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八五”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此阶段实施的开发上海浦东新区战略，迅速使浦东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头堡”，带动了上海、南京、苏州、杭州等长江三角洲经济的迅猛发展。同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九五”计划后，在北方沿海地区规划实施的京津唐及环渤海经济圈战略，让该地区经济、社会建设也迅速强大起来。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形成了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主的对外开放格局，以及“沿海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地”的梯度开放布局。
也就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区域非均衡发展态势明显凸显出来。在这20多年里，中国实施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总体是一种东部偏好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将东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建设推向了顶峰，使东部地区先于中、西部地区快速发展起来。
进入21世纪之后，解决地区间的差距已经成为中央政府制定区域政策的立足点，中国政府就适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的战略。至此，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板块协调发展的整体战略正式建立起来，以此形成了新的四大经济板块。对于这四大经济板块，有人比喻为中国大地的四个“轮子”，彼此之间相互协作，协调发展，共同前进。
当然，这四大经济板块都是有各自分工的，国家对其支持的性质也不一样。比如，东部地区本来发展水平高，中央鼓励其继续率先发展，并不给予财政上的支持；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薄弱，生态环境脆弱，发展条件落后，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财政转移上给予重点支持；东北地区老工业多，几代人的社会保障问题比较突出，国家有针对性地支持其国有企业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促进其转型；中部地区由于“三农”问题突出，政策支持力度弱，国家就从政策上、体制上进行支持。
2009年，国务院先后批复了珠三角、海峡西岸、关中—天水经济区、江苏沿海地区、珠海横琴地区、辽宁沿海经济带、中部地区崛起规划、图们江区域和黄河三角洲等多个区域经济规划。各地新提出的区域经济规划如雨后春笋涌现，国家批复数量之多、出台速度之快也前所未有。据有关分析称，中国之所以如此集中、快速地批复这些区域经济规划，除了进一步完善区域经济结构布局外，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2009年的经济形势所迫，这一年世界经济危机仍在持续，为减少对“外向型”经济的依赖，扩大内需，拉动中西部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市场消费，调整经济结构，将以往的外向型增长结构转变为“外需、内需共同发展”，所以才如此迅速、集中地批复了这些区域经济规划。《7区域规划获批我国新经济版图成型》，《济南日报》，2009年11月25日。至此，中国四大经济板块又分别增添了新的动力和活力，如江苏沿海经济带将成为东部新跨越的又一个“助手”、“关中—天水经济区”将成为西部大开发的又一个支撑点；辽宁沿海经济带和图们江区域将为振兴东北增添动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将为中部崛起注入活力。
第一部分 第74节：制衡（16）
“任何经济总是在均衡与非均衡（平衡与不平衡）的矛盾运动中前进的。均衡、非均衡、再均衡，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是一切经济运行的轨迹。无论什么经济，其发展是不均衡的，有时候各方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相对的情形，其基本形态则是不均衡的。不均衡是绝对的。但是，决不会停留在不均衡上。不均衡总会向新的均衡转化。人们必须为这种新均衡而努力。”《五个统筹的经济理论创新》，杨圣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2月19日。
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管理和调控过程来看，改革开放前更多地侧重于国防和军事考虑，注重公平而忽视对于效率的追求，依赖计划经济和财政手段，实施的是区域均衡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后到2003年，中国在区域经济发展上实施的是非均衡发展战略，其中1978—1999年实施的是东部偏好发展战略；1999—2003年实施的是西部偏好发展战略；从2003年开始，随着“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中国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实施的是局部区域优先发展战略；而随着2003年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思想的提出和贯彻，从2006年开始，中国并没有按照“均衡—非均衡—再均衡”的轨迹实施区域“再非均衡”发展战略，而是选择一种全新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这就是中国四大经济板块的互动协调发展。
实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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