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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进村-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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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进村》

*第一章厉害角色对厉害角色

　　1945年2月，一直在华北前线指挥作战，与冈村宁次打过多年交道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曾在一次会议上讲过：“冈村这个家伙是很厉害的一个人。”此人“老练得很，是历来华北驻屯军6个司令官里最厉害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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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村宁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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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知内情的人透露说，多田骏长官名义上虽说晋升为大将，但实际上是被解除了兵权。
　　因为大本营对华北共军发动百团大战深感震惊，认为他镇压不力，治安太坏，才来了个明升暗降。所以，多田骏长官虽说升为大将，但心情并不愉快，只得黯然归国。
　　不过，听众对多田骏长官的心情大多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即将到任的新的司令长官，他的经历，他的背景，他的个性这对于即将在新任司令长官指挥下作战的日军军官们和急于投靠新主子的汉奸们来说，真是太重要了。于是，那些对冈村宁次多少有些了解的人，在这一天可成了红人，人们都围着他们，听他们发布“消息”。
　　冈村宁次，明治十七年（1884年）生，东京人，在1941年应该是57岁。他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在陆军大学，冈村宁次与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等侵华日军“名将”同属十六期，是同期同学，比多田骏还晚一届。
　　冈村宁次的军事生涯开始得很早，20岁时已是步兵少尉，21岁任小队长，参加过日俄战争。23岁任步兵中尉，在陆军士官学校任教，当时阎锡山、孙传芳等人均为该校学生，故而冈村宁次与他们还有师生之谊。29岁升为步兵大尉，任中队长。35岁升为步兵少佐，不久去欧洲旅行。38岁任大队长。39岁升为步兵中佐，在参谋本部第二部中国班工作。此前冈村宁次虽说多次来过中国，但从此才算正式研究中国大陆问题。41岁，到中国任军阀孙传芳的顾问。43岁，升为步兵大佐，任联队长。48岁，任日军上海派遣军参谋次长，参与1932年“一·二八”事变，同年升为陆军少将，主持陆军代化的研究，8月，又调任日本关东军参谋副长。52岁升为陆军中将，任第二师团师团长。54岁，升任第十一军司令官，指挥进攻武汉。
　　1940年3月，调任军事参议官，1941年4月，晋升为陆军大将。
　　熟悉日军的人士评论说，从冈村宁次的经历看，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其全部军事生涯，几乎都与中国有关：当过孙传芳的军事顾问，参与过1927年的济南惨案、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以及太平洋战争。“在所有将军中，具有如此经历的只他一人。”人称“中国通”，会讲中国话，对中国的地理、风俗、民情，都相当熟悉。
　　二是曾任过除旅团长以外的日本陆军各级指挥官，且有除中队长、大队长以外所有战场指挥官的实际经验。日军中“大将固然不少，却没有具备这样经验的人。”实战经验十分丰富。
　　三是在晋升和授勋时，因“服务”优异，几次打破常规。如按日军规定，中将晋级后，一年内不得任命为师团长，而冈村宁次晋升为中将后，旋即被任命为师团长，“因此这是一次破例的人事调动。”又如1942年3月30日，授予冈村宁次一级军功金到鸟勋章，专程前往中国为冈村宁次授勋的日军人事局长富永解释说，“按照规定，一级军功只能授予大将，此次鉴于攻占武汉前后的功绩，特予颁发。”冈村宁次是以中将身份受此“殊荣”的第一人，故而这又是一次破例。
　　这么一个对中国有着相当的了解和研究，而且又有着相当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的老鬼子，对于中国的抗日军民来说，当然是一个劲敌。
　　1945年2月，一直在华北前线指挥作战，与冈村宁次打过多年交道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曾在一次会议上讲过：“冈村这个家伙是很厉害的一个人。”此人“老练得很，是历来华北驻屯军6个司令官里最厉害的一个。”
　　在处事和个性上，冈村宁次是很复杂的一个人：既要抓大事，也不放过小事；既积极进取，而又脚踏实地；既好动，而又坐得住。
　　冈村宁次多次强调，“司令官要抓大纲，要信任参谋长。”主官应“着重考虑大局。
　　部下幕僚日常事务繁忙，往往无暇顾及大局。
　　为领导者，对此必须特别修养磨炼。”认为统帅不应陷入日常琐事，搞事务主义，而应放手让部下去干，自己集中精力思考大局。那么，冈村宁次到底要抓些什么“大纲”，考虑些什么“大局”呢？这从下面的事例中似乎可略见一二。
　　抗战后期，1944年八九月间，冈村宁次突然约见伪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当时的情况，孙的亲信周永业有一段回忆：孙偕周永业如约到日本兵团部后，见日本方面只有冈村宁次、坂西一良和他的参谋长小林大佐，伪军方面只是孙良诚和周永业，宴会是西餐。饭后只见坂西对小林使一个眼色，两人一声没讲便出了客厅。室中只有冈村、孙良诚、周永业三个人。这时冈村低着头在地下溜来溜去约有十几分钟没有开腔，他的神情似乎很苦闷，想要说什么话，又不肯讲。又呆了一个不小的时间，冈村走到孙良诚的背后，用左手拍着孙的左肩膀说：“孙将军，我想求你协助我一下，我愿意通过你的努力，跟冯玉祥先生说，再通过冯先生跟蒋介石说，我愿意牺牲我的最高指挥官和大将的军衔，愿意跟他讲和，如果办的到，我亲自飞重庆怎样？”孙良诚当时没言语，约五六分钟以后对冈村说：“我努力去做吧！”冈村说：“你努力吧！”这样便结束了谈话。如果周永业的记忆不误的话，冈村宁次与孙良诚的会见当在1944年9月25日之前的某一天。因为据冈村宁次本人的回忆，他是8月25日接到改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的命令，9月4日抵达汉口就任，9月25日即由汉口出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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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村宁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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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视察部队去了。作为一个统兵一方的军事将领，本来是无需操心与蒋介石讲和这样的事的，而冈村宁次却在考虑这样的问题，看来他确比只会听命打仗的其他日军将领高出一筹。
　　不过周永业的记忆也可能有误，冈村宁次与孙良诚的会面，很可能不是在八九月间，而是在八月以后，因为文中提到“最高指挥官”，而冈村宁次是在1944年11月24日才被任命为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即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也只有以此身份，讲上面那些话才更可信。冈村宁次自己讲：“自我就任总司令官直至停战的八个月期间，最重要事项有二，即进攻四川作战及开展对重庆工作。”
　　所谓“重庆工作”，就是日本争取与重庆蒋介石讲和的工作；所谓“四川作战”，是指冈村宁次计划集中兵力，进攻重庆。看来冈村宁次是作了两手准备，一面是拉，拉不过来就打。虽说冈村与孙良诚的谈话后来也并无什么实际结果，四川作战的方案也未获批准，但从中可看出，冈村宁次脑子里，是在考虑战与和这一类大题目的。
　　冈村宁次平时集中精力思考“大题目”，把具体事务委与部下，并极少干涉部下的工作。
　　对他这一种风格，他的部下是很有些感触的。冈村宁次任十一军司令官时的一位作战参谋宫崎周一说：“往往听说，有的将官对战术上的细小问题，也与幕僚争辩讨论，还有的将军事无巨细都亲自处理，使幕僚无所事事而丧失工作的积极性和热情。因此，有的将军对于重要的方向性的问题缺乏指导。”而冈村宁次“却能从大局着眼，高度概括地掌握其要点。回顾起来，我等实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憾。”
　　这段话自然不乏吹捧之辞，但也令人感到冈村宁次的确有比其他日军将领高明的地方，用宫崎的话说，就是所谓“着眼点高。”不过，要说冈村宁次只注重大局，不注意细节，那也是不全面的。冈村宁次在思考大局的同时，又极其注意某些细节问题。他说：统率切忌干涉细节。但有关世道人情之事虽属细节，却应考虑其对统率的重大影响。而辅佐者由于忙于事务，往往对之考虑不周。因此，统率者应亲自指示此等细节，并付诸实现。比如说洗澡，这在一般人看来，是绝摆不上战争时期大将这一级统兵将领的桌面的。而冈村宁次都予以相当重视，他说：行军宿营时，如有沐浴设备，宿营的最高长官应注意迅速入浴并尽量缩短时间。如有人来访或其他事项时，也应使之稍待，而先行入浴。日本军队等级是很森严的，长官不先洗澡，谁也无法洗澡。这在今天看起来似乎不大可能。下面让我们看一看一位日本反战士兵的回忆就会理解的：“在部队中，军衔和资历是压倒一切的。我们这些新兵，要给上级擦皮鞋、洗衣服、打扫屋子和端菜端饭，一天到晚就像个小家鼠似的忙得团团转。一天里难得有三十分钟的休息。有时甚至不得不在夜间躺在床上蒙上毯子偷偷地哭泣。如果这个抽泣声被老兵听见，就会把所有的新兵强拉起来排成一列，从头至尾来回地赏以拳头。因此，有的人只好躲进厕所里去哭泣。”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官没洗澡，士兵却洗了澡，那是严重的“僭越”事件。可是，劳累了一天，好不容易赶上有条件洗个澡，谁不愿意痛痛快快洗个澡，解除疲劳，早点休息？如果偏偏碰上那种不通人情的长官，不是处理公文，高谈阔论，就是一洗洗个没完，士兵们嘴上不敢说，心里不骂才怪呢。冈村宁次是从基层干上来的，对此大概是有所体会吧。所以他很注意不要因自己影响了别人入浴，说他从任大队长以来，养成了快浴的习惯，“一般只用十分钟即可。”洗澡时要不要勤务兵擦背呢？冈村宁次对此也有所“论述”，他说：澡塘的勤务兵经常要给我擦背。我从前述统率的观点出发尽量快洗，往往就不让他们擦背，但在时间富裕又不影响别人入浴的情况下，则尽量接受他们的好意。这是因为勤务兵们过去在部队里习惯地把中队长当作军中最大的人物，而今在陆军大将身边照料生活，感到光荣，因而，诚心诚意要为我服务。理解他们的这一心情，就不应辜负其好意。
　　表面看来只是一介武夫的冈村宁次，居然能够体验到勤务兵的心理，也着实是不简单。
　　他本人似乎对此也深感自豪，在1944年5月28日的日记中，冈村宁次写道：十几年来，据我观察，即便是具有相当优秀人格的将官、团队长等，不少对部下入浴问题是不关心的。实为遗憾。
　　“相当优秀”的人都没看到的问题，“我”却注意到了。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冈村宁次讲，这是因为他有所谓爱护部下必须深入体察部下的立场。客观地讲，此人的确用心精细，且善于从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平时连洗澡这样的小事都用心考虑，战时就不用说了。冈村宁次十分注意作战时的一些微小环节，像战前下达命令时，要考虑各位指挥官的具体情况，不同性格，有的交待任务要具体细致，有的则不必多说；在作战过程中，对那种默默实干，不喜汇报的军官率领的部队，应注意查询，否则“则有濒临危机之虞。”战后，应及时到医院慰问伤员。等等。
　　冈村宁次，就是这样一个既能考虑全局，又很注意细节的劲敌。
　　冈村宁次是很好战的，这与日军的作战风格是一致的。有专家在论及日本陆军的作战风格时，说：“日军作战的一贯长处是：决策大胆，进攻十分主动而坚决，步兵的行动顽强而又带有狂热精神。”冈村宁次身上即充满了这种“顽强而又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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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村宁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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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狂热精神”的味道。抗战初期在武汉等地作战时，冈村宁次面对数量上占优势的国民党军，仍能取胜，这固然是因为国民党军指挥失当，素质低下，但也确与冈村宁次主动、顽强的进攻精神有关。
　　冈村宁次在指挥上是很大胆，敢冒险的。他任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时，曾主张进攻西安和延安，摧毁中国抗日中坚共产党的总部，并压迫重庆，妄想一举以武力解决中国问题。他任中国派遣军司令长官时，又提出进攻中国政府所在地重庆。他在给部下讲述所谓“统帅思想”时，特别提出的一条就是“大胆果敢，确信必胜。”认为过于慎重，不敢冒险的指挥官，在对华作战中，不会有多大战果。而另一方面，冈村宁次却又十分谨慎小心，并注意深入一线，接触实际。他说：“到任后或大战前后，都要首先巡视第一线兵团，这是我的信条之一。”仅到一线兵团还不行，冈村宁次还一定要找下级军官甚至士兵谈话，他说：“我一向主张每次访问前线部队，一定要听取军官、下士官以及士兵的实战经验。”冈村宁次讲，他“从任北满第二师团长，武汉第十一军司令官时起，便乐于到现场倾听下级指挥官、士官、士兵讲述战斗情况，并予以鼓励，至成习惯。”“否则便很不舒心。”冈村宁次就任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后，仅一年，“便对所辖的华北蒙疆地区大致巡视一遍。”这样，就使得冈村宁次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从而制订作战计划时较少先入为主，主观臆断。彭德怀注意到冈村宁次这一特点，指出：冈村有很多本事，能实事求是，细致周密。每次进攻，他都要调查半年之久，做准备工作。没有内线发动配合“维持”，他不进行“蚕食”。他不出风头，不多说话，不粗暴，你从他的讲话里看不出他的动向来。他经常广泛地收集我们的东西，研究我们的东西。冈村宁次，就是这样一个既积极主动，又谨小慎微的对手。
　　正如彭德怀所评价的，冈村宁次“不出风头，不多说话”，是个挺内向的人。他自己讲，他的爱好是“饮酒、读书、下围棋及钓鱼。”据他的部下讲，他常“翻阅高级综合杂志”，写生画画得也不错。这也都是些内向的人的爱好。冈村宁次曾“认为自己适于搞情报，”做些不声不响的工作，不喜欢抛头露面。
　　或许是因为冈村宁次有这些爱好吧，因而他“不粗暴”，也不像有些日军将领那样难以相处。用中国的老话讲，此人是很懂得忍而不发的吧。冈村宁次，就是这样一个坐得住，也放得下架子的人；就是这样一个表面不言不语，实际工于心计的人，真是个令人难以琢磨的敌手。对冈村宁次这个人，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中国抗日军民对他是恨之入骨的。在冈村宁次的回忆录里，他自己提到，抗战胜利后，
　　“在延安发表的战犯名单约二万多人，我被指定为第一号战犯，第二号战犯为曾任华北方面军的多田骏大将，第三号战犯为曾驻山东第四十三军司令官细川中康中将。”冈村宁次说，中共方面始终抓住他不放，“中共方面坚决主张把我定为第一号战犯，直到1949年初与李宗仁谈判时，还要求将我引渡共方，作为谈判的一项条件。在我回国以后，至今仍不断看到报纸上对我的责难和攻击。”冈村宁次对中共方面“不依不饶”的态度，对自己“荣登榜首”的事实，很有些“委屈”和不解，他说：在当地对我个人的战犯问题，是从1945年12月初提出的。然而关于战犯问题中国方面特别重视战争中日军的暴行，其中重大事件有南京战斗等四处。我虽始终在中国战线工作，幸运的是这四处的战斗均与我无关。在冈村宁次看来，他这么一个致力于“日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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