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纪实:596秘史-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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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据我厂催运人员反映，乌局管辖的几个车站仍在继续卸车，现在追查中。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已派出干部沿途查询押运，如不能很快进煤，不仅全厂吃饭、采暖即无煤用，更严重的是仓库里的国外设备有冻坏的危险。请部通过铁道部制止有关铁路局和车站卸车，并协助我厂早运煤进厂。
　　周秩当年在东北剿匪时，曾缴获了谢文东的战马，1957年7月，他从解放军后勤部宣传部长的职位上调了出来，担任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厂长。周秩说，我们刚到这个戈壁滩创业，脚跟还没站稳呢。那时候风沙很大，我们用的基本上是吉普车，前面的玻璃都打毛了。一刮风都是灰尘。人们说，这里风不多，一年刮一次，一次刮一年。人住在帐篷里，一刮风就得起来拽着帐篷，要吹跑了就连个遮身的篷子都没了。另外喝水也是一大困难，用火车、汽车运，一吨水等于一吨汽油的钱，那真叫滴水贵如油啊。早上用过的水不能倒掉，留着晚上再用。特别是进去以后的第一个冬天，什么都缺。冬天在帐篷里睡觉，要戴上皮帽子，戴上口罩，穿上大衣，再盖上被子，我们叫全副武装睡觉。火炉到半夜灭了，火炉上头的那壶水到早上就结冰了。早晨睁开眼，被子上枕头上都落了一层沙子。1961年冬天，粮食已经很紧张了。当时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在戈壁滩上尤其严重。那时我们职工大概一个月才二十多斤粮食，那算多的了，后来连这点也分不到了，最后只剩了几天的粮食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大缸子，我保存了好久，主要是喝稀饭。那时候炊事员的权力也是很大的，他那个勺子舀深一点儿舀浅一点儿都不一样，舀深一点儿你就吃得饱一点儿，舀浅一点儿你就只能喝稀的了。不过能喝稀的也好啊，也能顶点儿饱。到了晚上实在饿得不行了，怎么办呢？我们那时就买些酱油膏，泡一碗酱油膏一喝，再躺倒睡觉。我们全厂的人，包括我在内，全部浮肿了，脸上身上一按就是一个坑，一按就是一个坑。向上级报告了之后，从南疆紧急给我们调粮食，我们把全厂50台最好的解放牌新汽车调去运粮，从南疆运到吐鲁番火车站，再运到我们那里。从南疆运到吐鲁番来回一趟3600里，15天才能运一趟。这样陆陆续续运了两百多万斤粮食过来，算是救了几天的急。那时确实特别紧张，几万人在戈壁滩上，周围几十里地没人烟，往外疏散都很难。
　　二机部副部长袁成隆当时在底下蹲点，主要在兰州铀浓缩厂和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这两个厂来回跑。袁成隆说，那个时候啊，正是国家最困难的三年，西北一带那更困难，没粮食吃。中央很着急，很关心我们这俩厂子。中央有的同志提出来，要撤，坚决主张撤，除了一部分留守的，把人赶紧撤出来。其他不要了，人要保证。他这意见也是有道理的，国家到处都是困难，哪儿弄粮食去啊。但这个厂的厂长周秩跟我商量，他说咱们不能撤啊，一撤这厂子就完了，将来就难办了。我同意他的观点。我说咱们是不能撤，原子堆的建设费好大劲啊，好多东西是不能停的。一停，将来就不能再开了。我们向甘肃省委省政府反映，汪锋那时候是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他到我们的厂子去看了。后来还是地方想办法，挤点粮食给我们，把厂子保下来。
　　那时人们受处分最多的一个原因，很少会是别的，就是因为一个吃字。一个姓高的医务室主任受到处分，是他到食堂帮厨时多吃了21个馒头。从四川运咸菜的车皮到达车站，保卫科长的妻子听说后，带着几个学生去捡吃已经发臭的咸菜，她的丈夫因此遭到牵连。一位曾两次到苏联实习的技术骨干，也因为将食堂的两个土豆悄悄地装进大衣口袋，而再三受到大会小会指名道姓的批评。
　　困难时期，厂子里连汽车也停了，人们上下班都是步行，没吃的，就在兜里放两个土豆，走到厂里的时候已经饿的差不多了，只好先吃土豆。粮食没了，土豆眼看也没多少了，周秩就给中央打电话，甘肃省在自己极端困难的处境中，仅用三天时间就给他们弄了一列车土豆。因为是冬天，土豆从外面天寒地冻中拉过来，不敢往暖和一些的地方存放，怕给化掉了，土豆一化就坏了，根本吃不成了，可又不能总放在外面。所以，火车到了以后，就赶紧把土豆给大家分下去。每个人是七天的量，得到各自的一份之后，也没办法保存，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土豆煮熟了。没有锅灶的人便在办公室里砌了个小土炉子，拿洗脸盆洗脚盆当锅用，先把土豆煮熟了，然后再放进旅行包里。

　　第79节：第二十一章　再困难也不能不管（2）

　　西北的几个厂子连连告急，事情报到上头，薄一波找到刘杰，警告说，刘杰你要注意啊，要撤的话就赶紧早撤。西北三天撤不出来，那时还没粮食的话你怎么办？
　　刘杰说，我一听，更感到问题的严重。聂总知道了，也说刘杰啊，你要照顾大局，尖端武器、核武器是大局，国家困难，粮食缺乏，要求大力精简，也是大局。所以，在那种紧急情况下，我们也适当地减了一些人口，鼓励有门道的人自谋职业。也有很多人不辞而别了。长期营养不足的必然结果是职工体质急剧下降，疾病环生。由于粮食、副食品匮乏，环境恶劣，加以职工与家属长期分居等困难，二机部系统的职工队伍不稳固，自动离职逾假不归的估计有一万余人，其中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和在这里施工的建筑职工有五千来人走了。但不管怎样，我们力求不影响最关键工程的进展。我们提出保人、保机器，大家两只手，左手抓生产，右手抓生活。最后没办法了，发枪发子弹。发枪弹干什么，打黄羊，打野兔子，到附近山上去打野牛，捕鱼，搞生产。有些做法今天看来是很不好的，破坏生态，危及野生动物，但在当时情况下确实顾不了这么多，只能想尽法子把难关渡过去。
　　苏耀光是九院实验部副主任，他说，我们设计组有一个人，到“文革”时，被人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找我调查，我说，这个人业务很好，责任心强，没听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啊。对方说，他骂街。我一听，想起来了，原来是他在困难时期，吃的一个窝头放在桌子上，被人偷吃了，气得在那里骂娘。我就对调查的人说，他并没骂社会主义，也没骂党，他骂的是偷吃窝头的那个人啊。
　　刁仁文说，最困难的时候，人们实在熬不住了，许多工人从海晏县跑了，有的缺吃少穿，就那样死在路边了。厂里赶紧派人去对这些人进行救治，死了的就地掩埋。这些人大都不是正式的工人，死了也没人知道。
　　西北的厂子难，内地的人们也不好过。北京是首都，比最困难的地方要好一些，但饿得浮肿了一圈的人也不少。刘文翰说，在生活困难的时候，有些同志到部队的厨房捡菜帮子，自己煮着吃。陈常宜是我们的组长，带着我们去老乡地里捡豆子，拿洗脚盆煮一煮吃了。他们到官厅水库去炸鱼，捡回来以后煮着吃，还捡海棠果。到1961年年底，国防科委运来一些黄豆，还打了一批黄羊给我们吃，算是十分难得的了。
　　说到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核工业，不能不说刘允斌和他所在的包头核元件厂。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把一批高干子女和烈士遗孤送到苏联去学习。前后出去的有毛泽东的三个子女：毛岸英、毛岸青和李敏，朱德的女儿朱敏，刘少奇的三个子女刘允斌、刘爱琴、刘允若，林伯渠的女儿林莉，林彪的女儿林小林，高岗的儿子高毅，陈伯达的儿子陈小达，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陈昌浩的儿子陈祖涛，李硕勋的儿子李鹏等。1939年，周恩来去中央党校讲课，从马上摔下来，右臂骨折，中央让他去苏联就医，就由他带领一批烈士和高干子女乘蒋介石的私人飞机，从延安出发，经兰州、过迪化（乌鲁木齐）前往苏联，刘允斌就是这批学员中的一员。他最初被送入莫斯科近郊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后来又搬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与数百名各国儿童生活在一起。
　　刘允斌在中学期间连跳两级，后来考进了莫斯科钢铁学院。之后又到莫斯科大学化学专业读研究生，直到副博士，接下来就留在本校任高级研究员。刘允斌的俄罗斯妻子玛拉是他读研究生时的同学，他们有两个孩子：阿廖沙和索尼娅。刘允斌的俄文很好，又有精深的专业学养，他不仅多次出色地完成翻译任务，而且在研制氢弹聚变材料等重大项目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姚乃兴说，刘允斌个子不高，老戴顶礼帽，鼻子尖尖的，看起来像外国人。他太太个子也不高，脸圆圆的。刘允斌在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当高级研究员，一个月大概1800卢布，中国代表团来苏联，他过来做工作，给他开700卢布，他不计较。吃饭常叫他过来吃，他不吃，总是回家吃。我们中国人喜欢灌酒，那时老灌刘允斌酒，他老婆都快哭了，心疼刘允斌。有一次吃东西，她问是什么，我们说是青蛙，她一听马上吐了。还有一次把刘允斌灌醉了，她真的哭了，叫我和他们一起回家。他那个家现在已经变成市区了，过去是莫斯科郊区地铁的最后一站。也像我们这样的宿舍，标准式的一排一排，他家里两室一厅，很小的。家里我唯一认得出来的，就是挂了不大的一张刘少奇照片。他丈母娘跟我说了好多刘允斌多么好的事情。她说这个克里木（刘允斌）没有一点架子，后来他们知道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人物的儿子，好女婿喽。她说他不喝酒，不打老婆，还帮助干家务活，所以她特别喜欢他。刘允斌为人谦和，人要走过那个门，他一定飞快跑过去，把门拉的直直的，让人一个一个走过去，他最后一个走。电梯来了他抢先去按，而不是抢先走。他那时候身份也很高了，是高级研究员，是国家主席的儿子，能老是这样做，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第80节：第二十一章　再困难也不能不管（3）

　　整风反右派不久，刘允斌就到王方定小组来了，跟大家一起搞向党交心运动。王方定说，我们也得交心喽，交到最后，都吃惊不小，说我这个人怎么这么坏呀。1959年的时候，组织上要刘允斌决定，要么老婆来，要么离婚。但他老婆不愿意来中国，说中国太穷，吃草，结果只好离婚。玛拉1998年去世了，两个孩子曾提出要到中国来看看，没有结果。那时候我们对刘允斌的印象好极了。从对刘允斌的印象好，推导到对国家领导人印象好。这刘允斌真是一点儿都不搞特殊，你根本就看不出他是国家主席的儿子。他只是样子长得有点儿像。让他一个人住一间房，他不，他要跟我住一间房。他到中南海去，回来什么东西都不拿。他对自己的要求，比我们还要严格。当时陈伯达的儿子回来后分配到九院。他不会说中国话，就经常跑到我们试验室来，与刘允斌聊天。刘允斌说，首先你要学中文，中国话你都不会说，回来怎么办？后来陈小达到北大中文系去学习。刘允斌到包头核元件厂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我们都把到西北去不当一回事了。
　　冯泽君说，1955年我大学毕业后，先跟苏联专家学习了几年，后来调到新成立的二机部就是后来的核工业部。原来的二机部是搞航空的，后来合到一机部去了，成为一个保密局。我去原子能所报到时，研究所正中是四块大草坪，草地上还乱堆着一些石头，四周小树只有一人多高。南面大楼是所长钱三强、副所长王淦昌、彭桓武、赵忠尧和一些职能部门的办公室。北面大楼是图书馆、阅览室、阶梯教室和一些研究室。最初我和刘允斌都在这座大楼里工作。大草坪的东边是电子加速器大楼、西边是重水反应堆实验大楼，每座大楼都有代号，如反应堆大楼叫101，加速器大楼叫201等等，再远一些的建筑物，就是众多的研究室和实验室。我第一次认识刘允斌是很偶然的。那天我和几个同事去食堂吃饭，从草坪旁边的小路走过，有人轻声跟我说，喏，那就是刘少奇的儿子。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看见他和一位戴眼镜的女同志在谈论什么。出于好奇，我们驻足观看。刘允斌和刘少奇长得很相像，只不过是多了一副眼镜、个子略矮一些而已。他衣着相当朴素，而且显得有些陈旧。烟瘾很大，一支接一支地抽。他静静地听那女同志讲话，直到她把话讲完，他才发表意见。刘允斌那时是核化学研究室主任。
　　朱培基是搞核燃料元素分析的，最早在苏联学习时就和刘允斌在一起。朱培基是跳高运动员，虽然是位女性，但她身体素质很棒，常爱和小伙子们一起踢球。朱培基说，那时候刘允斌烟瘾很大，他说他是从小学会抽烟的。小时候父亲参加革命顾不上他，把他寄托给本家的大伯，他像小长工一样跟着下地劳动，非常之累。以后他看到大人可以坐下来抽袋烟歇歇气，就也学着抽烟，为的是趁机歇一会儿。他还说，冬天天气很冷，还打着赤脚。他甚至跪在田里求老天爷帮他找到父亲，并许愿将来要修一座庙作为报答。他很朴实，热情，常常帮我们这些刚来的人向所里交涉事情，为我们作翻译，常常不动声色地去帮助他人。每当中午休息去三楼小吃部喝牛奶加餐时，他总是顺路叫上顾国英。饭后为我和顾国英买两块巧克力，他自己却不吃，说是不喜欢。在苏联我和刘允斌、顾国英学的都是属于保密范围的与铀、钚工艺有关的分析方面的内容；关景素是科学院系统派出去的，和我们在一个研究所里，但学的却是与核工业毫不相干的稀土元素的提取和分离，整天呆在实验室里学不到什么东西，结晶、重结晶，周而复始，于是空下来就常常帮同实验室的工作人员照顾实验。刘允斌知道了情况，就主动去和苏联的所方联系，想把她转到与原子能有关的专业方面来。所方回答说这是中方的意见。他又去找管我们的商务代表陈征同志。几经交涉国内还是回复说不宜参与保密工作，他这才作罢。他为关景素做了许多事情，却从未和关讲过。我们的实验有时需要昼夜连续做。有一次该我值夜班，要把滴在不锈钢小盘上的样品烘干测量。当晚恰巧在列宁山下体育场有足球比赛，刘允斌想去看。他知道我也喜欢看足球，便主动提出要和我换值班，让我去看球赛，我不肯换。于是他帮我弄了个自动收集滴出液的装置。这样，我俩一起去看球赛，散场之后又一起赶回实验室进行测量。我们在实验中用的注射器漏气，我说国内的好用，他马上说，让妈妈帮我们寄几支来。并很快写了信回国，不久我们也就用上了。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由衷地尊重王光美妈妈，喊起来是那么亲切。而我们工作上需要的东西王光美也能及时地买了寄过来，难为她能把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搞的这么和睦、融洽。他的俄文非常流利，中文就有点忘了，常常是念半边。有一次在给访苏代表团做翻译时，他把乙醇念成乙亨，弄的大家哄堂大笑。他在和家里通信时，常常来问我中文该怎么写。他也常常顺便说一些家务事。他写信给父亲讨论关于玛拉要不要跟他回国的事。他父亲要他尊重玛拉本人的意愿，不要勉强她，尽管他们当初结婚时说好要和刘允斌一起回国的。他遵照父亲的叮嘱，决定只身一人先回国。我们都计划坐火车，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