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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于青春 -海岩 著-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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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
马有利、骆进财、葛建元，所有社会的渣滓们，你们听见了吗？啊！
第五章
敏芳，我们有多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在一起说话了？在这个万籁俱寂的深夜，心贴着心，喃喃细语，不会被人打扰，也不会打扰别人，这样从容、尽情地拥抱着叙谈着，哦，一晃快四十年了。
四十年，我心里从未这么安静过，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小成，咱们的儿子，他终于离开我寻你而去了。谁能想到像他这样健康的躯壳竟会先我而成为你的伴影？可惜他的灵魂并不像躯壳那么健康，也许不能随你在天堂久驻。
我们不只二次谈论过天堂、地狱；命运和人生。从我们两心相许那天起，老天爷就像是把一切都注定了似的，看去貌似偶然，其实在劫难逃。假使父亲不是因为搞到了一点大米让全家吃了顿饱饭，就不会给日本人抓了“经济犯”；假使我不是替在牢里做下病来的父亲抓药，也不会在“同仁堂”门口警察抓了夫子；假使不是那警察有个把兄弟在绥远当军官，我当完了快子也不会被充了壮丁，也不会再被那军官派到青岛去运海货；假使晚去半个月，我大概也就跟着董其武将军反了水，而不会被钱师长留下当厨子，以致漂洋过海几十年不能反顾。命运对我们真是苛刻透了。在那边，我常常一个人喝酒发疯，骂天骂地，如果天地间尚有一丝公平之念，也不该对一个小民的一生这样草率这样无情的。
你信奉上帝，我敬过菩萨，可你看不见幸福的天堂和乐园，我也找不到极乐的东土和西天。而今天，现在，就在这个安宁的夜晚我们在一块净地之上吗？我们命是“轮回图”上的投生儿，茫茫苦海的幸存者，佛说九九八十一难之后，福星自然返照。周围是这样安静，窗外的夜丁香开了花，花气袭人。身上盖的，身下铺的，又厚又暄。二勇今天晒了被子。如果那场煤气中毒的浩劫是我的最后一难的话，那么二勇，便是我的福星了。
对了敏芳，你见过H勇吗？他就住在咱们那条胡同的西口。你在的时候他还小，也许没有印象了， 高高的个儿，不如小成那么终究却是嘴欢经各房一副后u以我没想到小成长大了会胖成过样。我走的时候他才六岁，又瘦又黄，和他那只可爱的却又先天不足的鸽子一样病弱不堪。
还记得那只鸽子吗？深灰，青靛，却毫不给人乌暗的感觉，它的脊背言去那么光徐、柔和＿、你一定记得我原来执意不准小成养它，一来怕孩子玩物丧志，二来那年头纨挎们为养鸽子寻衅打架的事层出不穷，我木想惹是非，为此孩子哭过好几次呢。他爱那鸽子，胜过吃穿，常常久久抱着它喃喃低语，简直视为小小知己，可以托之以心。对于这种童贞的、近于神圣的爱的萌芽，身为人父，我不能一味扼杀。
后来我们一直养着它，就象家里的一口人似的养着，我不知道这多病的生灵后来究竟活了多久，我叫警察绑走后再也没有听到它的音信。
敏芳，我永远忘不了那情景．．几个警察拧着我的胳膊，小成又哭又喊抱着我的腿，鸽子扑楞楞从他怀里惊恐地飞出去，警察使劲端了他一脚，他还是抱着我的腿死也不撒手。啊，我的儿子！他抱着我，就象是你在抱着我，是我的亲人，我的家，生我养我的北京城在用力地抱着我，不让我走！六岁孩子能有多大力气？可你知道吗？当那帮没有人性的东西硬把小成拉开的刹那，我就象落水人突然失去了最后一根救命的木头似的那么绝望，我那时候就想，大概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见不到家，见不到北平啦！
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啊！
转眼快四十年过去了。一怀愁绪，半生离索，当一切成于既往，我们在自己心造的天地中幽幽重聚，但愿能够十分平静了。然而我无法忘记那的沙巴多少次梦寐之中见到低．见到小儿，见到我们常常路过的文津街、三海上的金鳌玉练桥、煤山、那古旧而亲切的东四牌楼啊！亲人、故乡，蓬山飓尺，像可望不可即的海市蜃楼一样在梦中流连，每逢梦破人醒，悲从中来时，我常常会钻心地痛感到人世间的无味和自身的渺小、孤单。说实话，要是没有对你，对小成，对故乡的怀念寄托，我一定没有这么命长。
刚到台湾那几年，你知道我是怎么活过来的？几十万军队突然挤上那个孤岛，当官的靠一口美国面粉养活着，当兵的足足三年没吃圆过一回肚子。北方人在那儿水土不服，个个一身脓包水泡。想家呀，想老婆孩子呀，真是离恨干端，别愁万种，光我们一个师部，自杀的，两个，疯的，一个。我同屋的张大全，沈阳人，把手榴弹捆在肚子上寻了短见，留下几行绝命诗，当官的缴去不准大家看。其实当官的也想家，钱师长就整天盼着叫着想打回去，巴望着美国人能帮着打回去。他家客厅里高挂着古诗条幅：“愿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杯上”。耿耿于怀，吟咏起来，声泪俱下。而我们这些当兵的呢，想的就简单得多——只要能回去就行，别管是打回去，跑回去，还是投降回去。
我在军队整整干了十三年。从教书匠沦为火头军，斯文扫地，已全然顾念不得。
我从三等兵一直干到上土，上土又分三荣我种最高宽到了19邓年我们这些游子兵提了你那阵子，成群的外国人拥进来开工厂、办商店、设银行，把台湾搞得热闹起来了。我进了中山北路一家名叫樱楼的餐馆工作。一听这名字就知道是日本东家，老板叫浅沼，对我不错。敏芳，我想你一定不会怪我竟然愿意给日本人做事吧。杀父之仇，刻骨铭心，自然不敢一朝忘却，但是，和咱们同文同种的一个大国，总不会洪洞县里没有好人吧？咱们和日本的仇，是和那些想叫咱们亡国灭种的疯子们的仇，用不着和善良的东洋百姓过不去。世界本来是挺安静创。
浅语先生的性子有时有点暴躁，但很重义气。他知道我的身世后，拍桌子大骂过那些绑架我的警察们。我们在一起共事好几年，彼此以诚相待。日本和台湾断交后，大批日本商人纷纷东渡回国去了，他也把樱楼托付给我，带着太太走了。到了1970年，索性把这家餐馆送给了我，不过那时候樱楼已经为他挣够了钱，从里到外都老朽了。
我就这样安身立命许多年，倒也顾全了温饱，就是总想你们。
我也养了一只鸽子，做为一种向往，或者说是一种凭吊。那鸽子也是灰色的，灰色中带着点青靛，它的咕咕叫声和小成的那只灰鸽尤其相似，听了令人神往。
它喜欢转动着灵巧的脖子东SKng望； 反常用便回的眼据日k个地看亏民树间经常这样久久对r视， 我看出它是想和我说话，只是说不出声来。啊，那简直就是小成的化身。它陪着我，度过了那么久那么久的日子，那些日子里给我帮助最大的，除了浅沼先生，就是它。
不，我并不是因为从浅沼先生那里得了湖口延命的饭碗而感激他，为了樱楼的兴隆，我毕竟付出了无愧的劳动。我要感激的，是浅沼先生在我命运的转折中所起的作用。我现在能够躺在被二勇认真晒过的又厚又暄的褥子上，在这弥漫着丁香花醉人气息的夜晚，与你，我的红颜薄命的亡妻，幽幽相聚，一叙生前死后，如果这一切在命运中早有伏线的话，那么浅治先生，便是这伏线的一端。
那时候浅语先生已经开始和大陆做生意，我就托他寻访你和小成的下落。二十年中，你给我托了无数次梦，说你和孩子都还健在，只是乱世之中辗转流落到一个木为人知的偏僻地方去了，无数次醒来，我都记不清那是个什么地方。
在一个闷热的黄昏，我印象很清楚，天像是要下雨，深灰。我那时都顾不上照例的寒暄，光是木呆呆地盯着他的嘴巴，心里害怕，膝盖直哆咦，摆手想叫他快说，又想叫他等一等，容我镇定一下再说。那瞬间我脑子里似乎一片空白，又似乎涌出一千个或凶或吉或悲或喜的结局，连那只善解人意的鸽子都察觉出情形不对，惶惶不安地飞到我的手上，尖嘴用力敲打我胸前的钮扣，仿佛在问：“怎么啦，怎么啦？”
浅沼先生拿来了你的照片，是你去世的前一年照下的。眉目依稀，无情岁月虽使红颜老去，但以往的音容宛在，呼之欲出。敏芳，你虽有青春之身不肯再嫁，情愿守几十年活寡拉扯小成等我回来，可你终于没能等到我，我知道你在煎熬中盼望着共叙团圆的一天，只是实在熬不住才先去了，我能想像到你弥留时的心境，我仿佛已经看到了你走时频频回首，吃力地向我张望的模样。敏芳，要不是为了小成，我们爱情的见证和结晶，我们血肉和生命的延续，我那时就该去跳海，为什么要活到现在？
浅语先生也带来了小成的照片，是小成和他太太的结婚照，仿佛他们早就算定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正是失去你的时候，不肯亵读我的悲痛，所以照得过分严肃，穿着也太素朴，以至于完全不象个结婚照。浅沼先生说，这是他们1971年限的，已经过 去四年了， 现在的小成比四年前还要胖一些。浅语先生还说，当小成听说我还活在台湾时，样子很惊慌，如同活见鬼一样。是啊，他和我分别的时候才六岁，也许早就想不起世间还有这么个父亲了。
可是不，浅沼先生摇着头，他说现在大陆上的情形颇有些古怪，“海外关系”统统被看做是一种极不光彩的事情，人人呼若寒蝉。其实对台湾人来说，这是不难理解的，这儿的人同样也怕沾上“通共”的边。可是，我们毕竟是亲人，是父子啊！孰能没有天伦？
儿子竟没有给我写一封信，连一声“爸爸”都没叫，那张照片，也不知浅沼先生是如何到手的，问他，他只一味摇头叹气。
我写了一封信，托浅沼先生有便时带到北京去。敏芳，我总得知道你的生前身后是如何安排的，有什么欲了未了的遗愿；也想知道儿子现在的生活，是否快乐平安；问他还记不记得三十年前父子离别的一幕！可那信一去没了回音。一湾海水，把我们隔绝在两个世界里。
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怪罪小成，我心目中的小成仍然是个可爱、懂事、又特别重感情的孩子，他不愿和我相认，只是怕担上政治的压力而已。于是我不再给他写信，生怕妨碍了他在大陆的自处。就连二勇，在当时的环境下，倘使对海外关系没有小成那般恐惧，恐怕也是憎恨的吧！二勇那时还是个不更事的少年呢。
我继续操持着樱楼的生意。痛定之后，心里比过去多少踏实了些。我总算知道了我唯一的儿子，至今还与我同在，心里象有了～个小小的亮光，在黑暗中引着我往前走。敏芳，我那时就只有这么一个念头，我得往前走，走到那么一天，我能去找我的儿子，也许真有那么一天，我能摸到那个影影绰绰的亮光。
台湾那些年经济搞得很乱，票子一个劲发毛，但樱楼总算在风雨飘摇中维持下来，没有关门大吉。来这儿照应的都是老主顾，钱师长也常来。他早退了休，靠几十年宦囊积蓄在台北做寓公，已是须眉皤然的老人了，这几年举手投足，更添了几分学者般的飘逸与悠闲，优悠中又带着一点淡淡的伤感，和那些三十年前飘洋过海的老军人们一样，总觉得到老连归葬的坟地也看不到似的，心里虚。
是书h钱师长还不如我还存分实实在在甘明卜k他却不、行。要是照着浅沼先生的说法，凡当过国军营长以上、三青团区队长以上、一贯道点传师以上的人员，按大陆上的法律都要以反革命论处。钱师长半生戎马，杀人无其数，共产党绝不会饶他。我曾经忍木住怀着孩子般的好奇仔细注意过他的那双手，竟是那么细弱、柔软，而且白得象女人，指甲也修得很精心，谁能想到这双手已经在血泊里浸泡了二十年啊！钱师长对大陆曾经那么深恶痛绝过，如今老了，也变得停停怀放了，常忍不住登高远望，向着落日余晖，用发哑的嗓门儿歪歪扭扭吼两段莱芜梆子，吟几句思乡感怀的诗文。可是，“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他的生年是回不去了，他回去，人家共产党就是杀了他也是不冤的，所谓君子之仇，十年得报，这已经三十年了。他呢，也早已绝意归途，只能悲歌当泣，远望当归，聊以胡思乱想罢了。
而我的盼头居然来得比想像的还快，1981年的夏天，不期然接到了儿子的一封短短的信，我高兴得发狂。现在我想不起那封信具体都说了些什么，总之是问我好，并且说他也很好，现在在～家饭店里当服务员，只是经济紧张，希望我能寄些钱去。
尺读之中，我仿佛听见了小成抱着我的腿哭喊的回声，那声音唤起我深理多年的亲子之爱。当天我就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并且把我存在银行的全部美元取出来，一块寄到日本，托浅沼先生给儿子寄去。敏芳，一也许只有你才能体会我当时的兴奋，我总算能够尽一点人父之责了，我是个父亲啊！
从那天起我戒了酒。五个月之后，小成又来信了，还是那么短，问候之外还是要我再寄些钱去。我又寄了，并且又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依依山水之恋，倦倦父子之情，字里行间，意犹未尽。我日日夜夜等着他的回音，希望他别那么匆忙，别那么简短，我盼着他能耐心地和我这个孤身在外的老父亲叙叙家常啊！
我等了整整一年，神不守舍的一年。
论人之常情，儿子不会这么久不理我，我预感到出了什么事。
果然，一天中午忽然有几个警察到樱楼来，要我去警署说话，不许我多问，也不许我回家，粗暴地要带我走。那时我突然想起三十几年前在同仁堂门口被几个警察绑架的一幕，于是说死也不肯走。可那些警察威胁说这是依法传讯，如果我拒传事情就更麻烦，樱楼的伙计们也纷纷劝我不要吃眼前亏，先去了再说。我当时真想，如果小成在，如果他还能紧紧抱住我的腿，那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他们走的。可我是一个人，从肉体到精神都是孤单单的一个人，我就是真的回不来了，人们无非茶余饭后做个谈资，没人会像你，我的妻；像小成，我的儿，那样悲痛洒泪！没有人会！
他们把我带到台北景美警察分局，说是传讯，可往地下屋里一关三天不闻不问。
我惦念我的鸽子，想着谁会去给它喂食喂水色＠＠回回＠
到了第四天，他们像是才想起来似的，把我叫去问话，问话的是个麻子，他拿出一封信给我看。
“知道是谁写的吗？”
这当然是明知故问，那正是小成的来信，短短的，不知写了些什么。
“是我儿子的信。”
“你儿子是共党的什么干部？”
“他不是干部，是饭店的侍者。”
“你还想赖？”警察老练而邪恶地笑着，‘你看看这张信纸吧，认识共党的简体字吗？”
信纸上方，红字函头：北京万宁宾馆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是干什么的你当然晓得噗，是共党现行的政权机关，你儿子能够使用这种信纸，不是干部是什么？”
我说不上话，只用眼睛狠狠盯着那张麻脸，那脸上集中了人类最专横、最败坏、最愚昧的表情，我憎恨这脸！
到现在我也没有闹懂那革命委员会是怎么回事，二勇后来对我说过，七十年代前后，大陆上连托儿所、养老院，连卖酱油。烙大饼的小铺小店，都有革命委员会。
可这种满天盖地到处都是的东西却构成了莫须有的罪名，使我身陷囹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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