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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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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战略原则上的这种转变，始于老布什政府末期。当时，切尼手下一个由沃尔福威茨牵头的研究小组先是起草了一份文件（文件内容很快就泄露给了《纽约时报》）。文件要求政府制定一项旨在阻止任何挑战势力崛起的战略。当时，这种战略原则被看作是几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家的非正式想法，因而未被接受。但后来小布什总统在西点军校讲话中将其作了阐释，这种战略从此便一跃而成了美国的正式战略，并于2002年9月写入了国家安全战略的文件。美国认为遏制政策再也行不通了。对手拥有的自杀性心态，加上获得与投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越来越容易，已使遏制首先打击的战略变得不合时宜。所以，新的战略原则指出：“我们不会坐视危险增大，”也不会等到“蘑菇云”升起。相反，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一旦我们感到危险大到令人难以接受的程度，我们就会先发制人，预防性地实施打击。这项战略原则是打着对付由那些令人失望的国家和“无赖国家”所造成的动乱这一旗号并以此为措辞提出来的。为了消除一些大国担心自己也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恐惧，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还谈到了要加强大国间的合作。
但是，该战略原则的第二部分却一改这种令人放心的基调，坚持认为美国要保持自己与其它国家间的实力差距，让所有国家连向美国挑战的念头都断掉。这是一种依靠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来获取绝对安全的战略原则，在许多方面都很适合美国。不过，也只有美国拥有成功地将其付诸实施的人力、机构、自然和技术资源。这种战略原则不仅迎合了美国人那种久已形成的认为美国人生来不可战胜的看法，而且也迎合了美国人对优势武器习惯性的信赖，同时也反映出了美国人具有的那种认为自己例外和与众不同的感觉，觉得自己是上帝特殊的选民，理应可以获得豁免。美国人还认为，世界上的其他人没有怕他们的必要，因为上帝把“真理”赐给了他们，而“真理”使得美国人拥有自由，乐善不倦。因此，在总统关于“自由战胜其所有夙敌”的言论中，惟我的善恶二元论体现得十分明显。
不过切莫搞错，这种新的战略原则实质上是属于帝国主义式的，深受当代拉迪亚德·吉卜林拉迪亚德·吉卜林（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作品表现英帝国的扩张精神，有“帝国主义”诗人之称。——译者注们的欢迎，而这帮人是《华尔街日报》和其它一些右翼出版物培育出来的。这些出版物错误地将自己列为“保守”性出版物，号召美国“肩负起白人的责任白人的责任：即所谓“白人应将其文明带给落后民族”的责任，语出吉卜林的诗作。——译者注”。《华尔街日报》先前的一位编辑马克斯·布特在《建立美利坚帝国之理由》一文中称，“9·11”袭击是“美国干预不够和雄心不足造成的结果；解决的办法是树立更加远大的目标，采取更加果敢的行动。”布特还说，“阿富汗和那些处于战乱的国家，如今迫切需要那种曾经由戴着遮阳帽，穿着马裤，信心十足的英国人实行过的文明统治。”《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塞巴斯蒂安·马拉比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说，“新帝国主义的理由令人信服得无法抗拒，”并敦促以美国为首的秩序井然的社会“把自己的公共机构移植到那些无秩序的国家中去。”《大西洋月刊》也不甘落后，它的记者罗伯特·卡普兰号召“在美利坚帝国软力的影响下，把繁荣带给世界上各个遥远的国度。”
这种观点在两个方面很有诱惑力。首先，新的非对称威胁已经出现，而旧的威慑力量可能已经不足以抵御这些威胁。这是不争的事实。其次，对于任何一个生活在世俗的物质至上的现代西方社会的人来说，美国人管理下的有序状况和经济发展，似乎显然比动荡不安更可取。尽管那些支持该观点的凡夫俗子们会否认，但是这跟麦金利总统当年提出的思想如出一辙。在决定将菲律宾纳入美利坚帝国时，他谈到有必要“提升他们并使他们基督教化”。绝大部分新帝国主义者都不愿意跟“基督教化”沾边，而代之于“美国化”，避免把二者联系起来，其实这两者之间完全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
新的战略原则的根本点是主张无限扩张。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潜在威胁的数量极大。试图控制住像伊拉克这样的威胁，可能只会使我们面临新的威胁。关于这一点，我们在阿富汗已经看到了。为了对付新的威胁，可能就会有必要去控制新的领土和新的实体。到头来，保障安全的惟一办法就是把每一块土地都变成自己国土的延伸。
这似乎是一项令人胆怯的任务。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任何一支帝国势力的崛起，都会使其它大国自动结盟与合作。结果，该帝国又会为对付这种新的联盟而加倍努力进行扩张。如此周而复始，直到它扩张过度而最终灭亡为止。另外，新帝国主义者还相信，美国是个例外——因为它是一个民主国家，不贪图领土得失，它的统治不仅具有吸引力，而且善为被统治国着想，是一种软力，甚至颇具魅力。任何抗衡的行动都不会出现，因为没有人不喜欢美国的方式。如果有可能，谁不愿成为美国人呢？因此，应该把美国的男女编成一支远征军，将他们派往地球的各个角落，去播撒世人如饥似渴地寻觅的美国信条。
但是，这种办法行不通。个中原因，让我们一一来看一看。
首先，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绝对的军事安全。美国的激光制导炸弹，核导弹，侦察卫星照片，能保护美国免受“9·11”用小刀劫机的人和自杀性狂热了吗？我们高度发展的军事能力吓得北朝鲜人屈服了吗？我们在海外到处修建军事基地减少了我们面临的危险了吗？每一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而军事基地的扩散说不定还会增加我们面临的危险。
其次，即便我们美国人确实很好，但是世界上其他的人未必同样这么认为，即便他们喜欢我们，也未必想跟我们一模一样，况且他们已经行动起来与我们的势力抗衡了。这一点从联合国安理会在伊拉克问题上的一举一动中看得最为明显。不过，在其它方面表现得也很清楚，例如，欧盟努力寻求跟美国更加平起平坐，俄罗斯和中国恢复关系，许多国家积极倡导用莱纳克斯而不是用微软的视窗作为计算机的主要操作系统。这里面有一种人的因素在起根本性作用，美国人觉得很难理解。但是，考虑到我们自己国家的历史，我们应当头一个表示理解才对。国家与个人其实非常相象，与其说是受获得物质的欲望、恐惧和爱的驱使，不如说是受获得尊严与尊重的渴望以及被认可的需要在驱使，都极想被看得与旁人或旁的国家同样可取，同样重要。有人曾问过土耳其小说家奥尔汗·帕穆克，是什么让伊斯坦布尔的老人宽恕袭击世贸大楼的行为？又是什么让巴基斯坦的青年仰慕塔利班的？他回答说，“是因落魄潦倒而生的无能为力感，是不被人理解，同时也是因为这些人没有能力让别人听到他们的声音。”这个世界上其余的人也许喜欢，甚至羡慕美国人（正如我们说过的，他们的确如此。），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他们也希望这些能够得到尊重。
全球化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法国人不会因为吃了一个麦当劳的汉堡包就不再当法国人了，或者转而抛弃笛卡尔。年轻的印尼妇女会离开传统的村庄，到奈克运动鞋厂去打工并住在集体宿舍里，但这种经历可能会使她们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更加注意戴穆斯林妇女那种头巾，甚至不戴了的还会重新戴起来，以此来坚守她们的价值观。我们不能去扑灭这种火焰，也不应该试图去这样做。
第三，发动美国人进行十字军式的远征行不通，是因为它会使我们越来越多地涉入各种各样的便利联盟和残忍的行动，这样不单会败坏我们的品德，腐化我们的机构，从长远看，也只能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复杂。
第四，经济全球化和美国人的极度浪费，已经损害了我们的经济主权，使我们更多地依赖于我们想控制的国家，而且依赖的程度比我们觉察到的要大。有人指控我们为了控制伊拉克的石油而入侵伊拉克，这种指控在美国人听来虽然纯属虚妄，但国外相信它的却大有人在，究其原因，则正是因为世界上许多人都知道美国人经济上有几根软肋，所以才把美国搞军事威胁的意图作此理解：美国人想让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的安全港，然后通过控制关键性资源的价格来实现保持“布巴”的生活方式不变的目标。美国的经济如今已经走上了不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它的增长绝大部分要依靠消费来拉动，而消费则是靠数额不断增加的借款来刺激的。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的消费水平越来越高于生产水平了，而我们只有从国外借款才能保持现有的状态。我们为世界的安全提供保障，又是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提供国。正是靠了这种地位，我们的美元才得以坚挺，我们才得以享受一种高于我们实际所得应达水准的生活。但是，欧元已逐渐开始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储备货币了，而我们的国际债务需求量已经大到了让债主们日益胆寒的程度。如果我们整天摇晃着马口铁杯子，怎么能成为世界的主宰呢？当然，除非我们需要什么就拿什么。
但这也正是搞十字军式远征行不通的最后一个原因。美国人不是罗马人，也不是英国人。美国也许时不时地会干些傻事，甚至于坏事。但是，美国人民既不会把运尸袋看成是光荣与英勇的象征，也不会热切地希望把自己的第二个儿子或女儿送到殖民军中去服务。由于我们本身是在反叛帝国中诞生的，因此，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对帝国主义那一套安之若素过，也根本不善于搞帝国主义。原因之一是，我们太想让别人喜欢我们了。
那该怎么办呢？其实也很简单。乔治·W·布什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做到。事实上，他竞选时开头说的话还是挺对的。他说，“如果我们是一个谦逊的国家，别人会看到并予以尊重的。”我们需要的是重新回到真正保守主义的道路上来。所谓的新保守主义者们提出的帝国规划，根本称不上是保守主义，只不过是用富于煽动性的传统爱国主义语言所表达出来的激进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和冒险主义罢了。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从来就不是什么救世主，也不是什么脱离实际的理论家。保守主义的精髓是有限政府，这一点新保守主义者也常常宣传。可是，他们所提出的帝国规划将大大增加政府在国内外的作用。我们在强化已经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军事机器，把国土安全部变成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国家机构的同时，已经大幅度地增加了联邦政府的开支。这绝不是保守主义，而是大政府主义。传统的保守主义者总是小心翼翼地平衡预算，坚持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履行公民义务。但是，新的帝国主义者们却一边要求减税，一边增加开支。今后再不会有什么征兵和牺牲了，总统惟一要首肯的公民义务就是敦促大家都去购物，助美国经济一臂之力。
这既不是什么保守主义，也不是什么自由主义，而是一种完全不负责任的行为。让我们回想一下伟大的保守主义哲学家埃德蒙·伯克几个世纪前谈到英帝国的势力时讲过的一句话吧。他说，“我生怕我们遭到许多人的讨厌。”势力会招来诸多威胁，对威胁所作的反应又会促使种种基金的规划出台。温思罗普总督认为，“山巅之城”不是因为势力强大，而是因为道德高尚才富有吸引力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曾经嘱咐说，我们“不要到国外去找妖怪杀。”这些人都是优秀的保守主义先导，我们在确定美国未来的战略走向时，应当多多参照他们的思想。
人们常说，不要太把对美国的批评当回事儿，因为当老大的遭人嫉妒和埋怨是常有的事。想当年，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都是这样。但是，这种要我们持无动于衷态度的训喻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想和罗马与英国一样行事？我们常常说，美国必须当领袖，美国是“不可缺少的国家”。可是一位墨西哥朋友却这样问我，“为什么？为什么美国必须什么都管？有谁给美国下过委任状吗？”当然，这种局面不是一天所造成的，但他这番话倒提醒了我们，还有一种可供选择的战略，可以不让美国放弃它的义务和责任。美国参与全球事务的程度甚深，不能也不应该试图撒手而去。我们得记住，尽管美国犯了不少错误，但是从皮尤民意调查的数据来看，它仍被看作是一个相对无害的霸权国。不过，从各个方面来看，如果美国能成为人们最后而不是首轮求助对象，那将是一件令人满意的事。下面是对这种战略可能包含的内容所作的一些思考。
到了目前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了。美国以及它能拉来的无论什么伙伴只能将萨达姆推翻并占领伊拉克了。如今若不这样做，所付出的代价要比这样做付出的还要大。但是，我们应竭尽全力避免美国长期占领伊拉克。我们可以重新确立联合国的重要地位，要求联合国组建一个由马来西亚、约旦、瑞士、加拿大之类的国家及其它一些国家构成的联合机构，在这个机构的监督指导下创建一个新的伊拉克，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成为占领国，对医治最近的创伤起到帮助作用。美国可以是一个主要参与国，也可以承担大部分费用，但它决不可以单干或者是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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