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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年商业巨子-第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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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令传来，华商们如闻惊雷，整个上海，乃至江苏全境与浙江、安徽的纺织厂家急如乞命般纷纷电请苏浙皖三省纺织同业理事会设法保全。这个理事会就设在上海，唐星海当时正是这个理事会的副理事长，此时他又何尝不急得如居炉火？不仅他，他们唐氏整个家族基业也因此而处于危亡之中，家人哀促，同业重托，希望都寄托在了精明强干的唐星海一身了，他也只有拚命设法维护一途了。他就集起一些人来研究对策，七嘴八舌都有好处。唐星海从众议纷坛中综合出一个办法：去主动承担日本军用纱的代纺代织。
唐星海就联络了几个人并请上了在上海维持会与伪市府任要职的江上达，向日本驻军交涉，话尽量说得动听，不外是：三省各纺织厂家都愿为“皇军”着想，“皇军”远涉大海，军用纱运转不易，三省厂家甘为代纺代织，待军需一足，即“拷”掉机器以奉军火之需云云。
这一招果灵，日本驻军当即下令要苏浙皖三省纺织同业理事会统一安排为日军代纺代织四万五千绵纱、十四万五千尺布，机器自然就“缓拷”了。
三省理事会只是空架子，其他几个厂也没啥大能力，因而实际上是庆丰纺织漂染总公司承担了这批“代纺代织”的绝大部分。唐星海与范谷泉、吴仰山、王方揆等专家认真计算，精心安排，尽量多分配一些工厂去承担，因为多一个就可保一个，结果三省的三十三个工厂都成了“皇军”军需的代纺代织厂，并采取尽可能慢的拖延战术，催得紧了，就应付一点，稍一缓就放慢速度，甚至索性停工。日本人自也不会放松，无奈唐星海总能不断地提出理由来搪塞：不是电力不足，就是货源中断，再就是设备意外故障，还有不时的戒严，工人无法上班。反正是战时，许多东西都无法保证正常，说得又头头是道，况且也确能应付上一些结货，为了军需，日本人也无法硬逼。拖来拖去，拖到了1945年初，日寇在太平洋战场上已是节节败退，军事的失利，使日本军方已很焦心，无暇多顾，因之而引起的频繁调动，更使上海日本驻军频频换防，新的来了，不知以往旧情，也就更好搪塞，唐星海更乘其慌乱，捞了日军一把：乘日军新头。目不知原来同事改动工缴费一事，唐星海乘机以原附件为准，即以原定的高标准取费，交四百磅纱，取四百一十磅的原料、电力以及加工费。
采取这种办法，终于拖到了抗战胜利，由于确也使各厂赚了不少钱，引起了某些不明真相者的误会，斥他们为“为虎作怅”，殊不知倘不如此，绝不能保存下那三十三家民族纺织厂这一大笔国家与社会的财富，就会使三省民族纺织业遭到灭顶之灾，从这个角度讲，也是有功无过的。
再展鸿图奈时艰
抗战胜利后，唐星海自也欣慰万分，可没想到，蜂拥而至的接收大员无意为国，却专一地为己，借手中“惩治汉奸”的尚方剑，乱裁乱扣，意在敲诈，敲诈不出，也可以用做表功与掩饰其包庇真汉奸的丑行，没多久，含沙射影暗指唐星海的文章也见诸了报端。唐星海只好四出奔走，到处求人说好话，力辩清白。一则是他拿出了一些证据，二则是疏通了一些要员，更重要的是温金美的姨表兄宋子文已身居政府要津，得温金美出头活动，不消说话，只宋子文亲自乘专车携礼品回访唐宅并奉上孝敬姨母的两百银元，就足够使唐星海挺起腰杆了。只这一阵风，就当即刮光了那些已贴在保丰的全部封条，刮得唐星海变成了上海纱厂同业会的常务理事。唐星海的雄心又勃然大作。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三日的庆丰董事会上，他又雄心勃勃勃地谈出了他的恢复大计，分做三期：“第一期，纱锭整理至三万六千锭；第二期，五万锭；第三期，六万锭至于漂染整理，以添建新厂房与源兴昌机器厂合作，另组一新机器厂”
他又高效能地展开了活动，首先用他当年叫人摄下的庆丰被轰的照片为主要依据，请得国际救济总署四万担美棉，接着又动员起一亿余元股金，便大购进口设备，使公司各厂，特别是庆丰与保丰得到有力的充实，很快地恢复了战前旧观。他仍马不停蹄，乘胜疾驰，几乎与强化两厂同时，他又把无锡、上海、汉口、江阴、徐州、南京、蚌埠等地的庆丰事务所全部恢复，更在常州、南昌、北京等地设立了新的事务所。更没有放松人才的培育，很快在上海又办起了印染工程艺徒训练班，招收了二十四名学员，定学制六年，学习三年，帮师三年。
更没有忘记以制度、规则治厂的宗旨，不久即制订并完善了含有九项制度的《工厂各项办事细则案》。
很快，不仅恢复，而且超过了战前水平，甚至演至“双鱼”供不应求，经常加班加点，致日产细纱六万五千二百八十四磅、棉布七百二十八尺，利润几乎直线上升，据一份材料上记载，1947年庆丰投入资金二十八亿一千八百二十万六千九百元（法币，当时尚未变魔术似地贬值）。
净纯利润为十四亿二千二百二十万零二百元。利润在资本定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春风得意，青云直上，唐星海也乘机办了属于个人的许多企业，如什么“公永纱厂”、“庆源号”、“大利达”布庄、“宝丰堆栈”、“北新隆农场”、“无锡永信化工厂”、“昆山永润油厂”、“马迪汽车公司”、“通惠冷汽车公司”等等。
可是，好景不长，国民党于抗日胜利不久即追不及待地发动了内战，并将失败损失加在了民族企业身上，统购统销，通货膨胀，一日数变，穷人的日子不好过。民族企业也不好过，曾在多人的鼓吹下，唐星海动了心，出面求见那已做了“国府”财政部长的姨表舅兄宋子文，结果，没见到正主儿，还受了一番官腔冷落，还被敲去了一笔美金，买了那根本难得偿还的“黄金建设公债”！到了一九四八年，由于缺铁缺棉，庆丰、保丰两厂均常常是每周里开三停四，半死不活！半死不活总还是能活，待到了一九四八年八月金元券登市强购民间黄金、美钞，更陷入——包括唐星海在内——于水火了。在蒋经国因此而将申新的总经理荣鸿元判刑之后，唐星海再也坐不住了，有人劝他去香港避避风头，他也想起了最近结识的香港一大金号老板简鉴青，便于解放前夕，携眷去了香港，先做地皮生意赚了钱，又与忠厚、豪爽的简老板合办起了“南海纱厂”，从此他的一支便在香港定居下来。
庆丰，一九五四年进入公私合营，改名为公私合营无锡庆丰纺织厂，一九五六年九月又改名为国营无锡第二纺织厂，一九九０年进入一级企业行列。
保丰，一九五五年公私合营，一九七０年纺织部分迁福建三明市，组成了三明市纺织厂，印染部分与上海一小厂合并，成立了上海第六印染厂。
唐星海与庆丰、保丰已成过去，然而，翻翻这段历史，亦或获益。
（肖舫）
黄楚九和“上海大世界”
黄楚九（一八七二—一九三一），浙江余姚县人。十五岁时跟随母亲闯荡大上海。三十五岁时已是上海有名的富豪之一。一八九０年开办中法大药房。一九一七年创办大昌烟草公司，不久又创办了福建烟草公司。并插手娱乐业，开办“新新舞台”。一九一三年开办“楼外楼”游乐场。一九一五年开办新世界游乐场。一九一七年开办“大世界”游乐场。一九一九年开办“上海夜市物券交易所”，同时开办“日夜银行”。一九二七年投资房地产失败，急恨交加，从此重病身。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九日在气恨中病逝，享年五十九岁。死后，他的资产合价仍有六百多万元。
一代宗师的后裔
浙江省余姚县，东临波涛汹涌的大海，南靠巍峨挺拔的四明山。川流不息的姚江流贯全县的东西，用她的乳汁世世代代无偿地哺育着两岸的华夏子孙。在这风景秀丽的余姚县，明末清初时曾经出了一位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黄梨州）。时隔一百八十多年，黄氏家族又出现一颗耀眼的明星，他就是大企业家黄楚九先生。
黄楚九，名承乾，字楚九，乳名小三子。一八七二年四月九日（清同治十年岁次壬申三月初二）出生在余姚县历山镇桃园村。其父名叫黄知异，为黄宗羲的后代子孙。
黄氏家族世代行医，尤以医治眼科疾病出名。黄知异承继祖业，为余姚县远近闻名的眼科医生。
黄知异的原配夫人已经生有两子一女。长子楚琳，次子楚善。这两个孩子从小贪玩，不爱读书，不求上进，令黄知异十分失望。黄楚九为黄知异小妾蒋氏所生。蒋氏出身贫贱，年轻貌美，鹅蛋型的脸上长着一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得到丈夫的宠爱。当生下黄楚九后，在家庭才有了一定的地位。黄楚九出生后，活泼可爱，两只眼睛酷似母亲，清澈明亮，炯炯有神。算命的说，三公子是大富大贵之相，额角宽广，准头（鼻子）危耸，地角（两颊下端）饱满，将来一定大有出息，会给黄家光宗耀祖。
黄楚九二三岁时，聪明过人，对于事物反映非常机敏。懂得观察父母的脸色行事。当他淘气时，只要蒋氏使一个眼色，他立刻就乖乖地停止了。母亲教他识字时，一教就会，还认识一些中草药名字。蒋氏曾在丈夫面前夸奖小承乾，说他的三儿子脑瓜子灵，将来一定会出人头地。丈夫听了，点头得意地笑了。
由于黄家世代为医。黄知异的医术高明，桃园村方圆百里的乡亲们都来求医。因而黄知异的门诊很兴隆。每当丈夫忙着给患者看病，蒋氏总是在一旁殷勤地侍候，充当丈夫的助手。小承乾瞪着一双眼睛，好奇地观看，在潜移默化中，对医学产生了兴趣。
承乾长到五六岁时，黄知异将他送到历山镇的一所私塾里去念书，学习《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朱子家训》等，小承乾很快都学会了，背得滚瓜烂熟。接着又学习“四书”、“五经”。老师只是让学生背诵抄写，很少讲解。小承乾对老师只读不讲很不满足，回家对父亲抱怨：读了圣贤书不知其意，读了又有什么用？黄知异听了以后，觉得孩子说得很有道理。于是他白天行医，晚上给三个孩子讲书。别看承乾年龄最小，在三个儿子中，他最聪明，领会得最好，回答问题最快，所以经常得到父亲的表扬。
黄知异讲书时，不管讲孔孟圣贤的哪部经典，最后总要联系到祖先黄宗羲的学说，总要加上一句“吾家先祖梨洲公如何如何说”。
黄宗羲（一六一０—一六九五），字太冲，号南雷，学者们都称他为梨洲先生，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黄宗羲的父亲名叫黄尊素，是明末“东林”名士，后被宦官魏忠贤陷害而死。黄宗羲十九岁那年，到京都诉讼父亲的冤案，袖内暗藏长锥，当堂将仇人许显纯扎伤。明思宗称他为忠义孤儿，释放他回家。清兵入关后，他避难到南方，召募义军，成立“世宗营”，进行武装抵抗，被鲁王任命为左副御史。明亡后一直隐居，致力于著书立说。清康熙年间中举，被称为“博学鸿儒”。清政府曾屡召他进京做官，但都被他拒绝了。他的两个弟弟黄宗岭、黄宗会也是奇才，黄氏三兄弟有“浙东三黄”之美称。
黄氏祖先出了如此杰出的人物，难怪黄知异对其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十分赞同黄宗羲的思想和学说，经常向孩子们讲述黄宗羲的“泛爱众而亲仁”的思想，使小承乾从小就受到熏陶，滋润着他的幼小心灵。因此黄楚九从小就极富同情心，常常把母亲给的用来买早点的铜板送给沿街乞讨的小孩子或老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小承乾越来越喜欢读书。放学回家后，经常翻看父亲的藏书柜，不管什么书，都必拿过来认真读一读。黄知异知道后，不仅不加以训斥，反而给予鼓励和嘉奖。他见长子楚琳、次子楚善成天在外面胡闹，只有三子承乾好学上进，有时将两个大孩子叫来，严加训斥，让他们好好向弟弟学习。哥俩在父亲面前，不敢反抗，但转身背着父亲辱骂承乾，内心里更加恨他。
小承乾在父亲的藏书中，发现一部名叫《治眼七十二症方》，为黄家祖传手抄本医书。蒋氏一再叮嘱儿子，要认真阅读这部书，这是黄家祖传治眼疾的秘方，学通了之后，将来继承父业。小承乾是最听母亲话的乖孩子。他上学回来后，就在家里攻读这部医书。
黄家治疗眼疾，可谓远近闻名。他们把小小的一双眼睛的疾病，区分为七十二种症状，并有条有理、分门别类地总结出各种眼病的主要症状及病因，例如“两目平空昏”、“目赤大红角”、“临卧不见物”、“上下皮肿硬”等等症状，然后再对症下药，攻朴相济，疗效自然就会很明显了。黄知异治眼疾名声在外，上门求医的人很多，常常使黄知异应接不暇。每当这个时候，蒋氏就成为丈夫的好帮手，而承乾也常常围着父母转，学习中草药名，看父母如何治疗眼疾。这为小承乾继承父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承乾念书时，“大奶奶”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楚珩。她眼见亲生的两个儿子不务正业，便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刚出生的小儿子身上，想让他与承乾争个高下。可是，楚珩太小不谙事。而承乾一天天长大，越发显得有知识，明事理。黄知异将四个儿子相比较，心目中选好了接班人。他在妻妾面前说道：
“儿子都是亲生的，我没有正出、庶出的偏见，将来谁有才干谁就是黄家的眼科医生继承人。现在看来，老大老二不学无术，四儿子太小，唯有三儿子承乾聪明好学，我认为今后继承祖业者非他莫属！”
小承乾听到父母对自己的议论，更加刻苦学习医道，经常看父亲如何给病人看病、把脉、看青苔、开处方、抓药等等。有时来了病人，父亲看完病后，他在一旁也给开一剂处方。等病人走了以后，他再拿给父亲看，有的得到父亲的首肯；有的有错误，父亲帮他改正过来。后来，黄知异为了培养他，有些小孩来看眼疾，就让承乾来诊断、开处方，最后由自己把关。由此承乾学医的兴趣更加浓厚了。
黄知异还指导承乾练习毛笔字，这是学习中医、开药方必须要练的。小承乾每天清晨，用毛笔醮清水，在清砖上练字，还将《治眼七十二症方》用毛笔一字一句抄写一遍。有了这部书，以后他走到哪里随身带到哪里，使他受用了一辈子。
一八八七年（清光绪十二年），承乾满十五岁。春节刚过，黄知异积劳成疾，患了肺病，卧床不起，日夜咳喘不停，有时还咳血。据有关文章记述，黄知异深知自己病情严重，在世之日屈指可数，便留下遗嘱，并单独把蒋氏母子叫到身边，说道：
“我不行了，就把承乾托付给你了。我不在了，你们母子的日子就更难过了，你们好自为之吧。”
黄知异断气前，对守候在身边的蒋氏伸出了三个手指头，意思是放心不下三儿子承乾。直到蒋氏呜咽着连连点头表示已完全领会了他的意思，他才咽下最后一口气，离开了人世。
黄知异去世之后，“大奶奶”为一家之主，完全不把蒋氏母子放在眼里，动辄呵斥、辱骂。她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更令人可气的是，黄楚琳、黄楚善从小不学无术，对医术一窍不通，却挂上“世代祖传眼科中医师黄楚琳、黄楚善”的牌子，利用祖先的声望，糊弄病人，而指使蒋氏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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