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商业巨子-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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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多数董事都已来了，难道还不能开会？”
　　　　唐星海当即直斥回去，说：
　　　　“我们几个没到，就是不能开会！”
　　　　是呀，当初发起创办企业是保谦公与城三公两亲家，借的是南溟老前辈的威名，这对所有董事来说都应该是耳熟能详的。如今三公俱故，尚有其指定的继承人在，星海、漱岑、汇东三人才应该是企业的核心，就算他们再不对，也不可抛开他们来开会呀。有几个董事已觉得理亏，觉得对不住人了。唐晔如见状更加恼羞成怒，却又无力以理取胜，竟动起了粗蛮“刷”地拔出手枪，往桌子上一拍说：
　　　　“今天我们就是已经开了会了，你敢拿我怎样？”
　　　　唐星海仍面呈不屑冷冷地质问唐晔如道：
　　　　“不必多说，这很明显，就是你的主意，你不如索性明说，背着我们开会，到底是想搞什么名堂！”
　　　　两兄弟已经直接地针锋相对，唐星海已一步迫至问题中心，这使董事们很尴尬，如果是例会，董事们又顺理成章地一步一步心照不宣地配合，提出更换经理，倒也罢了；可如今突然召开“紧急”——为什么“紧急”？——会议，必有特因，特因是什么，又为什么专门背着三个主要人物，这不是明显地要“阴谋政变”么？那又为什么？说唐经理无能么？那岂不是鬼扯！说那些没有实据的传闻么？更只能使自己被动。而唐经理积威已久，对这些业已自虚的人更足以震慑，唐晔如的粗莽只是色厉内茬，大伤风雅，因而也大失人心。消、长之际，原本支持唐晔如的也不好开口了，你六叔对同样的侄子为什么厚此薄彼，助小的搞阴谋？连最有说话权的唐纪云也因这个会越来越迹近阴谋而不宜说话了。再加上蔡漱岑也加以质问，一些董事便转向了唐星海一边，有的出言表示歉意，有的用行动：起身相让，倒茶敬烟来表明立场。唐星海见稳住了阵脚，方与薛汇东大马金刀地坐了下来：仍是大权在握！唐晔如眼见得大势已去，这次会的目的是决达不到了，气恼不过，打出了最后一招“杀手铜”：
　　　　“难怪老父说你刚愎自用，心胸狭窄！你这人一切只能由着你的性子办，别人半个不字也不能说，照这样下去，大家还怎么合作？算了，从今以后，我绝不参加由你主持的董事会就是！”
　　　　说罢，插起手枪，悻悻地拂袖而去。这番话也说得苍白无力，老父的遗言与不许你们背着主要董事开会何干？你搞阴谋也要人“心胸宽广”吗？也得由着你的性子么？
　　　　这一次，唐星海可以说早已利用薛、蔡两大支柱驾起了主体建筑，再以他的积威做了装修，巩固了他的大厦，以压倒的优势战胜了弟弟。只不过因此而形成了公开分裂，兄弟间破了脸皮，又外贼乘虚而入，引起了更大更激烈的阅墙之争，一九四三年两兄弟终于对簿公堂法律相见了。
　　　　抗战爆发不久，唐星海即转移出庆丰一些设备，并在上海又设“保丰”，没多久原庆丰被炸，到了一九三八年春末日寇又将庆丰交给日商大康纱厂经营，大康的经理大和藤七无法独力恢复生产，稍一整理便于一九四三年五月交给了南京汪精卫组织的伪政权的“实业部”。汪伪的实业部当即发出通知，表示要归产权与原主，要原庆丰纺织漂染公司派代表前去接收。
　　　　依常理，唐星海一直是庆丰的经理，是当然的合法代表，理应由他出面接收，可他的弟弟却又一次得地近之利，再度捷足先登了。而且此番是经过了比较周密的计划而后动的。他首先串通了多数老董事，六叔纪云自不消说，叔兄五叔申伯之子松源及华使民等正是他的“老班底儿”，更将姐夫蔡漱岑也拉过来，取得了董事的多数，又下功夫巴结上了汪伪实业部部长袁愈，与其攀上了交情，袁愈也正欲乘此离间唐家，以收控制之效，一口答应为唐晔如帮忙。至此，唐晔如已于公、私两面获得了支持，便组织了一个以唐纪云、蔡漱岑、华俊民、唐松源为主体，又拉上了孙祖苍、章骏、陈中等颇具实力的股东管理委员会，正式出面接收了庆丰纺织漂染厂。入厂两个月，便一切基本就绪，却怕自选经理人员不够“权威”，唐晔如又活动袁愈，由实业部出面，指定唐晔如为经理，并兼厂长，宣布解散了原管理委员会。于是，庆丰便落入了唐晔如的掌握之中。
　　　　唐星海自不甘心，却因尚无良好时机，故不动声色，更做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态势，以待时机。而且坚信时机不久即至。
　　　　果然，没过几个月，到了当年，即一九四三年的九月汪伪政府“改组”，实业部长换成了杜恩平，袁愈下了台，唐星海认为时机已到，便通过关系运动了时任实业部次长的陈蜚君和另一权要王树春，在取得了这两个人的默许后，正式呈状，申诉于无锡法院，后直上诉到南京法院，唐晔如毫不示弱，立即经过紧张的通融、谋划，出面与乃兄打起了旷日持久的产业官司。
　　　　无锡法院，由于有老将“托孤”重臣唐纪云出面力证与力争，判得自对唐晔如有利，而南京法院则不同了，陈蜚君虽是个次长，可他的根子很硬，是汪精卫的小舅子，莫说姐夫汪精卫，就是姐姐陈壁君又谁个敢惹？杜恩平又事不关己，乐得清闲，自是这个“贵戚”代表了实业部介入这场官司。有了这层关系，南京法院自是倾向唐星海的，却因唐晔如一方“据理力争”：唐星海已自幼过继给四房唐若川为子，有继单为凭，且尽人皆知唐星海幼时称保谦公为“伯”，故无权继承保谦公的遗产；唐晔如的继承产业与任职是经过实业部授权的，不能任意更改，故而一拖再拖。
　　　　正在相持不下时，介入了一种意外的动因，使这场官司迅速向有利于唐星海的方面转化。
　　　　狡猾、阴险的日本大康纱厂经理大和藤六抛出了他蓄谋炮制的“备忘录”，要庆丰“偿还”他在庆丰的“复旧费”，竟累计为一百一十二万余日币，合当时的中储券六百二十三万余元。偌大的数目吓坏了诸多董事，一齐推给了唐晔如，可他又哪儿来的偿还能力？于是，由俱生怨，各自揣起了心腹事，也更是思想起唐星海：他可是有多大难题都是铁肩担重任，从不转嫁董事们的！也正是利用这一契机，唐星海直接回到庆丰并要求召开董事会。在会上他理直气壮地提出：多年来庆丰都是自己的事由董事会解决，事无大小，皆从此例，这是老一辈立下的铁传统，可为什么像接回庆丰这样的大事竟然不经董事会研究，几个人就擅自成立了一个什么“庆丰厂管理委员会”去接回厂子？这难道不是违反了传统惯例？这个所谓的“委员会”不合法，也代表不了庆丰的全体董事，是对董事会的亵读；传统以来，都是董事会才有权推举经理，再委托经理任命厂长，否则，这经理与厂长的产生与任命是无效的，凭什么要由实业部指定？言之成理，凿凿有据，唐晔如已无力招架，何况此刻又被日商扰得六神无主，支持他的董事们又袖起了手来？只好知难而退，交出了大权，并拉走了唐松源，叔兄弟俩在上海另创了个源丰毛纺厂与肇新纱厂，办得倒也不错，也自此，两兄弟不但在财产上彻底分家，而且经营道路上也分道扬镳，且较起了劲。唐家的子侄各有彼此，手足乃至一族之内的纷争似不足训，然而竞争的形成，对企业也有它好的一面。在“庆丰家庭争夺战”中，两兄弟互不相让，以至不惜投效外人找官府为靠山，则更不足以为训。
　　　　保住三十三家工厂
　　　　一九二七年的美棉筋斗，是社会政治气候掀起风波给唐星海最重的挫折，其后虽再无此等惨痛，却也是关隘重重，风浪叠叠。
　　　　老父去世后，唐星海寄在上海的印花设备便到了启动的时候了，在汉口建筑第三工场的打算也可得以实施了，他甚至还想到苏州、上海再办新厂。可企业越大，范围越广，越要求你必须有足够的竞争手段与强大的竞争能力，增加新品种，提高产品质量与企业信誉都不可稍有疏忽。因此，他未雨绸缪，决定先出国去彻底考察一回，于是便于一九三七年六月底，由上海乘船启程，赴英国的曼彻斯特，参观考察了那里可称得起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纺织设备与附属设施，再转而去法国、瑞士。可在他踏上法国国土之前，便得到了一个很坏的消息：八月十三日日寇借口中国守军于虹桥机场击毙两名日本官兵，向上海发动了猛攻。
　　　　唐星海牢记父训：不问政治不做官。可他不能不关心，甚至得十分重视时局的变化，因为大的政治动乱，特别是战争，直接关系着企业的存亡，所以，他一离开上海便很注意用随身携带的收音机收听新闻，虽说到了国外，由于他精通英语，而外台的报导绝不会迟于本国的电台，因而，尽管他身居异邦仍可随时得知国内战况。一听到上海已发生了激战，当即意识到了无锡难保，所以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瑞士都是边参观边作应召回国的准备，果然，很快就接到了催他归国的电报。
　　　　日寇眼看就要逼近城下，无锡危在旦夕。留下作日本治下的企业，被讥为汉奸，哪个董事也绝不肯的；可是放弃了庆丰，这多年的积蓄与心血，又哪个也不会甘心。可“事急矣”！何所适从？群龙无首，唯有团团转，这就更显出了唐星海的重要，便急电追回了经理。
　　　　唐星海的参观中途而断，急如星火地赶回无锡，从接到电报起，他内心就连呼“糟糕”！这一巨大的战争风浪不但一下子摧毁了他那已思虑成熟的扩展宏图，连基本根基庆丰也在摇摇欲坠之中了，他怎能不心如火焚？
　　　　主心骨回来了，董事们急不可待地于唐星海归来尚未坐稳时便发出了焦灼地询问：
　　　　“唐经理，你可回来了！战火眼看要烧到无锡，你可快拿大主意呀！”
　　　　“星海兄，几时召开紧急董事会呀！”
　　　　“唐老板，那股份可是我家几十年的全部的积蓄呀！”
　　　　说话间，那可怕的炮声已是越来越响，越来越近，越来越频，董事们也就越来越慌，慌得竟不顾可能与否提出了退股的要求。
　　　　唐星海又何尝不急？可他终究是“主心骨”，急而不乱，很快就在庆丰设在上海的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了董事会，说是研究大计，其实已六神无主的董事们还哪儿有“研究大计”的清醒思维？唯有唯唐星海是命了。唐星海在分析了无锡失守不可避免，他们绝无改变大局的能力后提出“惹不起就躲”的主张，说：
　　　　“第一，我们要收集尽可能到手的资金换成外汇，储备起来，以便将来复兴时添置机件，继续办厂。第二，迅速将厂里的存货、棉纱、棉布与原绵、半成品等，分散地转运至比较偏僻，比较安全的外乡外埠，能销的销掉，不能或不及销的储藏起来。第三，不能让庆丰的机械设备落入敌手，必须抢在日寇攻城之前，抓紧拆机装箱从速运去内地。恰好，两年前，我在汉口买了块地皮，就运去武汉吧。”
　　　　会刚开完，长江已遭封锁，沪宁铁路线也断了火车，唐星海只好与爱妻温金美乘公司的小汽车回了无锡。
　　　　到厂下车伊始，唐星海立即向惶惶以待的职员们宣布停产转移，并迅速选定了拆车装运的人员。余下的一律疏散。职员可按停薪留职外出避难，工人则请转回农村，或由厂里安排疏散到农村，以避日寇之凶锋，并向工人们保证说：
　　　　“只要抗战胜利。庆丰能恢复生产，我是绝不会忘记大家的！”
　　　　在那危机的岁月，这一句饱含人情味的话，对同仇敌汽而又身陷危局的同胞，是何等的慰藉！
　　　　据有关文章记述，当单独私嘱保管并转移唐星海个人的资金与帐目时，负责财务的副厂长、老实厚道的陶心华请示说：
　　　　“中南银行的借款，是用棉花、棉纱做抵押的，如今尚堆在中南栈房里，银行又不许人处理，落入日寇手中怎么办？”
　　　　唐星海听了，心下窃喜，问道：
　　　　“这数目能有多大？”
　　　　陶心华回说：
　　　　“共计棉花十万担，棉纱千五百件。”
　　　　唐星海当即叫陶心华组织人将这批实物运出，转移到芜湖或汉口。
　　　　处理了庆丰转移的大事，一回到上海，唐星海便嘱咐妻子温金美将所有的手头“法币”与在他命令下不断从外地汇来的销售款日逐连续一律兑成外汇，甚至九丰与庆丰的个人存款也均兑换了，并被他据为己有。此间对股东们确实很有侵害，也正是如此，唐晔如才于一九四四年发难欲对其兄的经理之位取而代之。
　　　　就在唐星海下罢职工疏散、机器转移的命令回沪设几天，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沿沪宁线狂轰滥炸的日寇飞机炸毁了无锡火车站，并殃及池鱼，丢进庆丰三枚炸弹，一枚将漂染工场全部摧毁，另两枚不但引发了一场大火，而且炸毁了一、二工场附近三分之一的房屋与设备，所幸人员无伤。轰炸虽凶，职工们仍忠于职守，冒生命之险完成着拆迁转移任务，并及时电告老板，按老板指令拍摄了被炸惨况的照片，通过无锡县长，获准官运，抢出并疏散到附近农村一批设备与物资。为图再举，职工们受尽了艰辛与屡逢凶险，可再举已然无望。腐朽的国民党指挥下的军队只晓得望风而逃，日寇很快逼近了中南地区，在汉口再办厂的计划只好落空，唐星海只好又转回了上海。在八月十五日的董事会上作出了决定：在上海筹建新厂，并定名为“保丰”——“丰”承“庆丰”，“保”则内含纪念保谦之意，且“保丰”保丰，可保庆丰亦是一种不忘旧的用心。
　　　　一年后，即一九三八年八月正式筹建。
　　　　经八个多月紧张的四出活动，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开机，九月全部投入运转，日产棉布八百尺，棉纱三十五件，漂染布二千尺。
　　　　第二个庆丰总算办起来了，唐星海实是费了不少的心力，也做出了一些强硬迫人的事，有伤于一些股东与董事，可究竟是在抗战烈火中办起的第一个纺织印染厂，自是别具作用与意义，可说是唐星海在战争的狂风巨浪中又开出一船。
　　　　庆丰纺织漂染厂虽经拆运与炸毁丢弃大部，却仍有约三分之一的残存部分，日商大康公司本欲诱迫唐星海上钩，写信约唐星海“合办营动”，唐星海不肯上当，工人又“磨洋工”，日商见无利可图，索性将庆丰交给了汪伪政权，才掀起前面所说的兄弟诉讼。
　　　　待庆丰又回到唐星海手中，只几个月的时间，就扭亏为盈，得以两“丰”并进，唐星海又激起了雄心，开始拓展：一九四三年末，与人合伙办了家“源丰机器厂”，一九四四年三月，与建安实业公司在常熟共办“家庭纺织工业社”；一九四四年七月，也是与建安实业公司合办了“永丰纺织工业社”。
　　　　可是，他的触角尚未得很好的舒展，更大的社会风波席卷而来：先是日寇军管了上海租界内的纺织业，保丰自在其中，不久，由于战线太长，日寇的武器弹药无法补充，就在一九四四年下半年以“全力支援战争”的口号，强迫，乃至近于强抢铜铁，仍是不及，就索性强令工厂将正在运行的机器捣毁（时谓“拷”掉），特别是纺纱印染机器，他们先以日商的六厂七厂做个样子，接着便强加在了中国纺织业的头上了。当时日商纱锭大约与华商的总纱锭相当，“拷”起来，日商无所谓，可以回国再生，可华商却只有死路一条！
　　　　严令传来，华商们如闻惊雷，整个上海，乃至江苏全境与浙江、安徽的纺织厂家急如乞命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