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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柴尔德家族·四部曲-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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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主义
尽管在那个时代有些人总是先入为主地把爱尔兰想成是英国的殖民地，爱尔兰其实从17世纪以来就一直是联合王国内部的一个组成部分，自1800年起，爱尔兰的下院就一直在威斯特敏斯特的下院里。那里也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很熟悉的地方。他们在那里没有任何经济利益，事实上家族中有的成员根本就没有涉足过这个地方。安东尼与他的女儿们在1865年的时候到那里度过假，并且对他参观过的有些地方的自然风光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费迪南德在三年之后去了那里，他对“特别荒蛮”的风光没有表现出太多兴趣，但是发现了那里人民“最好客”——尽管他对于在都柏林被错误地当成天主教徒而倍感茫然。对于大多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来说，那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夏洛特在写于1865年的一篇文章中，把它描绘成与最偏远的殖民地一样偏僻和奇异：一个当地政府“管理不善”的国家，世风粗俗，到处是醉汉以及无意间的暴力。如果纳蒂去过那里，现在似乎没有任何相关的证据保留下来。
然而，这个问题却是那个时期影响他的政治操守的所有问题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有两个。不仅是那些巩固爱尔兰佃户在与地主关系当中的地位的企图似乎威胁到了所有财产所有人的权利，授予爱尔兰“地方自治”——也就是某种形式的下放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想法也似乎威胁到了联合王国的统一，而且会为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出现大范围的分权化情况开启不好的先例。正是爱尔兰问题这两个双重的重要性造就了这种非常规的政治联盟，有“年轻的辉格党人”纳蒂·德·罗斯柴尔德、“托利民主党人”伦道尔夫·丘吉尔爵士以及激进自由党人约瑟夫·张伯伦，并因此破坏了格莱德斯通式的自由主义，重振了后迪斯雷利时代的保守主义。
罗斯柴尔德在爱尔兰问题上反水的最初迹象出现在1880年，当时纳蒂在投票反对格莱德斯通的《爱尔兰土地法案》的过程中，参与了主要由贵族中的“年轻辉格党人”组成的群体，这个法案试图为那些不缴租的要求遭到地主拒绝的佃农提供补偿。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一种很原则性的说法，也就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破坏合同的神圣性。正如纳蒂告诉迪斯雷利的，他所关心的是这种方式带来的后果比“征用”还要坏。纳蒂是反对自由党领导层所制定的政策的人中最坚定的6人之一，两次投票反对《干扰补偿法案》，两次投票反对对方提出的修正案。这使他与辉格党中的显贵比如J·C·敦达斯、C·W·菲兹威廉姆和阿尔伯特·H·G·格雷（后来的格雷伯爵四世）处于同一战线。在1885年12月的选举结束后（这次选举给了帕奈尔的爱尔兰国民党在威斯特敏斯特得到了同等的权力），当格莱德斯通开始考虑更为激进的地方自治解决方案时，很显然纳蒂将会按提案反对者的原则来调整自己。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三章 政党政治（10）
事后我们可以知道，格莱德斯通的想法——“通过爱尔兰人的立法机构进行管理来作为与帝国事务的区别”——还是非常清晰的，而且应该能在反对“罗马统治”的倾向在乌尔斯特冒头的这一敏感时刻令人信服地让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满意。设计中的爱尔兰议会只拥有有限的权利，而把国防、外交和海关留在了“帝国政府”的手中，同时取消或者说至少是减少了爱尔兰在威斯特敏斯特的代表权。如果托利党人的眼光能够放得更远一点，他们应该给帕奈尔提供一些与他们自己类似的东西（就像事实上他们想要去做的）。然而，对地方自治的反对与英国政党政治的内部动力的关联，远胜于爱尔兰自身的追求；至少，这是纳蒂幸存下来的信件中对这个问题的说法。
格莱德斯通重新恢复对自由党的领导一度让纳蒂十分沮丧，因为他希望看到的是由哈亭顿（一位继承了德文郡公爵爵位的辉格党人精英）来坐镇。在一封写于11月29日的晦涩的信里，他告诉哈亭顿：“格莱德斯通的名字应该改成爱查波德”，并随附了摘自《旧约》的一份解释性的说明：“埃里的孙子被叫做爱查波德，或者‘荣耀已经离开了以色列’，他在以色列人被腓力斯人击败后出生。”在格莱德斯通的儿子暗示过他父亲对爱尔兰的决定5天之后（1885年12月17日），纳蒂与伦道尔夫·丘吉尔举行了一次会谈，纳蒂在会上告诉他，为了萨利斯伯利的利益，应该考虑自由党分离的可能性，并解释说“约翰·莫雷和张伯伦已经被分开，前者没钱，只能依靠国家的工资，自然对G·O·M表示完全服从帕奈尔已经牢牢控制了格莱德斯通，而且后者已经把自己交了出去。”这次会谈的目的非常明显。丘吉尔和杜鲁蒙德·沃尔夫爵士（丘吉尔自诩的“第四党”中另一个关键人物）两人都已经在考虑“通过罗斯柴尔德为（与辉格党人）联合进行谈判”，尽管丘吉尔对爱尔兰与大陆进行进一步的政治“融合”或者一体化的想法，让很多辉格党人觉得令人吃惊的激进。
还没有得到答案的问题，是辉格党中的哪一派愿意舍弃格莱德斯通分裂分子与保守党人的关系会是什么样子？因为保守党人的政府一直要执政到1月30日。在《地方自治法案》于6月8日遭受致命失败前非常关键的几个月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做法就像是政治上的骑墙派。比如在1月8日，丘吉尔可以为萨利斯伯利提供来自自由党阵营塞瑞尔·弗劳尔出于礼节性考虑所提供的情报，塞瑞尔·弗劳尔刚好听到格莱德斯通谴责丘吉尔是“一个没有原则性的小流氓，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而从纳蒂那里得到消息是，他曾经告诉过布雷特“哈尔科特和迪尔克的看法是格莱德斯通先生会放弃《地方自治法案》，并且考虑他的同事们的意见”。为了鼓励###者，艾尔弗雷德告诉哈亭顿说萨利斯伯利愿意在由他领导的联合政府中出任外交部长，他可以向丘吉尔保证：“关于哈亭顿投降的说法没有丝毫的证据；事情完全是相反的。”
到了3月份，注意力转移到了张伯伦的身上，他在一段时间内曾经渴望与格莱德斯通断绝关系。在勒景诺德·布雷特的一次晚宴上，贝尔福遇到了张伯伦，同行的还有两名重要的辉格党人，阿尔伯特·格雷和纳蒂。按照贝尔福告诉萨利斯伯利的说法，所有在场的人都“公开表示，张伯伦将会离开政府”，格莱德斯通给大家讲了很多他的爱尔兰计划，“让乔相信他至少是不会食言的”。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纳蒂和格雷确认他们已经计划好了在金融城里举行“一次大型的反对地方自治的大会”，尽管无论是纳蒂还是张伯伦都觉得这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作用。然而，大会还是于4月2日在吉尔德厅召开了，而且纳蒂自己公开宣布次月在威斯特敏斯特宫饭店举行第二次会议。正是在这次大会上，他被选进自由统一党总务委员会，这标志着他与格莱德斯通最终的政治决裂。与他一起加入的其他有名的犹太人议员还包括他的堂弟费迪南德和弗兰西斯·戈尔德施密特，但是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他们的犹太人身份，金融城的企业——包括乔治·高森、勒维尔斯托克和很多的其他人——都是绝对的统一党人。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三章 政党政治（11）
按照阿尔方索的说法，罗斯柴尔德家族最期待的事实上是“一个哈亭顿—萨利斯伯利政府”，一个联合政府，换句话说，就是自由统一党和保守党的联合政府。然而，事实证明这样的目标并不容易达成。丘吉尔和纳蒂说服哈尔科特加入他们计划的尝试没有成功；而6月13日——《地方自治法案》在下院被否决后的第5天——在瓦德斯顿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张伯伦告诉贝尔福，他认为一个自由统一党…保守党联合政府“没有可能”。他能提供的至多是“对哈廷顿肯定的而且完全的理解，以及足够尽管不是完全的对我的理解，并通过在发言席后的各种咨询”确保“行动中有足够的团结性”。当纳蒂在三天之后见到他的时候，这从本质上说其实应该是哈亭顿的意见。
“摆脱格莱德斯通”的共同目标在一种报复的心态中实现了。那年7月份的大选结果对于格莱德斯通和《地方自治法案》来说是“毁灭性”的：选出的代表中保守党人316名，自由统一党人78名，而格莱德斯通派有191名，爱尔兰国民党人85名。苏格兰地区的失败特别惨重——“老头子屁滚尿流”——这里由纳蒂督促着丘吉尔和张伯伦竞选。脱离G·O·M在乡村选区的说法与费迪南德在艾勒斯贝利的一样。但是统一党内的和谐——反映在布雷特的记忆中的丘吉尔、纳蒂和张伯伦“三人齐心协力领导帝国的事务”——并不长久。召集“大量的自由统一党人”一起到门特摩尔打猎很简单，但是要让他们一起在政府里工作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早在12月份，萨里斯伯里、丘吉尔和张伯伦对政府的《县级议会法案》的看法出现了分歧，而且丘吉尔因为自作主张在同一个月讨论国防预算而辞去了财政部长的职务。在次年的2月份，纳蒂对政府的爱尔兰政策彻底失望——一个他认为“非常腐朽的”胁迫和《新土地法案》简单混合的政策。“你会发现你的老同事被那些无休止的熬夜和越来越强烈的对一个强硬爱尔兰政府的要求弄得精疲力竭。”他这样对丘吉尔说。他预言，如果政府再不“小心，那种以某种形式出现的，认为地方自治更适合目前的混乱和不满情绪的想法将会反弹”。
纳蒂在这个时期真正的政治忠诚似乎只是对哈亭顿。布雷特告诉哈亭顿，纳蒂、丘吉尔和张伯伦达成一致的，是“维护好（自由）统一党，而且您的愿望和意见似乎是他们全部考虑中最优先的因素因而根本的问题是，借用伦道尔夫的说法，‘不让格莱德斯通那帮人掌权。’”塔迪在3月份使用了一个真正的地主才会采用的隐喻，建议丘吉尔说，如果由统一党人发起或者支持的措施通过的话，他们应该知足：
哈亭顿不是乳臭未干的小孩，而且也没有失去他的羊群（意思是指他的支持者），他和乔以最大的热情和精力支持政府，都是跟稍后的《刑事法案》和《大额采购法案》有关。草场上还放养着几匹血统存疑的马，他们的老子有两匹或者三匹的种马都有可能（也就是在下院与相当数量的目的各异的赞助人有关的立法措施）。如果有人问我的话，我应该说，这些措施最早提出的人很难确定，但是其中之一肯定是乔。
当爱德华·汉密尔顿在8月份与纳蒂一起吃饭的时候，有人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说“哈廷顿马上就要当首相了，而且是真正的‘自由党’首相，尽管现在是所谓的保守党在做代表。哈廷顿不会再次被安排去做那些激进党人的脏活累活。他的忍辱负重已经超出了对党的忠诚感情”。而纳蒂披露了自己对张伯伦也越来越不信任，而在张伯伦自己的说法中，似乎那些自由党过去的宗派可以重新团结起来。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三章 政党政治（12）
对于张伯伦来说，他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大人物。他是披着托利党人羊皮的激进主义的狼。他是典型的民主主义者——一个大肆挥霍的沙文主义者——与丘吉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因为后者在经济和外交问题上是一名很典型的皮尔派人士。而对于格莱德斯通先生来说，他没有任何机会——对最近两年甚至是两个月中自己心里想什么事情他从来都弄不清楚，这对国家来说是一种持续的危险。因此，一个像汉密尔顿那样对格莱德斯通派如此忠诚的人也对此表示了自己的蔑视，对此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他无法否认纳蒂“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所具有全面的知识”）。但是让人觉得有意思的是，汉密尔顿接下来的活动安排居然是与罗斯伯里在门特摩尔一起吃饭，而此时的罗斯伯里已经被看成是（最起码将会是）自由党人将来某一天在上院里的代表。
换句话说，他们所争论的话题事关自由党的命运，由哈亭顿牵着走向东，张伯伦拉着走向西，而罗斯伯里则处于两者之间，想着从格莱德斯通的沉沦中抢救点什么东西出来。当然，纳蒂想尽量把丘吉尔和哈亭顿调和到一个“真正的”自由党的标签下面的愿望，由于前者糟糕的身体和精神状况而夭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自由统一党似乎还是有可能避免被保守党人一锅端的机会。还有就是为什么纳蒂要建议在1890年的大选中为哈亭顿提供自由统一党的竞选经费，而且鼓励德比爵士也这样做？不应该不切实际地像纳蒂在1888年所做的那样去推测，格莱德斯通已经被“适时地逐出了权力的舞台”，而且“随着格莱德斯通先生的离去，《地方自治法案》就会自生自灭”。甚至格莱德斯通在自由党获得1892年胜利后的政治反击，最后也都证明是短命的；而罗斯伯里的继任者也只能很谨慎地乐观，他必须时刻提醒他自己，对《地方自治法案》和上院的改革只可能是表面上的。
与政治家的关系
或许，纳蒂在19世纪80年代风云变幻的政党政治中的作用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是他远离作为一个银行家所应该关注的那些东西。或许我们可以说，一名罗斯柴尔德人首次以职业政治家的身份为了自身的利益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时，在他们对爱尔兰或者是社会政策的辩论与他们自己作为富裕的地主的利益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实际联系。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时刻牢记在心，当所有这一切都在发生的时候，纳蒂仍然还是把他大多数的工作时间花在纽科特，而且作为一个银行家，他最优先的政治考虑是对外的政策，而不是国内的政策。甚至就在我们探寻并且重建他在关于地方自治的辩论中的作用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记住其实他考虑最多的还是帝国主义外交政策的角度。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使用他们的政治关系来影响这个时期的外交政策？解答这个问题的方式之一是考虑他们在后迪斯雷利时代与两位政治家的关系。他们与这两位的关系最为密切——伦道尔夫·丘吉尔和罗斯伯里。而且有必要在此简单说明一下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帝国属地中最为重要的地方：印度。
在1880年之前，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印度没有太多的兴趣，尽管他们与在那里的公司有些业务。当他们的亲戚加布里埃尔和莫里斯·沃尔姆斯在丧失音信25年之后，于1865年从塞伦回来的时候，夏洛特不仅被他们的外貌——“苍老、猥琐的英国高加索印度人”所震撼，同时也被他们描述的茶叶种植生活所迷住。那些赤身裸体的苦力，闷热、蛇、大象、豪猪、吃珍珠的昆虫，仿佛就像是发生在另外一个星球的事情；沃尔姆斯把他所拥有的一个种植园叫做“罗斯柴尔德”，只是一种赞誉，并不是说明这个家族在拉吉有经济方面的参与。然而，在1880年之后，这一切都变了。1881～1887年间，夏洛特的儿子们负责为印度铁路发行股票，价值总计640万英镑。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三章 政党政治（13）
自由党的下台以及丘吉尔被萨利斯伯利爵士在1885年夏天任命为印度国务卿，似乎预告了罗斯柴尔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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