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柴尔德家族·四部曲-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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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并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而且土耳其对其在巴尔干地区的势力并没有打算完全放弃。可以肯定的是，俄国的军队到1879年底的时候已经从巴尔干地区撤出，而迪斯雷利毫无疑问地重新建立起了英国在东方问题上的外交主导地位。他也很满意地看到俄国与德国和奥地利—匈牙利之间产生了纷争。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迪斯雷利的热情赞扬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无论如何，这种可以让人产生无限遐想的处理方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得到了柏林国会的肯定。

　　　　在1879年4月，总督解散了“国际”政府，这个政府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埃及纳税人的抵触。解散政府导致罗斯柴尔德新发行的债券的价格一落千丈。而通常的看法是，从这一刻起，纳蒂开始对英国在埃及的军事干预产生了动摇。但这其实并不正确。纳蒂接受雷伍尔斯·威尔逊关于“政府一纸诏书，马上就废除了总督，这一行动得到了列强的支持，几乎与此同时任命了他的长子”图菲格的说法。但是他反对暂停1877年的贷款，这位前大臣相信，这会使这次解散“国际”政府的后果得到加强，他宣称他和他的法国堂兄“强烈反对威尔逊取消贷款的提议，他们认为这个建议所提出的做法非常卑劣”。再一次，他们的目标是格莱德斯通不大可能有理由反对的：一次与其他列强协商一致的行动，废黜伊斯迈尔，用图菲格取而代之。然而，过去那些在不同的债权人之间存在的纷争又再次浮出了水面。很自然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一要务是重建他们1877年债券的保障体系，而这个目标并不被持有早期埃及债券的投资人所认可。一直到1879年12月，他们才得到了奥地利和希腊政府的同意，并达成了一项妥协，确定了用于罗斯柴尔德贷款担保的土地范围，同时也没有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无论如何，新的政权——完全置于一个新建立的以英国和法国为主导的清算委员会的控制之下——与它的前任几乎同样短命。就在几个月之内，这种“双层控制”的体系分崩离析，再也没有恢复。

　　　　从投资到投兵

　　　　格莱德斯通在赢得了1880年春季选举的胜利之后没有浪费一秒钟，让罗斯柴尔德家族马上就陷入了最糟糕的境遇之中。他紧随土耳其的另一次破产声明掌握权杖，而且几乎是马上就寻求代表规模庞大而又几乎互不相关的土耳其债权人组织某种形式的经济制裁，他自己作为这个组织的成员。除了按照在柏林达成的协议，从土耳其撤出英国的军事领事，并迫使土耳其政府对希腊和黑山做出让步外，他老谋深算地占领了斯迈尔纳港口。这个做法让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常担忧，至少是因为像纳蒂对迪斯雷利指出的，斯迈尔纳的税收已经抵押给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1855年贷款的担保。他提醒迪斯雷利，只有俄国或许还有意大利似乎会支持这个政策，纳蒂预言，格莱德斯通的“傲慢”将会导致很复杂的国际局势：“在股票交易所，人们都在说，欧洲音乐会的门票已经在广为发售。”“如果其他大国不同意，”他在10月8日告诉布雷希罗德。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1874～18

　　　　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像格莱德斯通这样感情用事而又喜怒无常的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如果他继续独断专行地与俄国和意大利狼狈为奸，这将会给人造成最坏的印象，而且不会被大众所接受。只有一个人可以应付这种糟糕的局面——这个人就是俾斯麦亲王，他可以让埃及恢复秩序。因此，人们都在期待他能接手这个难题。

　　　　当格兰威尔在那天早上拜访德国大使曼斯特公爵的时候，他看到艾尔弗雷德已经在那里了。“当他和艾尔弗雷德·罗斯柴尔德看到对方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有一点尴尬。”格兰威尔这样告诉格莱德斯通，“我问罗斯柴尔德想知道什么。曼斯特说，他来告诉我，他知道那是斯迈尔纳。”纳蒂觉得很肯定“格莱德斯通会独断专行地继续走下去”，但是纳蒂也很有信心，认为他也做不到——“如果不征询其他公使（外国大使）的意见。英格兰没有德国的同意就不会行动，根本不会只跟俄国来往——我对我的看法有充分的理由。有最好的消息来源的人告诉过我，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前所未有的强硬”。

　　　　正如后来出现的情况，格莱德斯通不需要占领斯迈尔纳也能达到他的目的。1881年12月20日，苏丹颁布了《斋月敕令》，宣布削减土耳其的债务以及每年的收费，并且建立一个新的土耳其公共债务管理局，这是得到了债券持有人首肯的对防止列强以柏林大会上通过的决议案的相关条款为口实，进行直接干预的抢占先机的正式行动。实际运作过程中，在管理局中的不同国家的代表的任命都预先得到了政府的同意，而且管理局的最高职位由英国和法国的代表轮流担任，这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像是埃及“双层控制”体系（尽管有例外，比如像烟草垄断分派给了一个由维也纳罗斯柴尔德家族、商工银行和布雷希罗德等共同组成的银团）。格莱德斯通又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而对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几乎无法反对。尽管阿尔方索在保持土耳其经济的稳定问题上一直都保持着克制，但他们还是在获得了新的特许权后又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贷款，一次在1891年，金额是690万；另一次在3年之后，金额是900万（与土耳其银行合作）。很显著的特点是，与他们1855年的土耳其贷款一样，这两次也是用埃及的赋税作为担保。

　　　　为深刻理解《斋月敕令》，有必要分析一下这一时段内欧洲各个大国之间外交关系的变化。在俄国与土耳其的战争之后，俾斯麦曾经努力想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俄国之间恢复三大帝国联盟，这项努力以1879年10月与奥地利建立秘密共同防务联盟为起点。接下来就是俄国，他随后即鼓励俄国寻找与奥地利的某种形式的相互谅解，最终在1881年6月达成了第二次三帝国同盟。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份三国之中的任一国家与第四国交战时其他两国保持中立的协定，而它有关巴尔干地区的条款是它最为重要的方面。与土耳其的冲突不包括在联盟关系的规定里，但是奥地利—匈牙利实质上同意让俄国自由“团结”保加利亚，而与此同时，俄国接受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这个地方在柏林大会的时候就已经在它占领之下）。另外，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建立起了一个等同于保护国的体制，在1881年的时候承认了米兰国王，而在两年之后，得到了德国的承诺，保护鲁玛尼亚不受俄国的攻击。与此同时，一个十分独特的三国联盟于1881年5月在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之间形成，部分原因是为了直接反对法国的地中海扩张战略（其信号是1881年占领了突尼斯），但是也获得了意大利在奥地利与俄国发生战争的时保持中立的承诺。在三大帝国和三国联盟之间很明显存在着矛盾，但是如果奥地利和俄国之间没有战争，这个矛盾就是隐性的，而且，三帝国同盟在1884年3月的修订也没有遇到多少困难。1878年在柏林签订的协议非常快速地解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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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给英国和法国留下了什么呢？答案是如果他们在埃及的关系恶化，他们之间就很有可能彼此孤立——除非是支持俄国的政策被某方或者双方所接受。英国与俄国相互谅解的机会在俄国的影响力从中亚向波斯、阿富汗和拉吉西北前线扩展的时候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尽管共和制与沙皇体制存在巨大的政治差异，法国—俄国的亲善关系更有现实的可能，而且对这样一种局面的担心在很多方面是了解俾斯麦精心布局的钥匙。从本质上说，他能够让德国在殖民地争端中不仅扮演经纪人的角色，甚至可能是潜在的同盟者。

　　　　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显然被这种可能性所吸引。1880年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政策因此也变得越来越多地受俾斯麦的影响，布雷希罗德最终能够扮演中介的角色，而他的这种想法以前则一直遭到拒绝。俾斯麦这位曾经的经济稳定的毒药，在19世纪80年代显然成为了经济稳定的保护者。当英国大使艾姆梯尔爵士在1882年拜访过布雷希罗德后，他报告说他看到了一份来自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电报，想了解关于恺撒健康状况的最新消息。“我询问布雷希罗德，法国的金融家认为皇帝的辞世对巴黎交易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总体下跌10％～15％。’他回答道，‘因为在一个新的君主统治下，俾斯麦的任期很不确定。’”一年之后，纳蒂告诉德国驻伦敦大使，英国和德国之间的相互谅解是“除了少数几个大臣外最有理智的英国人”所期待的。事实是在1881年之后，土耳其债务比例的上升被柏林的资本市场所吸收——由德意志银行扮演领导角色——为解释这种亲德国的浪潮的出现提供了答案。

　　　　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观点看，英国—德国的亲善关系不利的方面是，这似乎潜藏着损坏英国…法国关系的可能。事实上，当由阿拉比·帕萨领导的反对图菲格总督无能统治的爱国武装起义使埃及的“双层统治体制”陷入瘫痪后，这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法国1880年在摩洛哥以及次年在突尼斯出现的威信扫地的情况，可以解释格莱德斯通政府为什么对启动英国—法国干预的政策不是太热心的原因。这与格莱德斯通式的关于对埃及事务干预本身的神经质基本没有关系，他曾经在非常短的时间范围内，命令放弃了亚利桑德利亚（1882年7月），又推翻了阿拉比（9月）。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一系列的惊人事件中的作用，从根本上来说是在英国和法国政府之间做调停工作。在伦敦方面，这已经非常困难，因为纳蒂和格莱德斯通相互之间根本不信任；他们在法国的政治地位使这项工作更加困难，但是为大众联合银行的危机帮了个大忙。

　　　　大众联合银行的兴衰作为左拉小说《金钱》的原型在前文中已经有所提及。现在让我们把它与第三共和国和东方问题的复杂政治背景结合起来看，因为在这些问题中，它曾经在一定时间内扮演了几乎与苏伊士运河同等重要的角色。从根源上看，大众联合银行产生于由朗格朗德·杜蒙梭发起并由赫希在19世纪60年代末继续推进的，建立一条通过巴尔干地区联结君士坦丁堡的铁路连接线——东方铁路——这个宏伟计划之中，但是这个计划在土耳其破产以及《桑·斯特法诺协定》把这原本属于土耳其的特许权部分转给了新近独立的巴尔干国家之后，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保罗·尤金·邦图斯是一名名不见经传的法国铁路工程师，在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动手构筑自己的奥地利—匈牙利商业帝国之前，他曾经为帝国与皇家御准奥地利国家铁路公司和罗斯柴尔德拥有的南线铁路工作过。开始的时候，他希望把法国的资本引到中欧的业务中。然而，当他于1878年从南线铁路离开的时候，他非常清楚需要在维也纳建立一个新的金融机构来挑战罗斯柴尔德…商工银行集团的统治地位。如果说在1878年以2500万法郎的资本金重新启动大众联合银行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就是在1880年建立奥地利土地银行。在奥地利财政部长塔夫的支持下，本图克斯购买了奥地利—匈牙利铁路和煤矿的股份，而且还试图在开发连接贝尔格莱德、君士坦丁堡和萨罗尼卡的铁路的时候取代赫希。后来他开始进行多元化投资，所以大众联合银行在整个欧洲大陆建立起了广泛的控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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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大众联合银行基本上也就是按照地产信贷银行模式建立起来的另一家信托投资机构。与之前的朗格朗德·杜蒙梭一样，本图克斯采用教皇至上以及对抗罗斯柴尔德的借口来鼓动那些自我意识比较保守的天主教投资人到他那儿存款。卫道士德·恰姆博德伯爵是那些投资了大众联合银行股份的人之一。对这个企业的规模不应该被夸大：在其最顶峰的时候，其资产略高于

　　　　3800万法郎。然而，本图克斯增加其名誉资本的做法远远超过了他所能募集的真实认购，这也就意味着大众联合银行是一家投机性的、不切实际的企业，其长期投资类的资本项下是赤字，而用来弥补资产负债表的是短期的存款。到1881年12月，面值为500法郎的股票站上了3000法郎，但是银行的预计利润只是预估数，一点也不真实，而且尽管本图克斯自己不承认，大量的大众联合银行的股份（超过10000，价值约1700万法郎）由银行自己掌握。到1881年年底，由于法兰西银行开始推高利率，因此，其投机泡沫接近破灭。在1月4日后的两周之内，股价从3005下跌到了1300；而到了1月31日，大众联合银行不得不暂停支付。在他被判犯有金融行为不当罪，并且逃到西班牙后，本图克斯反复声称他是一个“犹太阴谋的牺牲品”，但是他根本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事实上，就是靠一笔来自主要的巴黎大银行的贷款——其中罗斯柴尔德家族贡献了1000万法郎，才使巴黎的金融市场能够幸免于一场多米诺骨牌式的金融倒闭风潮。（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形式的集体救援在8年后的巴林银行倒闭中再次在伦敦采用。）

　　　　大众联合银行倒闭的历史意义主要在于其倒闭的时机选择上。因为在1881年11月，倒闭发生的前夜，莱昂·甘必大成为了法国总理，他施行（表面上看起来）对外冒险、对内激进的政策。尽管导致他在位仅两个月就下台的直接原因是选举改革的议案在国民大会遭到惨败，但是也有可能是1月份的金融危机真正地击垮了他，使他的大规模债务转换和铁路国有化的尝试遭遇失败。这些证据仍然是推断性的，但是毫无疑问，甘必大的倒台（以及莱昂·塞回归财政部）受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从国际观点的角度的欢迎。1月25日，阿尔方索写信给纳蒂，警告他甘必大不愿意与英国在埃及问题上按由英国大使莱翁斯爵士提出的方案进行合作，而且对正在讨论中的《英国—法国商务协定》也产生了怀疑。纳蒂将信转给了迪尔克（时任外务部的次长），同时附上了他含糊的评论：“无法令人满意。”紧接着第二天，甘必大被迫辞职。过了不到14天，阿尔方索在法国外交部遇到了莱翁斯并问他：“关于埃及问题，希望我对德·弗雷辛内特先生说什么？在认真想了好一会儿后，他回答，‘告诉他让商务协定生效。’”看起来纳蒂和阿尔方索似乎正在扮演他们的先辈们之前所扮演的角色。作为新上台的法国政府非官方的交流渠道，纳蒂“按照迪尔克指出的意思”写信给巴黎，阿尔方索很确定地回复“整个法国内阁没有人对英国商务协定的重要性认识得比莱昂·塞更清楚”。尽管他们都习惯性地怀疑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动机，格兰威尔和格莱德斯通也认为这个消息很“有意思”。

　　　　更有意思的是来自阿尔方索的强烈暗示，法国政府不大可能反对英国摆脱阿拉比·帕萨的行动。按照阿尔方索的说法，对于参与全面的“武装干预”，法国政府可能会在议会遭到太多的反对，他和莱昂·塞都明确希望英国能自行行动。这个消息传到伦敦的时候，格莱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