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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柴尔德家族·四部曲-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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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一章 犹太问题（16）
批评家们有时候提出来的一种对罗斯柴尔德的善举的批评是，百分之四产业居住公司根本没有促进融合，反而是在鼓励建立新的犹太人隔离区。因此，有人指出在夏洛特·德·罗斯柴尔德大楼里95％的租户是犹太人，但这其实是一种误导。在1890年2月18日的董事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在公司的布雷迪街住宅中，“力争达到基督徒租户对犹太人租户的比例实现33％～40％”。1899年，在公司的东汉姆项目中，预留了建造非犹太人礼拜场所的位置。“以使这个项目不再成为犹太聚居区”。根据1904年的数据统计，尽管夏洛特·德·罗斯柴尔德大楼居住的主要是犹太人家庭，但是位于斯托克纽温顿楼群中的那瓦林诺大厦1/3的租户却都是非犹太人。在1911年，公司的坎贝威尔项目（伊夫琳娜大厦）则根本就没有犹太人。
当然，解决移民引发的问题的另一个办法是停止移民。然而，当限制移民的这种想法首次在19世纪80年代浮出水面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他们的圈子立即就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了。用罗斯柴尔德的建筑师N·S·约瑟夫的说法，“那些提出不接收的说法与那些主张驱逐的说法其实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当反移###动的倡导者阿诺德·怀特在1891年写信给纳蒂的时候，他对遭到立法院拒决（尽管不是没有资格）是这样说的：“我同意你的意见，外国人大量涌入，很有可能因为他们缺乏相应的能力和精神上的疾病的原因，使他们成为社会的负担，因此这种情况应该是最不受欢迎的，而且应该避免。我没有理由认为这些人大量来到这里就能够证明法律的公正。”无论如何，在世纪之交，保守党国会议员中认为需要对移民进行控制的人数越来越多，这种情况把纳蒂——已经是一位坚定的党员——置于了一个很艰难的境地。在1900年的选举中，纳蒂在他东区的机构支持两位候选人（代表斯特普尼的威廉姆·艾登·伊万斯·戈登爵士和代表怀特契佩尔的戴维·霍普·基德）的时候，就遭遇了很大的尴尬，因为这两人是限制移民理论的支持者。当肆无忌惮的攻击性竞选言论出现在《犹太新闻》上之后，他觉得有必要去东区的圣乔治地区打压一下联合党候选人托马斯·德沃尔。
在伊万斯·戈登的煽动下，移民问题被提到了皇室的一个委员会上，而纳蒂从来没有掩藏自己反对“拒收”的立场。作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他当然是首当其冲被要求去作证的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包括阿诺德·怀特）特别提到说正是罗斯柴尔德的慈善行为像“磁石”一样吸引了移民，因此，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做出回应。纳蒂与委员会里的大多数人意见相左，他的报告提倡的是禁止“不受欢迎”的移民入境或者是将其驱逐，他对“不受欢迎”的移民的定义是：罪犯、心智残疾、传染病患者以及“臭名昭著的坏蛋”。在这份仅有少数人支持的报告中，纳蒂强烈地抗议说，这样的立法“会影响那些确实需要移民而且工作勤恳的人，他们刚到来时的贫穷的处境不应该作为他们没有能力获得自立的评判标准”。对于他来说，最理想的状况就是“在犹太人免费学校接受了初步教育的犹太小孩”在1908年成为了剑桥的数学优等生的案例的情况。“这位年轻的数学家的父亲早年从敖德萨逃了出来。我相信他过去通常都只能在很小的犹太人会堂里祈祷。他现在是一家小型裁缝店的领班，在那里他获得了较高的薪水，并且在一家小型的犹太人儿童学校任教。这样的一个孩子，”他评论道，“应该有可能为俄国做贡献，我希望他在这里也能做得很好。”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一章 犹太问题（17）
他的儿子沃尔特回应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大不列颠应该成为那些在其他国家受到压迫和不公正对待的人的庇护所，只要这些人仍然是正派的，而且勤奋工作。”但是，纳蒂对1904年提出的议案的反对，以及他对自由党在1905年的补选中对迈尔·恩德议案的批评倾注全力的支持，仍然无法阻止法案在那年的年末表决通过。他宣称，这个法案建立了“一个警察干预和监视的讨厌的体系，以及护照管理和专横的武力体系”。然而，他又不同意代表委员会里其他成员所希望的对废除这个法案所进行的诉求，他认为，重新开启的辩论可能会起反作用，因此，他寄希望于政府在实施的时候能够采取比较温和的手段。否则的话，阿诺德·怀特就不会针对《1905外国侨民法案》说“首相及英国内阁看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脸色更改了他们的政策”。
想让人倾向于接受移民问题还有两种其他的途径。一个是说服俄国政府停止他们对生活在俄国的犹太人所采取的歧视政策。这是大多数俄国犹太人所希望的，他们相信罗斯柴尔德家族凭借其金融杠杆，可以迫使沙皇政府修改他们的做法。事实上，从犹太人难民区里传出来的各种故事，比如像《沙皇在罗斯柴尔德的城堡》，使罗斯柴尔德在人们眼里有了超自然的能力，而且人们在文学作品里梦想着他能够教训一下沙皇。由于拥有“所罗门王的御玺戒指”，罗斯柴尔德变成了“一位可以控制各国国家命运的人”，他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宫殿里，“那里有数不清的黄金，由巨人战士守卫着”。如果沙皇接受邀请在罗斯柴尔德的城堡中过一夜，他将会看到犹太人的光辉历史。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有着希伯来法宝神话的痕迹。然而，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能就这个问题在圣彼得堡发挥杠杆作用的更多是金钱而不是魔法，但外交因素使得罗斯柴尔德很难做得比争取取消排犹政策更进一步。
另一个可能的做法是让尽可能多的新到达的人继续往前走。这实际上是犹太人社区很多年以来一直在实践的一个做法。在1867年，穷人救济委员会代表“海姆·科恩·哈海梅克”给纽科特写了一封信，说“这位非常值得帮助的”希腊商人遗失了8000英镑，而且他希望回到希腊，罗斯柴尔德家族给了他100英镑。几乎与此同时，艾尔弗雷德建立了东区移民与救济基金。仅仅在1881～1885年间，大约有2301个家庭在这个计划的资助下返回了东欧。在此期间，纳蒂资助了200个希望离开英国前往加拿大的家庭。1891年，他成了莫里斯·德·赫希在法国建立的犹太人殖民协会的8个创始股东之一，这个协会是一家帮助犹太人从俄国向阿根廷移民的机构；而且他个人提供“4万英镑前往南非的交通费，在那里选择适合进行农耕的土地，而且有优良的出海口。受资助人是在俄国犹太人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家庭数量为400～500个，而且是那些能证明他们在农业生产方面有成功经验并能吃苦耐劳的家庭”。“移民”转口的问题在1905年再度出现，当时来自俄国的移民家庭数量急剧上升。纳蒂在上一年对皇室调查委员会所做的评论指出，他将会支持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转口”移民。
但是，犹太人能否回到在《圣经》中提到的他们起源的地方去呢？罗斯柴尔德家族可能利用他们的财富在圣地上重建耶路撒冷犹太王国的想法早在19世纪3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隔离区内也有这种想法：“罗斯柴尔德是否是一位合适的亲王去重新召集四处散落的以色列人回到上帝对他们允诺过的土地上，继承大卫王的王庭？”然而，尽管这个家族自从大马士革事件后就开始关心中东地区的犹太人，并且持续不断地为生活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教育和其他机构捐款，但是在很久之后，罗斯柴尔德才开始严肃认真地考虑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殖民地的可能性。詹姆斯最小的儿子埃德蒙1882年在世界以色列人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扎多克·卡恩和迈克尔·艾兰格尔的影响下，也开始对这个想法表示出兴趣。这两个人把他介绍给了塞缪尔·莫希勒维尔，这位是一位流浪拉比（当时在俄国），他想把一队犹太农民从白俄国移民到巴勒斯坦去；而且侯赛夫·费恩伯格需要金钱资助已经建立起来的位于迦法以南的“锡安先锋”殖民地（现在的特拉维夫）。当埃德蒙给了费恩伯格25000法郎在锡安先锋钻井找水的时候，在这个地区的其他居住者也受到了鼓励，都开始向他提出申请，包括居住在卡梅尔山附近的萨马琳（后来的热克然·亚阿科夫）的一队罗马尼亚犹太人，他们表示他们希望的不仅是来自著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钱，还包括领导。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一章 犹太问题（18）
埃德蒙热情地做了回复。按照他告诉塞缪尔·赫希这位“密可维以色列”农业学院院长的，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未来定居点的样板，有点像是一个居住点的核心区，围绕着它，可以逐步建立起其他的定居点”。所有新加入锡安先锋的新定居者必须签署一份申明，宣布“自己完全服从管理当局认为有必要以男爵先生的名义发布的有关土地开发及服务的所有命令，如果要对我采取任何行动，我自己均无权反对”。在这个显而易见的独裁基础上，埃德蒙命令莫希勒维尔的定居者在艾克然（后来重新命名为玛兹克雷特·贝蒂亚，用以纪念他的母亲贝蒂）进行葡萄种植。另外还有在罗西·品纳进行的丝绸生产试验，以及香水和玻璃生产，另外还有大量的犹太会堂、学校和医院——所有这一切都由男爵的“官员们”进行监管。尽管他始终坚持他所做的这一切不是慈善，而是建立一个在经济上可以自我持续发展的定居点。爱德蒙特高度家长式的做法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现在所说的“依赖文化”。到1889年，尽管投资总额达到了160万英镑，还是出现了很多经济失灵的迹象。尽管他在1900年把管理权移交给了犹太人殖民协会，默认了需要在更大范围进行的地方自治，但他仍然继续在犹太人殖民协会巴勒斯坦委员会主席的职权范围内以他们的银行家的身份发挥影响。到1903年，28个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定居点中的19个都部分或者全部地接受他的补贴。完全算起来，他在定居点上总共花了有560万英镑。
埃德蒙的殖民冒险不应该等同于那种目标是建立犹太国家的具有犹太民族主义色彩的锡安主义，也不应该认为英国罗斯柴尔德在犹太殖民过程中有什么样的私人利益。在1890年，纳蒂（与伦敦社区其他的知名人士，比如塞缪尔和科恩一起）出席了英格兰科维维锡安协会的开幕大会，这个协会团结了在1883年针对俄国排犹浪潮在当地所形成的各家锡安信徒组织。里奥对以色列—赞格威尔的犹太疆界组织提供了支持，该组织试图在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和库尔德斯坦）建立犹太殖民点。但是这一代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中没有谁会真正支持在中东建立犹太国家的想法；事实上，埃德蒙
明白无误地告诫定居者，应该寻求土耳其的国籍。阿尔伯特更是表现得毫无兴趣，他在1895年接到了一份申请，毫无疑问来自一个异常啰嗦的笨蛋，提出的要求更是让人啼笑皆非——10亿法郎，而且还不能少。
到了1895年，维也纳的剧作家和记者希奥多·赫泽尔确信“犹太人问题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离开欧洲寻找他们自己的“犹太人乐土”，遵循希腊人、意大利人、日耳曼人以及其他民族在19世纪时所走过的道路，建立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找到赫希这位同情的听众后，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试图赢得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支持，因为他相信他们会考虑将他们那没有外人知道的巨额资产“变现”，作为对他们所遭遇的反犹太人思潮攻击的应对，而他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历史性的使命”供他们去投资。但是，尽管经过了维也纳总拉比伽德曼恩的居中协调，赫泽尔致“罗斯柴尔德家族委员会”的信还是一直没能发出。他甚至没有从阿尔伯特那里得到对他第一次尝试的任何答复，因此苦涩地总结说，他的信“不应该摆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面前，因为他们是粗鄙、傲慢而且自私自利的人”。相反，他应该通过动员犹太群众，发动“一场反对那些有权有势的犹太人的战斗”。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一章 犹太问题（19）
这种从讨好到挑衅的转变，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那些商务联系人中普遍存在的典型特点。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二世国王在罗斯柴尔德家族拒绝了他为他那疯狂的童话城堡申请的贷款后的反应也是如此：他告诉他的仆从去抢劫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银行。然而，赫泽尔从来没有放弃获得罗斯柴尔德支持的希望。在1896年的5月份，他想方设法试图通过巴黎的总拉比扎多克·卡恩以获得一次给埃德蒙陈述的机会，甚至提出如果埃德蒙能够同意出任领导，他将放弃他自己所创立的运动的领导权。但是当埃德蒙说他认为赫泽尔在土耳其领土上建立国家的想法对他自己的殖民计划是个威胁的时候，赫泽尔转变成了敌对的态度。一年之后，他宣称他们“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一大不幸”。他在1896年8月试图获得一次与埃德蒙会谈的机会，然而结果只能是面临一次更大的失望。到1898年，他得出结论说，埃德蒙弱智，因此他应该去请求更有财力的阿尔方索——这个说法通过他在10月份对锡安信徒的访问得到了证实。
开始，他在伦敦没有获得任何进展。1901年时，纳蒂甚至都不愿意见他（尽管有他的表妹巴特锡夫人的求情），而且当赫泽尔在1902年就有关外侨移民的事宜在皇室调查委员会上作证时还发生了冲突。在那一次交锋之后，纳蒂清楚地说明他会“对建立简单纯粹的犹太殖民地的观点感到恐惧”。他宣称：“我弄清楚了一件事，那就是巴勒斯坦之梦是一个神话，而且虚无缥缈。”里奥也反对赫泽尔式的锡安主义。只是在赫泽尔改变了他的战略，认为在西奈的任何犹太人殖民地都可以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的时候，纳蒂才开始表现出了兴趣，把他介绍给了约瑟夫·张伯伦。他的支持在赫泽尔生命晚年时出现了显著的增长，尽管他们的英国犹太人在西奈的殖民计划由于外交障碍，最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为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赫泽尔提出的“犹太国家”的概念开始如此不当回事？部分原因是，尽管他信誓旦旦地说他们会从对他的支持中获得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好处——他甚至提出新国家的首任民选“王子”为一位罗斯柴尔德人——但赫泽尔的有乌托邦特征的银行体系很难对他们有什么吸引力。事实上，赫泽尔曾经有一种狠毒的倾向，如果他们反对他，他打算把对利他主义的声明与“清算罗斯柴尔德家族”或者“发动一场残酷的运动”结合起来。当然，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反对理由，而且赫泽尔自己公开地承认，如果要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势必鼓励那些反犹太人的组织对现有的已经归化了的犹太人的国家身份认同问题提出质疑。纳蒂是一名英国犹太人，正如阿尔方索是一名法国犹太人，而阿尔伯特是一名奥地利犹太人一样。他们并不赞同赫泽尔的悲观和预言式的观点——受《新自由杂志》对德瑞夫斯事件的评论的启发——这样的公民权利可能会在某一天被反犹太人的政府取消。他们不仅没有把锡安主义看成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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