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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柴尔德家族·四部曲-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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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对待，只听从合伙人每天发来的命令，不用承担任何真正的责任。不管纽考特寄去多少封信，代理人肯定更了解当地的情况。有时，他们需要快速地作出决定，因此咨询伦敦或巴黎只会延误时机。此外，无论他们如何频繁地强调自己只是伟大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也很自然地会在当地获得有利于他们的地位。所有这一切，罗斯柴尔德家族发现都难以忍受。他们总是怀疑最有价值的代理人对自己不忠诚——首当其冲的，就是他们用自己的户头进行交易——并一再抱怨代理人的无礼、独立和不能胜任工作。“我注意到加塞尔（圣彼得堡代理人）对我们的生意毫无兴趣。”詹姆斯在1829年写信给内森，谈到了加塞尔对一大批白银要运往俄罗斯的反应：
换成另外一个人，意识到如此多的白银将要到达，肯定会说：“我会给你汇款。”但是没有，他什么都没说。他写信给我，询问我是否愿意与他建立一个为期3个月的联合账户，这样让他有更多的勇气运作生意。如此一来，我们将被迫要从这里派一个人过去，一个对我们公司非常忠诚的人。感谢上帝，你的儿子们很快就成人了。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二章 世界的银行家（17）
加塞尔不断地成为这类批评的靶子。1838年，詹姆斯威胁停止支付他的薪酬（每年14万卢比），他认为这一薪酬过高，而用另一种方式支付薪酬：“无论我们与他做了什么生意”，给加塞尔1/4的利润提成。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加塞尔最频繁的指责是他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公司利益之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哪怕你只写一个字给加塞尔，”暴怒的詹姆斯一年后写道，“那条呆板的狗，为你带来的伤害也肯定会多于好处。他只乐意把我们的钱据为己有，自己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即便拉扎尔——1832年被任命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个全职代理人——有时也被贬为“混蛋”，他竭力地讨好詹姆斯，詹姆斯的指示到达之前他就已经犯下了错误。
可能19世纪30年代最重要的罗斯柴尔德代理人应该是丹尼尔·威斯维勒了。威斯维勒当时是马德里的代理人，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考虑人选中是1834年。当时，威斯维勒显然已经在法兰克福分行赢得了作为一名“商人”的名声，但没过多久，他也被怀疑忽视了主人的利益。到1843年的时候，甚至出现了考虑替换他的想法：“那个年轻人，按照（安塞尔姆）的说法，一年比一年自负了”：
我真认为这个人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今天我会写信给父亲，让他做好前往马德里的准备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当中的一个人能够或愿意前往马德里但你可以信任我，我不会在信里提到迈耶，我知道你母亲希望他留在英国。我认为兰多在马德里熟悉环境之后会做得很好，他非常干净而且出身于一个值得尊敬的家族，他绝不会表现出如此荒谬的自傲。威斯维勒不仅现在自傲，今后仍将如此。
这些威胁毫无作用。威斯维勒可能表现出“无比的虚荣”，但是他已经让自己变得不可或缺。罗斯柴尔德家族派迈耶前去马德里待几个月，只是因为威斯维勒要到国外结婚，对此，纳特曾说，“威斯维勒的离开迫使托普（迈耶的昵称）施展自己的能耐，能够立刻让他把自己变成那里的主人，但只要威斯维勒回来了，迈耶就会立刻感到难以找到合适的位置。”当安东尼试图推倒威斯维勒时，他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他一如既往地抱怨，仍旧如冰一样冷，直到我明确地告诉他，只要他在马德里为我们做的生意让我们满意，我们就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如果他继续抱怨我们的给予不足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继续待在马德里，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将被迫去那里取代他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代理人，要取代他十分困难，但是我很少或从没有见到比他更冷淡、更精于算计的代理人。他虚荣过了头。
相反，另一个派往美国的代理人哈瑙在那里立刻因为过于草率的交易引发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不满——尽管有人怀疑，如果他花更多的时间来学习有关事项，他可能又会被批评为懒惰。也只有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从一个“将他的大部分注意力倾注到为我们寻找生意的过程中”的代理人身上找到缺点。
为纠正一个长久以来的错误理解，将诸如威斯维勒的付薪代理人与那些跟罗斯柴尔德家族有定期往来以及优先生意关系的伙伴银行区别开来非常重要。要将这些银行全部列出来将会十分枯燥：到19世纪40年代末，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与世界多个地方的银行建立了伙伴关系，我们只列一些比较重要的城市：阿姆斯特丹、巴尔的摩、柏林、科隆、君士坦丁堡、佛罗伦萨、汉堡、米兰、奥代萨、罗马和的里雅斯特。德国银行业中两个著名的名字在早期经常被错误地认为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瓦尔堡和布雷克劳德。实际上，它们只是伙伴银行中的两家银行而已。1848年前，它们在银行网络中扮演的角色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这两家银行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是因为它们证明了小银行（尤其是德国的银行）通过与罗斯柴尔德建立某种联系为整个网络增加的价值，尽管它们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联系只有那么一点点。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二章 世界的银行家（18）
瓦尔堡家族早在1814年就开始游说代理罗斯柴尔德在汉堡的生意，但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定期业务关系才真正建立；之后，这一偏好转给了卡尔·海涅（诗人海因里希·海涅的叔叔），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差不多以同样的方式，萨穆埃尔·布雷克劳德试图排挤掉门德尔松银行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柏林的首选银行家；再一次，尽管极尽谄媚，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他的儿子格尔松才获得了一定的特殊身份，而且主要还是因为他与俾斯麦走得很近，以及他所提供的高质量的政治消息。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他仍受到蔑视：“布雷克劳德？”有人曾听到詹姆斯对赫伯特·俾斯麦大声说道，“什么布雷克劳德？布雷克劳德得到的都是我给他的，而且只占（全部利润）的1％。”许多其他银行在罗斯柴尔德注意的运作中扮演着相同的角色，他们参与了大额债券发行，对大量金银块的输送提供了援手，有时还参与汇率套利交易：科隆的奥本海姆银行、伦敦的施罗德银行以及法国的波尔多银行，当然还有更多，我们只列3个出来。它们在这个阶段，都还是很小的玩家。
形成对比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那些大银行身上花费了大量时间，他们主要视这些银行为竞争对手，但是在进行一些非常大的业务时，他们也会寻求合作，这些大银行有：伦敦的巴林兄弟，托马斯·威尔逊和戈尔德施密特；巴黎的拉菲特，奥廷格和马莱；维也纳的盖米勒、希瑙和埃斯克尔，以及法兰克福的贝特曼和贡塔德。1814年之后的10年里，这些大银行之间爆发了你死我活的竞争，但罗斯柴尔德不希望这些竞争者出现不良的状况，他们越来越将这些对手看做自己生存的补充成分，当然，前提是自己的行业领袖地位不可撼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在所有主要的金融中心，我们都能看到辛迪加组织以及银行间松散联合情形的出现。同时，通过扩展自己的规模，罗斯柴尔德家族认为自己承担着一定程度的职责来维护银行系统的总体稳定。这也解释了他们不希望竞争对手倒台的原因。在19世纪20年代，他们以一种近乎麻木的无情眼神看着帕里什破产。截然不同的是，在随后的数十年里，他们为了维持金融稳定，偶尔愿意拯救竞争对手，比如1831年以及1838年帮助拉斐特的举动。萨洛蒙在1841年帮助盖米勒的建议也说明：
我们作壁上观，看着一个65岁的人破产，他的银行存在了那么长的时间，也是这里第一流的银行——不能提供帮助是不可能的如果施泰纳和盖米勒确实停止支付款项，这将呈现何等的景象，这将给海外、法兰克福和其他德国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因为数百万——多达三四百万古尔登的承兑款和汇票将从这两家银行流失。
在这件事上，萨洛蒙提供帮助的建议最终被他的兄弟和侄子们否决。但是，他对于金融总体稳定的观点也影响了列昂内尔对英国货币政策争执的态度。1839年，他向叔叔报告说，“将制定为法令的举措应该考虑合股银行的利益”（罗斯柴尔德新一代从19世纪20年代起将合股银行发扬光大）以及它们“可能对我们内部资金的影响”。他解释说：“问题是如何让这些先生们在有足够的油水捞的同时让他们以及整个国家接受约束，避免流通出现阻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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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罗斯柴尔德家族思考问题的方式从本质上来说越来越像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们。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在19世纪上半叶，英国和法国的央行仍旧是私营机构的一部分，尽管逐渐承担了法令监管的公共职责。从它们的资源方面来讲，它们也是唯一能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抗衡的银行，尽管它们是国家性的，而罗斯柴尔德银行则是跨国性质的，而且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各央行对于通货发行的垄断权毫无兴趣。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欧洲各央行之间的关系一直紧密，有时甚至是共生关系。我们已经看到内森如何在19世经20年代利用英格兰银行短期贷款的，以及作为回报，他是如何在1825年拯救英格兰银行的及英格兰银行如何在1830年提供了拯救詹姆斯所需的黄金。内森1832年向银行委员会提供的证词如此正面也不足为奇：“我感觉到它（英格兰银行）的管理挺好。”1830～1832年危机过后，詹姆斯似乎与法兰西银行也建立了类似的关系，而萨洛蒙与奥地利国立银行的关系更为密切。
交易商的主人
1836年，詹姆斯给他的侄子们提供了一些如何在巴黎股票交易所卖证券的建议：
当你买进或卖出公债时，不要想着赚取利润，你的目标应该是让那些交易商习惯于一个想法：即他们需要跟随你这就需要在刚开始的时候做出一点牺牲，这样一来人们才会逐渐形成需要跟随你的观点，我亲爱的侄子们，这就像捕鸟一样，需要先撒些食物出去。
历史学家很容易忽视被罗斯柴尔德家族“食物”吸引的大量交易商，最简单的原因就是他们进行的大多数交易都是口头达成的，而非通过信件。但是交易商是19世纪金融行业不可或缺的工蚁。与罗斯柴尔德有生意来往的银行中，有一些他们最喜欢的银行：比如伦敦的梅内特和卡齐诺夫银行，它仅在1834年一年就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卖出了200万英镑的外国股票，在随后的一年里卖出了140万英镑；此外，约翰·赫尔伯特·伊斯雷尔与他侄子约翰·瓦格建立的合伙人银行。但是，即便这些银行也只是被当成偶尔雇用的“打猎伙伴”：艾尔弗雷德·瓦格回忆说：“每两周一次的结算日期间，我祖父或父亲就会拿着流动情况表前往纽考特，列昂内尔男爵会给500英镑或1000英镑的费用作为我们的固定报酬，数额则是以他的心情来定。”无论如何，与许多交易商的交易带有一种战术色彩，这主要是因为一些业务需要偷偷地进行。
当时的人们称内森是“交易商的主人”，他们并没有过分夸大他的地位：到19世纪20年代末，他所取得的地位被其他交易员密切地关注着，他们信任他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拥有超越常人的信息以及直觉。这意味着公开的罗斯柴尔德买卖行为将可能引发对某一只股票的抛售或抢购潮，这是罗斯柴尔德几兄弟不愿看到的连锁反应。有关内森隐藏技术的故事时有耳闻。“如果他得到消息称基金将会上涨，他就会委托交易商以他的名义先卖出50万。”“这个大投机家惯用的一个操作手法就是让一帮代理人卖出，另一帮人买进同样的股票，这样一来，他的真实动向就难以判断。”在维也纳，萨洛蒙将大多数股市业务托付给了一个投机者，他给这个“支付12万古尔登的固定薪水，此外还有大量的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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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通常每天一早就恭候着罗斯柴尔德，两人碰到一起时会讨论当天业务的计划。投机者不仅在交易所有他的代理人和客户，在“蓬杜尔小店”（非正式的交易所，位于一个咖啡馆里，交易所正常交易时间之外的交易能够在这里继续）同样存在，萨洛蒙与他推断出他的买卖数量。他雇用了许多传递消息的人，他们唯一的职责就是在投机者与罗斯柴尔德之间来回传递价格波动的报告。
这个时期，作为金融信息（以及错误信息）越来越重要的一个非独家来源当然是媒体。可能有人会认为，19世纪报纸的发展侵蚀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利用自己的通讯网络获得的优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确是事实。另一方面，报纸金融版面的存在也提供了一个影响市场的新机会，罗斯柴尔德家族也迅速地抓住了这一点。这在刚开始的时候并不容易实现：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19世纪20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经常是媒体攻击的靶子，而不是它们的操控者，而且一直存在着激进、反动的报纸对他们充满了敌意。但是，逐渐地，罗斯柴尔德银行对一些报纸至少能够施加一些影响力。我们之前也看到萨洛蒙如何通过根茨对德国《汇报》施加压力的；19世纪30年代，启用海因里希·海涅作为一名记者也保证了对詹姆斯活动报道的正面性（当然有时也会有些挖苦）。詹姆斯本人似乎也逐渐提升了对诸如《世界箴言报》以及《辩论日报》等报纸的影响力。“昨天，有一份报纸登了不利于我们的文章，”詹姆斯1832年写信给内森说，“如果这篇文章出现在一份大报上，我们就要在报纸上做出回应。”5年后，他在西班牙进行了敏感谈判之后，对侄子们说：“我正安排在报纸上发表几篇文章，这可以给马德里和伦敦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你们英国报纸经常跟随我们法国报纸的脚步。能够操控公共舆论真的很好。”1839年，他能够很自信地向侄子们保证说，如果法国政府贸然地反对他的铁路计划，那么“所有的报纸将群起攻之”。“如果一个人无法让自己受人爱戴，那么他只能让人敬畏。”他宣称，重申了他最欣赏的一句迈耶·阿姆谢尔箴言，“报纸能够带来强劲的冲击”。
内森应对早期媒体攻击的策略也是与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英国报纸《泰晤士报》建立持久的友好关系。在19世纪20年代，他遭到了《晨报》大量的攻击：比如，该报在1829年声称它的对手《信使报》利用外交办公室有关法国政府更迭的内部信息作为基础，与内森一起进行了一次股市投机。《晨报》编辑声称“《信使报》（将消息）告诉了蒙蒂菲奥里，蒙蒂菲奥里又告诉了罗斯柴尔德，一个精密的投机阴谋以闪电般的速度形成了”。实际上，其实是内森经常向报纸提供消息——尤其是他的兄弟从维也纳与巴黎传递过来的政治信息。事实上，正是双方对于高速通讯的共同兴趣让《泰晤士报》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走到了一起：到19世纪30年代末，他们有效地分享了布洛涅与伦敦之间的信鸽邮递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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