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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柴尔德家族·四部曲-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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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二章 世界的银行家（13）
这是提交给推行经济自由政府的一个判断正确的提议，但随后事情的关键时刻出现了。按照内森的说法，现存的海上保险公司缺乏：
活力以及那些必要的自由观点；在当下，为了保持优势，他们只能依靠继续垄断。我可以断定，如果保险业继续墨守成规，欧洲大陆任何一个角落的类似企业兴盛起来，并最终从它们手上夺去它们目前独家经营的业务。
显然，英国政府被说服了，因为议案6月在上院获得通过。但是，新公司的一个股东（同时也是劳埃德公司的一个保险商）成功地拿到了一个指令，限制联合公司参与海上保险业务，理由就是这超出了它最初确定的业务范围。结果，第二家公司被迫成立，即“
海上保险联合公司”，投资资金同样是500万英镑。
罗斯柴尔德家族担当保险人的新角色一开始就受到了公众的一些质疑。当时的一幅漫画（由名为“一个业务爱好者”的人所画的《纽考特的防火墙》）中，一辆驿站马车装载着一群乡下的投资者和他们装着钱的袋子，停在写有“虚伪同盟防火与人生安全办公室”字样的建筑物前（见图28）。办公室有3个入口：一个写着“德国门房的小屋”，一个写着“英国门房的小屋”，中间的那个，门前站着3个人（罗斯柴尔德·蒙蒂菲奥里和冈珀茨）用法语交谈着。内森说：“这次，我们从这里进去吧。”蒙蒂菲奥里回答说：“继父，你这样做太对了。”冈珀茨则嘟哝着说：“吃一堑长一智啊。”一个标志写道：“除了大热天和11月的第五天外都不休息。”另一个标志则写明办公时间为：“从太阳升起到月亮放光。”中间那扇门上方是一则启示：“禁止进入，除了那些头脑空空腰包鼓鼓的人。”英国门房对新来的投资者说：“不！我们全部要。”但是德国门房喊道：“不！不！你开门准备足够的地方招待我的贵族朋友。”
但是这种愤世嫉俗的评价是没有来由的。与当时诸多投机公司不同，联合保险公司不再是一个欺诈幼稚投资者的工具，而是一个踏实创立的企业，它有着长久、繁荣的前景。两年后，它搬到了巴赛洛缪巷，就在纽考特街4号，紧挨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公司。这也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涉足保险业的唯一事例。1839年，他们参与了（尽管不是直接参与）迅速发展的莱茵兰市场，向奥本海姆与其他人共同创立的科洛尼亚火险公司提供了支持。这种联系即便经历了19世纪40年代的动荡事件（尤其是1842年代汉堡大火，它差一点耗干了公司的全部资源）仍然维持了下来；此外，1852年，伦敦、法兰克福和巴黎分行共同成为了科隆再保险协会的股东。
罗斯柴尔德网络
不断上升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业务量，金融活动的多样化以及生意利益在地域的扩展，不可避免地超出了五兄弟的能力范围。之前，谈判大笔政府贷款时，其中一个合伙人前往布鲁塞尔、布拉格、柏林或马德里通常是可行的。但是，如果他们希望在这些首都城市定期运作正常的生意，就需要做出其他的安排。同样地，如果在关键市场中没有可靠、有效的事物存在，买卖诸如棉花、烟草、糖、铜以及水银这些交易是不可能进行的，这些关键市场是指纽约、新奥尔良、哈瓦那、圣彼得堡和马德里。整个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不仅需要吸纳更多的新一代家族成员成为合伙人，加入5个分行的管理之中，而且也需要增加5个分行中办事员的数量，并建立一个经过挑选的付酬代理人团队，用以照顾5家银行在这些新市场中的利益。从伦敦、巴黎、法兰克福、维也纳和那不勒斯往外辐射，与这些代理人的通讯路线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新网络，大大提供了通讯的数量，同时也提高了以罗斯柴尔德的名义进行的生意数量。这个网络并不具备牵动全局的影响力；相对重要的是与其他银行、股票经纪商、中央银行和金融报纸形成的更为全面但更为松散的联系网络。如果每个人或公司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存在正常的通讯联系，就将其视为他们网络的一部分，那么这个网络无比庞大。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二章 世界的银行家（14）
合伙人的扩充包括了萨洛蒙、内森和卡尔的儿子们，詹姆斯最终也稍加抗争，为自己的儿子争取到了资格。下一代中年纪最大的成员——安塞尔姆和列昂内尔——似乎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他们世袭的职业，毫无抱怨地度过了一系列罗斯柴尔德学徒阶段：在父亲的银行工作，然后去叔叔的银行工作一段或几段时间，最后独自接受一项国外任务。安塞尔姆在1826年正式成为一名合伙人，但是一直到1830年，五兄弟才足够放心地让他参与柏林的敏感谈判，而且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他事先仍要接受他父亲的仔细指导，萨洛蒙给了儿子最经典的罗斯柴尔德建议“多听少说”：
你现在是所有兄弟中享有全权的人了所有兄弟将以相同的方式来证明自己，从根本上来说，做生意必须承受一定的风险，因此要多写信努力工作，忙碌起来，将所有这些托付于万能的主，他能给你带来运气和祝福。
实际上，没过多久，安塞尔姆就具备了足够的自信来表现出一个合伙人应有的权威。不到一年，他就很自信地批评起叔叔们在七月革命之后的投资策略，詹姆斯很快就要求他前往巴黎协助他做事，因为“他真的很有个性”。这是一种先见之明：在下一次更为严重的革命危机横扫欧洲时，安塞尔姆在减少5家银行遭受的损失方面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即便这是以他父亲的感情为代价的。
内森最大的儿子列昂内尔也顺利通过了学徒生涯。1828年，他正式“加入生意”，当时内森带着列昂内尔前往法兰克福与其他几个兄弟见了面，列昂内尔被任命为“中将”。“现在你是指挥自己的将军了。”詹姆斯在信里给予了鼓励，“你毫无疑问能够非常好地参与生意。”“像一个男人一样，做几笔好的生意。”詹姆斯在几天后又说，“证明你是一个聪明的好商人。”3年后，当詹姆斯苦于应对1830年革命带来的冲击时，他已经完全没有了之前似乎高高在上的语气：
亲爱的内森，你能否暂时让（列昂内尔）离开一段时间，你知道，如果你能够让他来这里帮我，那将是让人何等高兴的一件事。两人一起努力总要好过一人独自支撑。尽管我们这里很不幸，生意很少，但两个人共同运作还是大有裨益。如果让他来这里不是很方便的话，我将被迫请求你派另一个儿子过来，我一直把他们当做我自己的儿子看待。我希望列昂内尔对我不会抱怨什么，愿意回到我这里。
当列昂内尔被派往布鲁塞尔时，詹姆斯对“只留下我一个人”在巴黎感到了一丝不安。到1833年，列昂内尔在他姐姐眼里似乎成为了“一个彻底的生意人”：“他在早上过来问候，然后晚上7点吃晚餐时我们才能再次见到他。”他在1835年的马德里之旅被认为是成功的；他在1836年继承父亲担当大任显然也没有任何困难。
与此对比的是，列昂内尔的弟弟们对银行业则有些抵触。安东尼因为一段感情而被迫缩短了在法兰克福的第一段学徒生涯，而且他的父亲并不同意他所选择的姑娘，他由此对那个“让人讨厌的地方”产生了深深的厌恶感（另外两个弟弟也有同感）。与巴黎以及伦敦相比，法兰克福并不提供奢侈的生活；更糟糕的是，他们的大伯阿姆谢尔比侄子们工作的时间还要长，这是常事，他从早上8点一直工作到下午7点，每周工作6天（内森并没有像要求自己那样鞭策自己的儿子）。即便在生活条件差不多的巴黎，安东尼仍然感到有所欠缺。詹姆斯曾机敏地解释道，尽管他“努力工作”，但他仍然不能“确保生意一直保留在将来的后代手里”。他的叔叔们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詹姆斯鼓励他参与谈判一宗大合约时，注意“观察所有的细节”；萨洛蒙寻求“灌输给他一定程度的坚定意识，但一方面不要动不动就吵架，另一方面脾气不要过于火暴”。但是安东尼一直没有抹去自己不可靠的名声：一直到1840年，他的哥哥纳特感到被迫要在心里用“非常粗俗的语言”来向他提出抗议。“我不喜欢他给我写信的方式，我就像他的仆人一样。”他向列昂内尔抱怨说。“我想我不是一个容易发怒的人，但是总是有那种容易冒犯人的说话方式，而我们的好兄弟比利（安东尼的昵称）有时就习惯用这种方式。”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二章 世界的银行家（15）
总体上，纳特的脾气比安东尼要平和得多，但他似乎也对学徒生涯的约束感到苦恼不已。“你必须知道，”他向姐姐夏洛特坦白说，“我在伦敦待了差不多一个月，通常与爸爸一起待在账房里，并尽可能地多努力，争取成为一个合格的商人，但我发现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当他被派往那不勒斯的时候，他更不乐意，他向哥哥列昂内尔抱怨说：
我现在要触及一个不成熟的主题，这就是我自己。我一直写信跟你说我对那不勒斯是如何厌恶，我可以向你保证，这种厌恶与日俱增；我也可以向你保证，无论我多么试图不要在意那些感觉，但是我害怕在这里做不好事，如果我留在伦敦做事的话，我肯定学习做生意的时间会是这里的二十分之一，而且要比这里好20倍让最敬爱的拉比给爸爸写信，告诉他让我们回家。
最终，詹姆斯再次接管了这件事，让纳特接受了一整年的训练，“就像其他任何一个学徒一样，确保他学到如何做好账目的本领。”詹姆斯向内森保证说，纳特是“一个非常好的小伙子这点我可以担保，如果他能够听进去，他会成为所有兄弟中技术最好的一个”。实际上，纳特似乎成为了詹姆斯最喜欢的侄子：他很快就谈论“把我知道的一切都教给这个好样的年轻人”。到1833年，詹姆斯感到这个“被保护人”做好了承担国外任务的准备，尽管目的地——君士坦丁堡，在希腊贷款问题的争吵期间——的选择可能并不明智。最终，纳特注定要在詹姆斯的阴影下生活以及工作大半生，他失落的心情也一直没有停息过，在巴黎，他就像是一个被流放的英国绅士，经常被法国的政治###弄得沮丧不已，以及经常要在“让人恶心的账房”里埋头待呆上数小时。
为何内森和他的兄弟们有如此多的儿子——一共有12个，他们却没有按照父亲的做法，至少让其中的一些孩子在新的金融中心开辟天地？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在他们的儿子还年轻时，五兄弟似乎考虑过在马德里或圣彼得堡设立新的分行。后来，他们断断续续地还提到了派一个年轻的成员前往美国。但是在大西洋彼岸开设“第六分行”的计划最多只是一个想法而已。对于这点，最好的解释就是他们认为其中的5个年轻人——安塞尔姆、列昂内尔、迈耶·卡尔、阿道夫和阿方斯——作为他们的继承人，足够让五家分行继续繁荣下去，但其余的几个的能力还不足以承担设立新分行的重大职责。因为，如果安东尼和纳特被叔叔们认为缺乏对金融的热情以及奉献精神，但他们相对于内森希望当乡绅的小儿子迈耶以及痴迷正统犹太教的威廉·卡尔来说，至少还有一点优势。另一个阻碍似乎是内森的###汉娜，她坚决反对将年轻的儿子派到国外。
于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只能依靠少数付薪的代理人。当然，自犹太街时期起，他们就雇用了家庭成员以外的人担任办事员。我们对这些影像朦胧的信件书写员以及簿记员知之甚少，这是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倾向于将他们排除在执行活动之外：他们被看做工蜂，辛勤地工作，得到良好的待遇——但也被牢牢地监控着。一些人的地位只比仆人好一点，就如雅各布，他的马车在1814年运送黄金前往华沙的途中遭遇事故，他受了伤但仍然十分高兴（“弄伤腿比损失黄金要好”，他开玩笑地说）。其他一些人是技术性的语言学家和会计师。1818年，法兰克福分行至少有9个办事员：拉迪乌斯和克雷姆，负责记账；贝伦茨，负责管理通讯和法兰克福所有交易的总账；盖格尔，同时处理法兰克福与息票有关的业务；盖格尔的父亲，负责现金账；汉堡，负责处理有头衔顾客的通讯；汉堡的兄弟处理外国信件；海斯勒，处理汇票；还有凯泽，负责处理国内事务。此外，在会计室还有一个办公室人员以及一个信件备份学徒。在卡尔那里，办事员“全部是年轻人”，当他计算办公室运营成本时（每年15万古尔登，约合14万英镑），他怀疑他们“欺诈”——毫无疑问，他想起了父亲在希尔舍·利布曼偷钱一事中的经历。巴黎分行的办公室规模更小（费用也更少）：差不多同一时期，詹姆斯估计每年支付给8个办事员，一个门房，一个信使，两个仆人以及一个车夫的所有费用为34万法郎（1700英镑）。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二章 世界的银行家（16）
通常，办事员都是从类似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分支中招募。在维也纳，一个关键的角色就由戈尔德施密特家族担当，这包括萨洛蒙的首席秘书莫里茨·戈尔德施密特，他在1803年与萨洛蒙一起从法兰克福搬到了维也纳；他的儿子尤利乌斯、雅各布和亚历山大分别在维也纳、法兰克福和巴黎工作。戈尔德施密特家族的亲属也被认为是值得信任的人选：莫里茨的一个侄子在阿姆斯特丹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工作，可惜早逝。另一个侄子（莫里茨）在伦敦分行工作了18年，另一个侄子（伊格纳茨·鲍尔）被派往西班牙协助威斯维勒。
不可避免地，为了跟上业务量的步伐，职员的数量必须增加，因此截至19世纪30年代，仅纽考特一个地方就雇用了30～40人，每年的薪酬从50～500英镑不等。但是合伙人“家长式”的态度流传了下来。“但愿让办事员们享用一顿好的晚餐，”列昂内尔在1836年的婚礼期间写道，“不醉不归，或者，如果他们喜欢的话我想他们可以去格林尼治（内森的乡下别墅）举办一个舞会；如果他们中的一些人觉得不够尽兴的话，让他们办两次，让他们带上自己的另一半。”最接近鼓励的一个做法是“我们即将成为英国和国外两笔贷款的签约者，这使得办事员们能够享受到一些好处，这些应在近几年我们一直给他们的圣诞节赏钱之外另给。”当纳特和安东尼很明显将离开伦敦和巴黎前往法兰克福，照应临终前的父亲时，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浮出水面：第一次需要让两家分行的资深办事员担当起负责人的角色，这一职责之前一直由家族内部的人把持着。在伦敦，对于选择谁来临时接管产生了一些疑问，这反映了办公室里缺少一个正式的接班人。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是内森在执行决策方面的垄断地位，让他的雇员产生了惰性，他们无须作出艰难的抉择，获得几乎是确定的收入。
这也解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经历的一个难题的原因所在，他们难以将遥远的城市，比如马德里、圣彼得堡的商业利益交给那些从办事员起步的人料理。因为，这些代理人不能仅仅被当成办公室职员对待，只听从合伙人每天发来的命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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