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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朝的另类史-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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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礼仪”之争，如果书生气地讲，实则是当时居主导地位的程朱理学正统派与王阳明“新学”之间的较量。以杨廷和、杨慎父子所代表的旧臣集团以程朱道学为宗，强调“义理”，而王阳明学派主张“天理”，应向“人心”和“人情”倾斜，把“理”拉向“气”。但从当时实际来讲，旧臣一派虽然理论僵化并有不近人情之处，但多正人君子，非为谋已谋身；张璁一派虽近“情”，但多是见利忘义贪图官爵的小人，（王阳明当时还活着，张璁一派的席书、方献夫等人均是他的学生辈，但王先生深知官场险恶，并未对“大礼仪”明确表态）。就事论事，张璁在“大礼仪”问题上起了一个坏头，这个人日后表现多有善举，刚明果敢，廉洁自律，罢休天下各地镇守的宦官，重新清理贵族豪强隐匿的土地，拒腐反贪，干过不少好事。所以说，历史上的个人，极难以“好”“坏”加以绝对性区分。
而且，张璁当时举人出身，总让人误觉得他是青年才俊，其实老哥们时年已经快五十岁了，是个七考不中的倒霉蛋。日暮途穷，潦倒的中年知识分子投机取巧，也在情理之中。而那位与他臭味相投一同钻营的桂萼，也是官场蹭蹬多年不受人待见的中年人，怨恨之火中烧，很想搏一把以出人头第。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张璁为人善钻营，日后又觉自己名字中的“璁”与皇帝名字“厚璁”犯讳，主动要求改名。嘉靖皇帝大喜，钦赐其名为“孚敬”，字茂恭，所以，读明朝史有时看到张孚敬，其实那个人就是张璁。
交待了“大礼仪”，就该讲严嵩了。
“青词”圣手：严嵩的政治际遇（1）
严嵩，字惟中，号介溪（又号勉庵），1480年（威化十六年）生人。此人家境平平，正是江西乡间好学的风气，才使得这个平民出身的苦孩子“学而优则仕”，一步一步走向权力中心。
纵观严嵩的发迹，其实他属于“为霞尚满天”类型，六十岁后才飞黄腾达。
弘治十八年（1505年），严嵩中进士举，得入翰林院，时年二十六。小严当时考试还名列前茅，二甲第二名，也就是说是乙丑科那一批进士中的第五名，成绩优异，一丁点儿不掺水。正当他作为朝廷青年官员后备梯队准备大干一场时，正德三年（1508年），其祖父去世。转年，其母亲又因病去世。古人以孝道为先，不以我们现在宣扬的优秀干部父母临咽气根本见不到甩膀子干革命的子女，严嵩从当时的礼制和道义上必须回家守丧三年。所以，小严许多晋升机会就凭白错过了。福兮祸兮，明武宗正德年间的政治，笔者在前一章已经讲过，前五年有刘谨大公公干政，后十年江彬乱政，朝廷人正人直士几被排除殆尽。严嵩正好没赶上趟浑水，实际上避免了正德一朝的政治斗争，也免遭政治迫害。所以，严嵩借守丧之机，在老家钤山读书，一隐就是八、九年，整日埋头写诗著述，颇著清誉。彼时的严嵩，可以说是极富政治智慧。特别是刘谨在朝期间，如果他迁延不去，只有两种结果，其一是抗衡被杀，其二是同流合污，哪一种结果都是一个“惨”字。而且，刘谨陕西人，其心腹吏部尚书兼大学士焦芳河南人，极其排挤江西人（焦芳曾因才疏学浅遭受江西籍大臣彭华的讥讽，恨和尚憎及袈裟，所以极恨江西人），所以，身为江西人的严嵩，自然在朝左右逢源也不会有好果子吃。
严嵩在老家诗酒自娱，并非真隐，一直敏锐地保持政治嗅觉，与朝野名流李梦阳、王守仁等人往来密切，诗文唱和。古代为官为吏都要有真本事，不似今天什么司机、保健医生出身只要伺侯好大领导就能当总经理、董事长一样。科举取士，决定了一个人想在官场混，必须是经过十年（或数十年）寒窗苦读，头悬梁，针扎腿，个个都是满腹经纶，才能进入这个圈子。没有真才实料，只凭捶腿揉腰送东西，还真不能弄来乌纱帽带，更不能与名流递上话。
严嵩何许人也，泱泱大儒，知古详今，自然是名誉日隆，又博清誉赞诩，广为人知。因此，直到正德十一年，刘谨、焦芳一帮人倒台几年后，他才重入朝廷。此时的严嵩，已经深有城府，不急不躁，静待机会。当然，也有客观原因，他一直在南京以及翰林院这样清闲之地居“闲职”，想急于出头也没太多机会。
正德十六年明武宗驾崩，明世宗嘉靖时代来临。很快，就是“大礼仪”而引致的纷争，杨廷和父子等旧臣纷纷被贬斥，朝臣面临全新洗牌的局面。经过数年争斗，嘉靖帝与张璁一派大获全胜。由此，还要表一下张璁、夏言等人，然后才能把严嵩接上。
张璁、桂萼二人得手后，嘉靖帝追崇其生父的事情得以阶段性成功，但也不敢马上擢拔二人入阁。他们岁数虽不小，资历太轻，声望又低，皇帝本人怕再遭阁臣封驳和言官疏论。当时的首辅费宏是官场老油子，表面上他不似杨廷和那样锋芒毕现，内心却极鄙张、桂二人，常暗中使绊。张、桂二人挟恨，便劝嘉靖帝招前朝重臣杨一清入阁替代费宏任首辅。杨一清就是当年和太监张永设计干掉刘谨大公公的主谋，为人名声好，又曾经入过阁，嘉靖皇帝在当王子时就对这位杨爷仰慕已久，自然御笔照准，由此老杨重入内阁。但依明朝政府内不成文的律例，首辅一般都要是中举时三甲的中选人士，费宏是壮元出身，又是现任首辅，杨一清把他即时顶下去，从情从理说不过去。正好，费宏儿子在老家犯法被关，张璁等人抓住这个“软肋”，联合几个言官劾奏费宏。费宏只得自己上章求辞，嘉靖皇帝反正不待见他，很快御批准辞，费宏只好灰溜溜走人。
杨一清任首辅，虽然感激张璁、桂萼推举，但他和嘉靖帝都知道，依照“廷推”的办法使张、桂二人一同入阁是不可能的事，这两位名声确实很差。但此时首辅是“自己人”，事就好办多了。嘉靖帝先后以“中旨”自任二人入阁，命张璁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身份入内阁机务，命桂萼以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这样一来，二位“大礼仪”功臣终于成为核心“阁臣”。
凡是入了官场的人们，皆似冬天挤在一起取暖的刺猬，不久就会相互刺痛对方。杨一清与张、桂二人相处日久，因处理锦衣卫指挥聂能迁一事意见不同结下梁子，最终发展到在皇帝面前互相攻击。相比之下，杨一清在嘉靖帝眼中“道德”形象的份量更重一些，一怒之中，他下诏把张、桂二人削职。但毕竟是自己“心头肉”，没过多久，嘉靖帝把二人先后召还入朝。郁郁之下，杨老头愤然退休，老姜终于不敌新葱。
经过一次忽然打击，张璁“乖”了许多，对嘉靖皇帝更加谨慎小心，并取代杨一清当上了“首辅”。屁股决定脑袋。“国务总理”的位子坐好，先前属于“激进派”的张璁，一改昔时面目，凡事以因循为准则，不想也不必要再搞什么哗众取宠之事。后来，嘉靖皇帝日益沉迷道教，又要搞“天地分祀”，张璁不愿多事，非常“持重”地劝皇帝没必要弄“分祀”。
殊不料，长江后浪推前浪，在朝内任给事中（七品言官）的夏言上疏皇帝，大力赞同进行“天地分祀”。张璁闻之大怒，如今角色互换，他变成了昔日杨廷和一般的保守派，便示意心腹霍韬等人拟文肆意辱骂、驳斥夏言。一伙人渲泄畅意，很是痛快。可他们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嘉靖皇帝与夏言二人意见相同，骂夏言，实际上就是不给皇帝面子。果然，嘉靖帝览文震怒，在把霍韬投入大狱的同时，对夏言升官晋爵，以示殊宠，并破格把他擢为侍读学士。此官虽不是太高，但得以时常面见皇上，属于高级秘书那种人。夏言为人仪表堂堂，口齿伶俐，进讲之时琅琅而言，一派道骨仙风，很让嘉靖帝欢喜。
从朝野两方面讲，张璁先前兴“大礼仪”搞事，得罪人无数，独霸朝局，与桂萼联手整治异已，又结下无数梁子，在许多人眼中的形象就是气势熏炎的“黑老大”。夏言扬眉剑出鞘，无知者无畏，敢于与当朝首辅叫板，大家都倾心于他独行侠般智斗张璁的勇气，根本没人去想这位夏爷要皇帝进行“天地分祀”其实也是拍马屁。
“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待张璁知晓了什么叫做“小不忍则乱大谋”，朝议清议已势如潮水，老哥们感觉到自己失去皇上眷顾，只得悻悻然辞去，退休回家。这是嘉靖十四年的事情。
张璁虽去职，并未惹嘉靖帝深恨，毕竟他是这位皇帝初入皇宫时最得力的依托者。嘉靖十四年，张璁患重病，皇帝还不时遣宦官到其家中送医送药，并赐皇帝自己平时服用的“仙丹”。又过三、四年，张璁终于病死于老家。嘉靖帝闻之震悼，认为这位臣子当初能“危（已）身奉上”，定其谥号为“文忠”，追赐太师。
张璁一去，按顺序阁臣翟銮升居首辅。夏言于转年入阁，以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身份参预机务。虽然排名在他前面的有崔銮和李时，可夏言如日中天，翟銮又是一个像皮图章加橡皮泥一样的官场“老好人”，因此，实际主持政务的非夏言莫属。
经过“大礼仪”、杨一清主政、张璁执政，再至夏言入阁，一系列的政治斗争，牵涉无数人员的利害关系，时而制衡，时而联动，派系和山头林立。当一个朝代趋至鼎盛后，政治中心内部肯定会因权力分配滋生门户党争，量变、质变，最终侵蚀王朝的机体。
夏言当了实际的首辅，他又是江西人（贵溪），同为老乡的严嵩自然感到了机会。在中国，同乡情谊是所有官场关系中最易结攀的条目之一，“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阎锡山的老乡“政治”，其实是两千多年中国政治的具体而微者。此时的严嵩，经过官场多年历练，读书人的散淡早已凝结成趋炎附势的势利和“臣妾意态间”的柔和。低眉顺目加上老乡之间交谈中的亲切乡音，使夏言这样一个从中下级官员直窜入阁的性格执拗之人一见倾心，刻意对严嵩加以提拔。不过要注意的是，不是老夏提拔小严，而是小夏提拔老严。严嵩从进士入科方面讲是夏方的“前辈”，比夏言早四科，入仕当然早得多。而且，从“成绩”方面讲，严嵩是那一届进士第五名，夏方的排名在他那一科一百多以后，如在“学历”方面比，夏言要差严嵩好多。但机遇不同，命运不同，严嵩入仕正值正德年间，一下子就耽误近十年。夏言出头就打“纸老虎”张璁，一下子深得帝眷，后浪新人，反居其上。
嘉靖七年，严嵩以礼部右侍郎的身份奉命祭告皇帝生父“兴献帝”在安陆的显陵，回奏时大称在当地看到的数项“吉瑞”之兆。好吉兆的嘉靖帝大喜，升其为南京礼部尚书。严嵩本人虽然不在政治中心，但他在新帝心目中的印象一直特别好。
由于欣赏严嵩对自己诚惶诚恐，恭顺有加，夏言便把这位老乡搞到北京荐拔为礼部尚书。听上去是部长级别的官员，其实当时也可有可无的角色，替夏言这个“国务总理”打杂而已。但“打杂”弄不好也出事。嘉靖十七年，严嵩差点惹火上身，激起皇帝的恼怒。这年夏天，嘉靖帝心血来潮，又想让自己生父兴献帝像正式皇帝一样称“宗”，把神位迁入太庙供奉。当然，过场还要做，他就把此事下礼部集议。此时的严嵩精神上还残留些书生正气，知道张璁先前“大礼仪”之举在朝野留下“媚君要宠”的骂名，但如果明白反对，肯定官帽不保。好歹在官场混了二十多年，严嵩想打马虎眼，上疏言事时模棱两可，与礼部官员议事时也推三阻四，想以“拖”字诀把事情搁置下来。
嘉靖帝眼里不揉沙子，大恼之余，勤奋创作，亲写《明堂或问》一文，遍示群臣，气急败坏地书面质询大臣们“为何朕爹不能入太庙？”
严嵩吓坏了。惶恐揪心地节骨眼，毕竟转舵快，他立即表明自己支持皇帝生父入太庙的立场，并详细考订古制，撰写入庙礼仪的每一个步骤和细节，从优从崇，使得“入庙礼”盛大而隆重，终于博取了嘉靖帝的欢心。
礼成后，严嵩获赐金币，深得皇帝眷宠。一不做，二不休，严嵩又上疏，建议“尊文皇帝称祖（朱棣），献皇帝（嘉靖生父）称宗”，皇帝采纳，朝廷下诏，尊太宗文皇帝朱棣为“成祖”，嘉靖生父献皇帝为“睿宗”，这个王爷生前只是王爷，沾了儿子与严嵩的光，死后得以进入太庙与明朝诸帝一起大吃冷猪肉。
此次以后，严嵩铁定心要以皇帝为指南针，知道所谓的“正直”是不能升官的累赘，“清议”如同凉风吹过后就无用处，惟有皇帝的眷念和呵护才是脚跟立稳朝堂的最佳保险。
嘉靖帝生父神主入太庙大礼后不久，严嵩上奏说天上出现“庆云”，认定是皇帝孝德感动上天。他奋笔疾书，呈上两篇马屁文章《庆云赋》和《大礼告成颂》，嘉靖览之甚悦，命人把两篇文章珍藏于史馆之中，并加严嵩太子少保。不久，严嵩从幸做陪臣参加各种礼仪，获得的赏赐数目已经与几个阁臣一模一样。所以，迎和嘉靖帝追崇其生父，也成为严嵩政治生涯中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
凡人，皆有酸葡萄心理。夏言见严嵩如此受宠，心中很不是滋味，开始对这位老乡疏忌起来。严嵩深知现在还不能与夏言闹翻，事之愈谨，每每置酒，邀夏言宴饮。夏言常不理不睬，有时答应去，严嵩宾客请柬都发齐了，众僚满堂，老夏又忽然推拖有事爽约；好不容易夏大爷亲临一次，“薄暮姑至，三勺一汤，宾主不交一言而去。”让严嵩丢尽了面子。严嵩恨得牙根痒痒，仍旧一脸诚敬，大事小事皆拿给夏方参决。一次，有紧急公文需待夏言批复，恰值这位夏爷有小病在家休养，严嵩屁颠颠亲自把文件送上门去。夏言心情不好，推辞不见。老严颤巍巍派随从在夏言内宅的院子里铺上席子，高捧公文，“跪而读之”。隔窗望见年近花甲的半老头子直腰跪在那为自己朗读文件，弄得夏言心中好不落忍，也觉自己过份了些。同时，他心中踏实下来，觉得自己荐擢的老乡确实一直把自己当恩人，从此不再特别存心刁难、整治他。
严嵩方面，上有帝宠，下有群僚请他办事，连宗藩王爷请恤乞封也要送大笔金宝予他，自然腰杆日硬。同时，他还有个极会走通关节、联络关系的儿子严世藩。小严一时间在府上收钱办事，捞得不亦乐乎。御史、言官们当然不会闲着，纷纷交章弹劾严氏父子纳贿等事。严嵩很会来事，每次为人办某事他都会事先在嘉靖帝前有意无意的透露，所以，皇帝认定诸事严嵩皆关白过，言臣捕风捉影而已，反而更信任老严办事得体，没有事情瞒着自己。实际上，当时的严嵩收钱胃口并不多，几千两银子而已。最“危险”的一次，是共和王死后，其庶子与嫡孙二人争袭王位。共和王庶子乃小老婆所生，暗中送严嵩三千两银子，老严就答应他袭爵。结果，共和王王妃认定嫡系的孙子当承袭，派人入北京大理寺击鼓喊冤。事情败露后，严嵩忙入见嘉靖帝，“坦白”了自己收受银两的事情。由于严嵩先前干事一直卖力，嘉靖帝很可怜这位能臣一脸惶恐的样子，对他说，“你安心做事好了，不要介意这件事”，明白表示原之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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