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全记录第四卷－风卷残云-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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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裂，难以工作。
　　此刻，李宗仁内心十分清楚，同意以毛泽东开列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是要换取国民党在目前困境下所追求的战略目标。而此刻，李宗仁所追求的最大战略目标，就是解放军不要过江，国共两党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但是，这个目标能否实现，他却心中无底。因为，一是不知道毛泽东的胃口有多大，二是怀疑自己有没有力量守住长江。
　　第一个方面的情况是李宗仁最为担心的，毛泽东的态度似乎十分坚决，那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当然，就这两句口号而言，它明白无误地显示了共产党的“胃口”。此外，以毛泽东的性格、国共两党几十年的恩怨，共产党现在人多势众，人心民意所向，人家在顺境中能与你谈什么“划江而治”吗？们心自问，三年前，共产党认真同你国民党谈停战并签定了停战协议，你国民党不是自恃人多势众，有美国人撑腰，以军事进攻作为回答吗？可是，事在人为，想把共产党阻止在长江北岸，也不是没有可能。首先，美国支持此方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竭力运作此事，并通过苏联政府方面向中共施加压力，也许这一方案会有一线希望。司徒雷登大使曾说：划江而治，搞一个国共两党“南北朝”，是他最大的政治报负。美国人的一厢情愿，构成了李宗仁全部言和活动的精神支柱。
　　在第二个方面，李宗仁似乎有几分自信。蒋的嫡系和主力虽然已经基本丧失了，可他又加紧训练了200　多万部队，加上原有的200　多万，尽管质量不行，无法进行决战，但守长江总该可以吧？加上桂系的几十万精锐，同共产党隔长江对峙个三年五载总不会太难吧！
　　李宗仁在做一个梦，不过已经不是蒋介石的大一统之梦，而是抱残守缺的“划江而治”的“南北朝”梦。
　　致毛泽东的电报发出后，李宗仁迅速指定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竤等人为政府的正式和谈代表，筹划和谈事宜。他还建立秘密的私人渠道，以求可以与中共最高层直接对话。1　月底，刘仲华、黄启汉作为李宗仁和白崇禧的私人代表秘密到达北平。在西郊颐和园，他们向中共代表叶剑英转达了李宗仁。白崇禧两人的秘密口信，表示愿意以中共的八项条件为基础，举行进一步的谈判。李、白的具体意见是：（一）革命占了优势，愿意到革命方面来。（二）南京政府已经无力继续打下去。（三）承认中共领导下的胜利，愿以和平方式加快这一胜利的进程。具体办法是：首先，实现局部和平，及与中共并肩作战；其次，切实在八项条件下里应外合，实现全面和平。
　　为了表明诚意，刘仲华向叶剑英进一步说明了桂系的军事力量情况。“李、白在京沪一带国民党国防部部署的十五个军中，可以影响三个军；在侯镜如指挥的五个军中，可以影响两个军；安庆有两个半军，芜湖有一个军，另外还有第55、68两个军，两湖地区也控制有两个军。如果需要，这些部队可以配合解放军作战。”
　　此次谈话后，叶剑英迅速将刘仲华、黄启汉传递的信息电告了还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2　月1　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彭真、叶剑英电，明确指出：“李、白代表的谈话，反映出对国民党大有文章可做。应迅速令其告之李宗仁，如其果有反蒋反美接受毛主席八条要求的真意，即应迅速与蒋分裂，逮捕蒋之嫡系将领，如顾祝同、汤恩伯、俞济时、陈大应及特务头子毛人凤、郑介民、叶秀峰、郭紫峻、毛森等人，方能站稳脚跟，进行和谈。否则，李、白不扣复兴、CC（国民党特务组织），结果必致李、白为复兴、CC所暗算，弄得身败名裂，两头失踏。中间道路是走不通的。”
　　对于中共的建议，刘仲华面有难色地表示：“李宗仁虽为总统，但在南京既无力量，亦无胆量逮捕冈村、汤恩伯、顾祝同、郑介民等。”
　　与此同时，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通过秘密渠道得知：桂系兵力虽有50万，但汤恩伯全面控制着京沪杭地区的防守，汤恩伯部一面掩护蒋系部队后撤，一面监视李宗仁的行动。蒋介石本人也在三个师的保护下，于奉化老家继续控制着国民党海陆空军的指挥权。因而，李宗仁在南京实际上是光杆司令。
　　几天后，刘仲华返回南京，向李宗仁报告了中共中央的建议。李高兴地说：“总算很快就搭上了关系。”然而，对中共的建议李宗仁深感为难，他声泪俱下地对刘仲华表示：极其痛恨蒋介石消灭异己，巴不得立即与中共合作，搞垮蒋介石；但若要现在动手逮捕战犯，后果不可想象。动摇、犹豫、观望，缺乏实务，不甘心失败，以及美国人竭力支持的那个“划江而治”的“南北朝”蓝图，使得这位代总统游离于共产党和蒋介石力量之间，难有作为。
　　　　　　　　　　　　　　　　　　
（4）
　　4．李宗仁发动和平攻势。叶剑英向“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反复说明：“中共方面的确不反对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关键在于能否获得真正的和平？”
　　除了派出私人代表与中共私下交换意见之外，南京政府还利用“民间团体”发动和平攻势。
　　李宗仁上台后，南京、上海方面的部分社会名流，受李宗仁“和平谈判”主张的鼓动，先后组织了两个所谓“和平代表团”，准备赶来北平，劝说中共努力找到一种和平方式来解决国民党问题。
　　对于南京政府发动的和平攻势，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指示要因势利导，多做宣传和分化工作。因此，1　月30日，周恩来电令先期进驻北平的叶剑英，要求对南京的“和平代表团”给予认真接待。
　　2　月4　日，通过秘密谈判渠道，中共中央通知南京政府：同意在北平接待所谓“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但仅给该代表团成员以私人的和参观的名义，并要求代表团必须首先报告代表名单、籍贯、经历、职务等。
　　“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满足了中共方面的要求之后，于2　月6　日北上到了北平。代表团的成员有：邱致中、吴裕俊。曾贤生、邓季雨、宋国福、聂元芝、吴哲生、苗迪青、刘达逵、黄诰。他们均为南京“中国人民和平策进会”会员。邱致中为首席代表。
　　中共代表叶剑英于2　月7　日与“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进行了初步接触。2　月8　日，叶剑英等人又进一步与代表团成员进行了进一步接触和长谈。在交谈过程中，吴裕俊等以书面形式提出了一连串问题，核心内容是探询中共方面：既然国民党政府已经表示承认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中共为何对和谈仍旧反应消极？为何迟迟不指派和谈代表及地点？为何不考虑战争给人民给国家带来更多痛苦？要求答复。
　　很明显，这个所谓“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是南京政府借“民间”的方式向中共方面施加压力，发动和平攻势和政治攻势。
　　为此，中共代表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方针和政策，澄清事实。经叶剑英等分别解释后，代表团成员纷纷开始认识到中共的和平诚意，一些人转而相信和平的真正障碍仍在南京，并且对李宗仁在南京并未能采取具体区别于蒋介石的政治措施表示不满。叶剑英反复说明：“中共方面的确不反对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关键在于能否获得真正的和平？只要桂系今后的行动确实站在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的立场上，并能达成真正持久和平的目的，中共方面不会予以拒绝。”
　　2　月11日，“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返回南京。临行前，代表团发表了声明，表示：代表团此行已向中共转达了人民对和平的渴望，并获知，如南京政府确有和平诚意的事实表现，中共准备与之谈判，以期获得有利于人民的真正和平。这个声明事先征得了中共方面的同意。
　　三天后，即2　月14日，又一个“上海和平代表团”，在黄启汉陪同下，也从上海飞到了北平，成员有：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和江庸4　人。叶剑英、徐冰到机场迎接，下榻六国饭店。
　　该代表团是李宗仁想方设法派出的，目的是试探中共。临行前，李宗仁又嘱咐黄启汉，希望能及时派定代表，开始商讨和平方案。该代表团开始由桂系政客甘介侯具体筹划组织，他本人也打算以李宗仁的私人代表身份随团前来参加谈判。但代表团最终成员中没有甘介侯，这事出有因。原来，甘介侯自恃有李宗仁支持，临行前竟通过国民党中央社发表谈话，公开扬言：“代表团此行惟一任务为从事敲门，敦促中共迅即指派和谈代表并决定和谈之时间地点，以便政府代表团前往开始和平商谈。”甘介侯如此出言不逊，破坏了气氛，致使中共方面极为不满，公开指斥其为狂妄，取消了他前往北平的资格。
　　与前一个“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相比，这后一个所谓“上海和平代表团”人数虽不多，但具有更特殊的背景和影响。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均为社会名流和国民党上层人士，资历很深。颜惠庆，著名外交家，历任驻美、德、苏、瑞各国公使或大使，当过外交部长和国务总理，73岁。章士创，著名律师兼教育家，历任司法总长、教育总长、政府顾问及历届国民参政员，68岁。江庸，当过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大学校长，历届国民参政员，72岁。邵力子，著名的国民党人，曾任国民党陕西省主席、中宣部长等职，68岁。
　　中共中央分析了“上海和平代表团”的情况，作出了精心安排。就在该代表团到达北平的当天，中共中央致电北平市长叶剑英，告知在北平的高级军政负责人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等均应接见代表团。谈话则主要由叶剑英进行，并且指出：“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
　　2　月15日，叶剑英、徐冰分别以北平市正副市长的名义拜会了黄启汉和四位代表。晚上又设宴招待代表团，并同时邀请傅作义、邓宝珊、郭宗汾、焦实斋、周北峰等出席。中共方面出席作陪的有：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陶铸等。
　　在与四人的谈话中，叶剑英坦诚相待，开宗明义，说明了中共愿意以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实现和平。叶剑英十分耐心地指出：“李宗仁先生感到困难的是第一条，其实第一条我党不提出，人民也会提出的，战争的责任总是必须区分清楚。至于战犯名单，则并非不可改变，总是在于列上名单者要想洗清罪责，必须将功折罪。只要对人民有功劳，人民就可以重新考虑他的问题了。因此，就战犯问题而言，功是功，罪是罪，我们共产党一点也不含糊。”
　　关于战犯问题，颜惠庆等则比较圆滑地表示，希望不要把他们当做谈判代表，因为他们真心想做共产党的朋友。中国要国富民强确需改革，当年他们把希望都寄托在国民党身上，现在失败了，如果共产党也不能解决中国问题，那中国还能指望谁呢？他们不在乎国共两党谁来执政，因此衷心希望中共成功。只是感到领袖步子不能太快，因为人民觉悟不是很高，无论在道德、知识等方面还跟不上共产党。解决问题要一步一步来，不能操之过急，比如可否将战犯一项移后一点。如果中共方面调子太高，只有蒋介石高兴。当务之急是营造良好的和谈环境，大家见见面，坐下来，先谈起来为好，使主战派而不是主和派陷于孤立。
　　对于叶剑英提出的关于蒋介石、李宗仁是不是在演双簧的问题，邵力子认为：蒋、李二人不是在演双簧。蒋介石并不想放弃政权，“引退”实属无奈，他对李宗仁在台上不放心。而章士钊则认为：现在楚汉之争，桂系正在起着当年韩信那样的作用。韩信偏楚则汉不能成功。因此争取桂系实属必要。
　　看来，该代表团的主要用心还在于抬高桂系的地位，最终目的是在和谈问题上进行比较隐晦的讨价还价。
　　此时，在平山县西柏坡村的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北平这场和谈的前哨战。他在审阅了关于北平的晤谈及对方的观点报告后，对代表团成员过高评价桂系作用的说法颇不以为然。同样，当得知2　月16日邵力子关于中共将来建设需要美国，苏联政府也希望国共双方直接谈判，中共一定要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毛泽东、周恩来应当说服“左派”，努力同李宗仁和下来的高谈阔论之后，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邵力子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革命必须带点温和的色彩。”紧接着，又传来章士钊暗示中共的所作所为不要让人害怕，不要逼走桂系，更不要逼得美国武装日本对付中共，进而引起外国干涉等等言论，毛泽东闻知大为不满，指出：“四人的共同立场是使革命带上温和色彩，南北和议承认中共领导，排斥蒋系容纳桂系及江浙资产阶级。”
　　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明确指示叶剑英等中共代表，要求他们在以后的谈话中，“痛骂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特别要当着章士钊的面骂日本，说如果美国人装备日本军队侵略中国，我们必须并完全有把握彻底干净全部歼灭之。美国在中国的走狗必须肃清，决不许其存在。要当着邵、章的面痛骂桂系，说桂系的军队比蒋系军队还要野蛮，白崇禧过去是主战最力的人，他是仅次于四大家族的战争罪犯，将来人民法庭审判难免要被枪毙，李宗仁完全是骗子，他1　月27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以‘千古罪人’相威胁，完全是做和平攻势。蒋系也是做和平攻势，但蒋系比桂系老实，蒋系始终凶神恶煞，桂系昨天凶神恶煞，今天是笑面虎”。
　　毛泽东的用意在于反击和佯攻，目的是打掉桂系的傲气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要求在大骂的同时还应当把握一个原则，即：“对桂系形式上要打，实际上要拉。”
　　在随后的谈话中，叶剑英等人根据毛泽东指示的策略原则，同四位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谈话。特别是当着邵力子和章士钊的面，把二人的话尖锐地顶了回去。不过，从“一打一拉，打是为了拉”的策略考虑，毛泽东很快表示同意代表团四人所提出的希望赴西柏坡的要求。
　　20日，中共中央通知叶剑英，同意颇惠庆等四人和傅作义、邓宝珊外加北平方面一位负责人，总共8　人前往西柏坡，与毛泽东见面。
　　22日上午10时，颜惠庆等乘机飞往石家庄并转往西柏坡。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周恩来同他们进行了两次会谈，毛泽东也会见了颜惠庆等，并明确表示：可以考虑与李宗仁南京政府谈判的问题，但必须“速议速决”，一切以八项条件为基础，谈得成解放军立即过江，谈不成解放军也立即过江。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首脑接见“上海和平代表团”，使他们大出风头，令老先生们感到了对自己的重视。既然中共方面能够同意和谈，各位代表自然深感满意，感到不虚此行。为此，章士钊迅速起草了一个协议要点，提交讨论。经过简短的讨论之后，双方就协议的基本文字达成一致意见。这一秘密协议规定：“（一）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出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二）谈判方式取绝对秘密及速议速决主义。（三）谈判以中共1　月14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经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其中有些部分须待联合政府办理者，在联合政府成立后执行。（四）谈判协议发表后，南京政府团结力量与中共同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五）迅速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六）南京政府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