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中国-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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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美国的政策声明中经常含有“自由竞争”和“公平待遇”的词句。
这样，门户开放原则就发展成为两条主要原则：保持中国的完整以及一切外国人在中国都享有平等待遇。说穿了，中国的完整这个原则只是一种策略，用来防止像俄国那样的其他国家攫取如满洲这样的中国领土而把我们排除在外。在20　世纪初期，海约翰还觉得他曾“为中国佬办了一件大事”，但正如迈克尔？　亨特已经挖苦地指出那要，美国人实际上无视中国的利益，并纯粹由于“无知情报失实和偏见”而犯了大错。然而，中国的独立合乎美国人的心意，认为这在政治上是公正合理的。直到最近，它还适合于弱国应享民族自决和主权的原则，这是我们的主要政治观点之一。
国务卿拜兰在19　巧年和国务卿史汀生在1931　年提出的不承认主义，是我们用以拒绝承认日本损害中国完整的一种主张，而这也只是对“完整”概念本身作出的推论。作为一项原则，不承认主义也象我们援引正义准则的其他措词一样，根本不起作用。在30　年代日本侵略的较后阶段，国务卿赫尔强调了同一思想的另一方面、即干不干涉主义。这成了他白费心力地猛烈抨击日本的一种道义武器。在1949　年，人民共和国还没有知道它能够从门户开放中得到什么好处，就断然地把“开放的门户”关了起来，但它在我们的思想上仍有某些残余。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力求通过集体行动来执行它的对华政策。这同我们对拉丁美洲的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拉丁美洲，我们的门罗主义不许欧洲国家和美国采取集体行动。它也同我们的欧洲政策不同，根据当时的欧洲政策，我们没有加人国际联盟，因而实际上把欧洲问题让英法两国去解决。只有在远东，我们才带头主张通过列强的协商来共同采取行动——例如通过1921　一1922　年的华盛顿会议特别有关中国的九国公约。九国公约以扩充的形式把门户开放原则法典化了。1928　年，集体行动在理论上得到凯洛洛一白里安非战公约的支持。美国也曾派遣一名代表参加国联调查团的针对日本的集体行动，该团于1931　年毫无结果地调查了日本强占满洲的情况。在30　年代，史汀生和赫尔的外交政策一般都遵循集体的或至少是平行的行动路线，作为调动外交压力来阻止日本侵略的最好手段。这只是在孤立主义时代不得已而求其次的仍属无效的办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成为采取反侵略集体行动的另一工具。我们积极参加了它的活动，击退了1950　年6　月北朝鲜对大韩民国的进攻和随之而来的中国干涉。然而，我们60　年代在越南的冒险行动，除了从南朝鲜这样一些受我们保护的国家得到帮助外，未能获得大量的集体支持。越南问题确实向我们提出了关于我们在东亚的目标这些根本的问题。
头国利益的性质。美国在华的商业利益已经大量夹杂了想象和希望。保罗？　瓦格把它描绘为“关于中国市场的神话”。事实上，30　年代我们在中国和日本的金融投资大致相等。美国在华的投资主要是直接投资，不到2？5　亿美元，而在日本则主要投资于债券，也略为少于2？5　亿。事实上，我们在远东的全部投资只占美国海外投资总额的5　％或6　％。而且，我们在华的金融投资只占在华外资总额的极小部分，远远小于1　/　100　如果我们再来看一看外贸的情况，这方面的数字也不能证实作为我国外交政策惟一来源的经济因素决定论在发挥作用。在30　年代，日本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　％　到9　％　，而中国还不到此数的一半（即使仍把满洲看作中国的一部分）。日本的大量外贸有1　/　3　是同美国做成的，我们全部远东外贸的2/5是同日本进行的，只有大约1　/5是中国进行的。我们在华的教会投资从钱数来说约为4000万美元，但从思想感情方面的投资来说，当然要大得多。不管我们怎样来看待这个问题，美元和美分甚至在商人的心目中也不是我们对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
在国务院里起作用的是感情而不是金元外交，这一事实已由多萝西？　博格对1925　一1928　年时期的研究所证明。她明显地指出，国务卿凯洛格的对华政策所依据的是一种“近乎直觉地简单反应”，而这正是20　年代一般美国人对中国的典型态度。他希望尽快废除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完全独立。他要在中国的各派之间保持中立，不相信那里存在着布尔什维克的威胁。1927　年美国人在南京受袭击的事件发生以后，他始终拒绝采取制裁手段。另一方面，他同样抱有坚决的态度，只愿同一个代表统一国家的中国政府打交道。他不想以任何方式促使中国分裂成为两部分。当1925　年中国爆发强烈的排外情绪，使各条约国和教会人士大为吃惊时，上海的外国商界人士很快就相信，这次中国人的排外运动是莫斯科阴谋策划的。许多人竭力主张进行干涉，以免中国受苏联的控制。国务卿凯洛格和他的主要助手纳尔逊？　约翰逊，并没有被这种歇斯底里的发作所吓倒。按照习惯，我们的援华工作是私人事务，一要由教会人士、救荒救灾的公共团体、如洛克菲勒基金会这种从事开展教育和医药工作的机构，以及其他团体和私人经手办理。由于l908　年退还一部分庚子赔款，1924年又退还其余的部分，以及作出类似的姿态，美国政府开始着手帮助中国自我振兴的工作。1934　年，华盛顿主要由于国内的原因开始执行购买白银的计划，这一计划不久就使中国经济失调并陷于萧条。它导致大量白银被偷运出中国，使中国不得不于1935　年放弃银本位制，采用有管理的纸币。然而，后来摩根索领导下的财政部以黄金或美元向中国购买约5　亿盎司的白银，使购银计划成为对国民党政府直接的但未公开宣扬的援助。例如，在1937　一1939　年，我们为此付出了1？84亿美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对中国的帮助成为美援的主要形式。从珍珠港事件前几个月的贷款以及陈纳德上校秘密组成的“飞虎队”（美国志愿队）作为缅甸和云南的一支空军开始，我们自1942　年起就不断地执行一项在财政上、物资上和技术上提供援助的政府计划。这是我们同中国人民的关系上的一块里程碑，如果没有真正成为一块墓碑的话。在这以前，美国的慈善工作是在个人与个人、团体与团体之间进行的，规模虽小但持续不断，用来维持一些机构或帮助一些活动，但从未支持政府。现在我们的援助是官方提供的，又是大量的。它只有给予某一国家被正式承认的政府，而后者也充分意识到它有权作为接受美援的惟一渠道。不幸的是，我们的盟友国民党政府到1942　年已经如前面有一章所指出的那样极度衰落了。我们的帮助不能改造它的内在性质，反而使它可以更加不必顾虑国内的舆论，并且最后更趋向于依赖它手中掌握的新式美制武器了。在抗击日本时，无论从良心上或从现实情况上讲，我们只能采取支持蒋介石政府这一办法。但是，例如1942　年初期我们用以振奋其士气的5　亿美元贷款是没有任何附带条件的。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是谁用了那笔钱，其用途是什么。条约没有规定农村援助计划，在所部署的各个阶段也未要求采取什么双边行动。从我们战时的同盟关系开始起，美国军官就发现自己与之打交道的对方是个无能的政府，它被国内问题弄得虚弱不堪，以致不能对外界的刺激作出反应。我们为了竭力帮助它，同它的衰亡和没落纠缠在一起而不能自拔。
美国的贡献和自由主义的命运
20世纪上半叶，美国在华的影响达到了顶点。虽然这种影响只是整个外国侵略的一部分，它却无孔不人，而有时又是短暂的。这方面需要作一番评价。所有的国家逐年发现彼此有更多共同之处——在世界性问题上，尽管对于解决问题的办法还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但是，今天访华的美国旅游者常对中、美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感到吃惊。我们怎能作为中国复兴的样板呢？我们事实上作出了什么贡献呢？（意味深长的是，我们很少同起中国给了我们什么；因为我们自以为懂得怎样让全人类都过上现代生活。至于美国应当向中国学习，这是新近才有的想法。）
凡是想为美国在华活动的历史记录进行辩解的人，都陷于两面夹击的处境——要对付中国革命者过分刺耳的谴责声，又要对付他自己良心的责难。谁能为大量的事件辩解或加以宽恕呢？历史按其本性来说总是混杂着善、恶和性质尚有争议的现象。我这里的目的只是提出建议，表示我们需要研究历史记载，找出确实发生过的事件。至于是非曲直，可以留到以后再讨论。即使如此，发生的事情太多了，仍然超出我们认识的范围。下面只是举一些例子，如此而已。
美国私人援助中一个最引人注目、最富于建设性的例子，是1915　到1947　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投资：起初是接管了北京的一所教会医学院，并投资950　万美元在新址盖起大楼，于1921　年竣工。从1924　到1943　年，约有313　名中国医生以及几乎同等数目的护士毕业于该校，在这期间基金会在设备方面又捐赠1200万美元，并在日常经费开支方面也投资了相近的数目。如果有人批评说，给4？5　亿中国人培养以300名医生是沧海一查粟，无济于事，那么这种批评是并不中肯的：北京协和医院的目的始终只是在于培养专家，以便把现代医药科学的成果带给中国。它是个研究和培训并重的医院，当时也许是全世界除北美以外最好的一所医院。它的成就是多种多样的，特别是在寄生虫学、传染病学以及中国最常见的营养不良等方面的研究。许多常见病如血吸虫病、黑热病和钩虫病则进一步受到控制。他们从中国古代药典制出了如麻黄素这样的药。由中国妇女而并不纯粹由男子担任的护理工作成了受人尊重的职业。以1934年毕业的141　名医生为例，95　％从事教学、研究或专职医院工作，只有7　人开设私人诊所。总之，北京协和医学院固然没有在公共卫生工作方面直接为中国民众服务，但它培养了一代能在日后指导这项工作的专家。
美国的援助在教育方面成绩最大，但这通常被认为是整个外国势力的一部分。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中国出现过办私人高等教育的能干人才。例如天津的张伯菩在中国私人资助下于1907　年创办了南开中学。他曾出访日本和美国，获得了国际方面和华侨方面的资助。到1919　年，他的学校变成了南开大学。到1931　年，南开经济系在留美经济学家领导下开始了研究中国工业化问题这一创举。张阪依了基督教。他赞同基督教青年会的理想，但他首先是大学文科方面的爱国教育家，主办妇女教育和体育教育，提倡在大学里举行体育比赛和剧团演出。在3O　年代，南开大学、它的男女附中、实验附小和研究院共有3000名以上的学生，几乎都是城市居民的子女。1937　年，日军进犯华北的头一件事是轰炸南开，但该校的工作在重庆和昆明继续坚持了下来。
西方人办的教会学校主要是由美、英、加拿大的耶稣徒捐款资助的。基督教教育家在中国各设立了大约200所中学，其中有些办成小型学院，然后逐步合并起来，发展成为教会大学。这些高等院校是21　个耶稣教团体和十几所美国大学合作的产物。在1936一1937　年，这些大学里的教师共有652　人，其中包括466名中国教师，学生总数达6424人。来自中国方面的经费包括学费收人在内，约占其经费总收人的半数以上。天主教会的信徒较多，但高等学校办得较少，它们的主要大学是北平辅仁大学和上海震旦大学。西方教会学校的规模不大，但影响很广。
教会学校所碰到的问题，可从主要教会大学燕京大学这个例子看出来。这方面的问题曾由菲利普？　韦斯特进行过研究。这所学校的校园在北京郊区一块风景宜人的地方。它开始由一部分美国教会人士与中国基督教教育家联合办起来的。美国人认为信仰耶稣是促使中国得救的动力。他们不反对私有财产制或现行政治制度，更加不会反对燕京校训“以忠于职守而争得自由”中所包含的个人主义。他们的中国同事也都认为基督教是“为人民服务”和有助于救国的一条门路。在20　年代初期，激进国民党人的反基督教运动使燕京的这种合作关系趋于紧张，但并未破裂。1928　年以后，燕京按两份章程进行工作，一份英文章程交给控制预算的纽约董事会，一份中文章程交给华方校务委员会，后者是按南京政府的规章办事的。燕京脚踏美国财务支持和中国政治这两条船，培养教育了新的中产阶级，但也有许多人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
在1927　一1937　年这不稳定的10　年和平期间，几所主要的国立院校如北平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许多学术领域方面的水平超过了教会大学。这些国立大学的漂亮新楼、广阔的校园和成千上万学生，使教会学校相形见细。这些国立大学的教职员是受过国外高等教育的一代人。（据Y？C？王估计，到1953　年，至少有3？6　万中国人在美国留过学。）战时在昆明成立的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办的西南联大，在其200名受过国外教育的教师队伍中，有170　余名是教授。这170　名教授中有100　名以上是在美国得过博士学位的。
当国民党于1928　年在南京执政时，它设立了一个欧洲式的中央研究院，不久就成立了十几个各学科的研究所。研究所的经费也来自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用这笔经费在1924　年成立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这样，民国时代就有了私人、外国和中国政府三方面共同支持，在许多领域发展文化的情况。北京的旧皇宫被改成国立故宫博物院。新设立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在美国帮助下树立了新的科技标准，促进了其他图书馆的发展。燕京和其他学府的新一代学者开始整理出古典著作的评注本和索引，以及附有专门参考脚注的专著，这些索引和脚注用现代的办法增补了那种以逐字逐句背诵古书的传统为基础的学术研究工作。
在阻碍重重的情况下，提高学术水平的工作需要有极大的毅力。例如主持考古工作的，原是1916　年成立的工业部所属中国地质调查所。该所的任务是绘制全国地图，勘探包括古生物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前纽约州地质学家葛利普博士当了该所顾问。在2O　年代，从大约六个西方国家延聘了一些考古学家到中国，由此开创了作为一门新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北京附近周口店存在过北京人。这一发现是由加拿大人步达生，根据一颗牙齿鉴定出来的。彩陶是瑞典人安特生首发现的。这类外国人训练了新的一代中国科学家。一位哈佛毕业生李济博士成为1928　一1937　年在安阳发掘商代遗址的领导人。李曾引述中央研究院傅斯年（他曾是1919　年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的话说：“中国传统教育的缺点，是人为地把劳力和劳心分割开来。”总之，中国的考古学者必须是靠双手工作的学者。他们在中国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其学术成果现已震惊世界。（在70　年代中期，中国人在日本、西欧和北美举办的大型展览会展出了从秦始皇、汉、唐和其他朝代古墓中新近发掘出来的灿烂艺术品，有青铜器、雕刻、陶瓷器、纺织物、壁画乃至文简，几乎是第一次标明了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