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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中国-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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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欢桓隼�2133 年的政治制度已经就此完结了。这一切都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的，那么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又怎样呢？晚清的维新施政通常都是士绅领导的，需要从人民身上多征税款，所以维新往往是不得人心的。革命到来时，是由维新派士绅和新军人领导的，他们共同成立了各省政府来维持秩序。社会正在发生变革，但主要仍限于统治阶层内部。
第09章 国民党的兴起
1912 年君主制的结束，在世界上这个最古老的国家里标志着一个关于权力和中央政权的漫长危机的开始。虽然从理论上讲，中国君主制并不完全是神权政治，但“天子”曾经无疑地位于万民之上。因此，1911 年革命的意义在于消极方面的成就——消灭了君主制。它所消灭的不只是欧洲式民族国家的君主制，而是普天之下“天子”式的君主制。中国政治生活中，年深月久的中心人物之所以能被抛弃，是因为民族主义已经抬头，提出了以中国的国家、文化和人民作为新的效忠对象。但这新的民族主义尚未在制度上表现出来。
探索新秩序
天子一旦从人们心目中消失，中国的政治生活无可避免地乱了套，因为这时国家元首，在行使其最终大权时，没有获得通常那种思想意识上的公认权威。由一个朝代所体现出现的统治权，比刚宣称的人民的统治权更为具体和明确得多，特别是因为当时还没有什么选举过程来把权力的某种形式赋予人民。在没有王位承袭或政党选举的情况下，一个政府怎么能够算是合法的呢？正当民族主义在理论上获得胜利的时候，中华民国在事实上深受中央政权衰微之苦，而中国现代的爱国志士除了继续处于不平衡条约下难以忍受的次殖民地位外，还进一步蒙受了政治动乱的屈辱。
1911 年以后的10 年间，国外有两件事对中国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第一件事是帝国主义列强忙于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中国工业得到喘息时间，可以相对地摆脱外商竞争的压力而得到发展。第二件事是世界大战给日本的政治侵略以可乘之机。日本于1914 年把德国人赶出山东后，在1915 年向中国提出臭名远扬的二十一条。这种以武力威胁为后盾的无耻外交手段，巩固了日本在山东和东北的地位，但未能把中国变为日本的一个保护国。在这过程中，它反而把中国的民族意识激发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代议民主制的垮台。1912 年的临时总统袁世凯，曾是前清政府维新派的一个领袖。他是个强有力的行政首脑，周围有一套得力的行政班子，但他不容易从新近自主的各省政府取得税收。同时，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他必须对付那个被欧内斯特？ 扬贴切地称之为“自由主义共和国”的这个新型制度，它包含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国会和一个内阁，这些机构将仿照西方民主国家的方式来代表人民。但这些新制度在中国政治实践中很少甚或没有基础。
例如，政党这个概念就同皇帝专权这个传统相违背。皇帝垄断政治机构，通过他的一批官员进行统治，而反对派如果想要生存，就必须成为秘密会社。以政党纲领作为组成集团的原则，这不只是用以代替个人领导的一件新事物，甚至内阁向国会负责这种思想本身也是反常的东西，因为按儒家传统内阁部长们同时还认为他们有效忠于国家元首的基本责任。各省那些老派的地主利益代表者，并不习惯于参与解决国家大政问题，而通商口岸的新兴商业势力又不够强大，不能成为他们那个社会的主导力量。真正有现代理想的革命者人数太少，在中国的公共政治生活中只是一种稀薄的发酵剂。袁不信西方的自由主义模式，他当了总统后逐步加强他的地位而走向独裁。他把自己人塞进内阁，不顾宪法精神，攻击新成立的国民党。国民党是由一个聪明能干的年轻湖南人宋教仁从革命的同盟会和其他团体中组织产生的，是一个公开进行竞选活动的政党。在公民投票权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国民党候选人在1913 年2 月中国首次而且是惟一的一次全国选举中获胜。宋在动员华中地区士绅支持国民党的竞选活动中，显露出了大有前途的政治领导才能，以致袁立即下手将他暗杀。这表明了一个原理（统治者是高踞于法律之上的）和一个策略（遏制对手的最好办法是消灭他们的领袖），它们从此以后一直扼杀了中国的政治民主。宋的遭受谋杀激起了1913 年南方各省反袁的“二次革命”，但袁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用武力把它镇压下去了。
袁终于完全解散了国会，从军事上控制了主要省份，并以中国不可或缺的铁腕人物身份获得外国列强的支持。他的警察实行了恐怖统治。他取消了国会和省议会以及新成立的地方议会和谙议局，想在全国重新实行官僚控制。但是，这种中央集权的措施破坏了各省各地的领袖人物即士绅统治阶级的主动性和热情支持。袁的专制统治因而缺乏社会基础。
袁受他左右亲信的怂恿，终于想在1915 年建号称帝；他遭到非常广泛的反对而不能得逞，被迫放弃了这项计划，而于1916 年6 月病死。他死了以后，从1916 到1928 年的10多年间，中国分裂为许多敌对的军阀割据地区，使国家深受分崩离析之苦，尽管当时在北京的政府仍然得到国际承认。
为什么1911 年的革命不能建立西方式的新中国呢？第一是没有共同目标。如前所述，起义时汇合的各种成分，除推翻满清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共同目标。第二是缺乏政治体制并缺乏人民参与。革命党人在密谋策划时，不可能并且事实上也不怎么想去动员城乡民众的支持。协力反对北京的各省士绅，在其内心是与革命对立的，他们不久就拜服于袁所控制的优势兵力之下。第三，当时所有中国爱国之士深恐外国干涉。为了避免日本兵出现在北京，他们容忍了英国领导其他列强为了维持中国局势稳定而支持袁世凯的做法。1913 年2500万英镑的善后借款（美国没有参加），表明了列强对袁当时所体现的稳定势力的坚决支持。革命党人要反对这股外国财政与国内武装相结合的力量是无能为力的。最后一点并且最为重要的是，中华民国向西方借鉴，通过立宪议会和内阁而组织政府的想法，是同中国的政治传统脱节的。
民国沦落为军周割据。军阀割据，部分地说是一种老式的政治现象，是发展到权力斗争水平的地方主义。它的基本成因在于中国的苦力军队易于征募和给养，而中国大多数省份又有天然的地理分界线，使其易于成为相对独立于外界权威的军事管辖地。山西省就是以地理分界线为依据，而建立的行政区域的一个最好例证，它东有崇山峻岭，西部和南部有黄河，北有长城。从1911 到1949 年，山西一直在单独一个军阀即所谓“模范督军”阎锡山的统治之下，这是不足为奇的。其他的军阀割据地区都以重要经济地区如珠江三角洲、四川成都平原、上海、南京一带的长江下游或南满成为其中心。每个军阀都利用这些地理基地，来训练和扩充他的军队，取得经济资源，并击败他的敌手。
然而在这个时候，军阀割据却不同于旧式朝代衰亡后群雄争夺天命的格局；因为君主制已成陈迹，王朝不存在了，必须寻找政治统一的新基础。军阀是在思想意识的真空里互相斗争的。单有那种窥视天子之位者的叱咤风云的个人才干是不够的。如C？M？威尔伯所指出的，一个军阀必须号称代表“人民”，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从议会取得合法地位。他那批新式的军官教导团，受过专业训练的兵种如炮兵、工程兵、通信兵，可能会形成一个有文化并有一些管理能力的新兴官僚阶层。但有若干因素使地区头领之间不断对抗争雄。一个因素是外国势力的无孔不入。这些人可从通商口岸获得武器、经费有时甚至是庇护，即使不是直接从列强（如日本，它是支持华北的安福系的）那里获得的话。另一因素是新的交通工具如轮船和火车使军阀部队具有新的机动能力，并且也可以把他们从任何一个地区彻底赶走。由于他们互相争权夺利，谁也不能让谁独行其是，结果是他们的部队在国土上流窜成灾。
许多军阀是出身微贱的军事暴发户——土匪、苦力、小贩、行伍中的列兵。其中最有名的是“基督将军”冯玉祥，曾由詹姆斯？ 谢里登对他进行过研究。冯信奉卫理公会派的教义，为他的官兵树立了生活俭朴、身体力行、纪律严明的榜样。冯体格异常魁梧健壮，常以其农民出身而感到自豪。他在招募和训练他的部队时非常仔细，强调给予士兵以职业道德，成立俱乐部，甚至让他们信奉基督教。传说他用救火水龙头给士兵行洗礼的事可能不真实，但关于他的种种民间传说表明，他的个性很强。冯这个人是当时政治败坏的象征，因为他只有十分含糊的政治纲领，成为一个纯粹的投机家，时常改换盟友，在反复无常的军阀派系间他先是站在这一边打仗，然后又投向另一边。在1925 一1926 年间他接受了俄国的帮助。1927 年他投奔蒋介石，但在1929年又起来反蒋。最后他成为国民党的一个受礼遇的俘虏。在军阀混战高潮时期，孙逸仙多次想通过军阀渠道达到他的革命目标。他早就对西方议会制的功效不存幻想。1914 年他从中国政界无谓的派系纷争中退出，再次组成一个忠于他个人的秘密革命党（即中华革命党。——译者），以完成未竟的革命事业。1917 年他在人数很多的海军陪同下去广州，谋求同当地军阀合作。他起初遭受挫折，但仍继续努力，想用军事手段统一中国。1920 年夏，他与广东督军合作攻打广西督军。1922 年初，他发动首次北伐，像70 年前的太平军那样，想攻取湖南，但这次计划流产了。
孙以联合一些军阀反对另一些军阀这种老办法，来对付军阀时，还反对当时流行的联邦思想。现代中国有人曾比照美国的经验，提出组织联邦的想法。1922 年，“联省自治运动”之说甚嚣尘上。当时一些知识分子争辩说，中国的民主制必须先在省议会一级开展，然后再按联邦方式组成国民政府。军阀们支持建立联邦的想法，以便借此实行他们的地方自治。然而事实明显告诉我们，这种联邦运动缺乏逻辑性和表面上的可行性，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巨大的传统力量，“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想法在政治上仍占统治地位。二是外国干涉的危险，促使一切民族主义力量支持统一，而统一是只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治理下才能取得的。
城市民族主义的成长。这时期中国大城市的工业发展，促进了爱国情绪的高涨。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予中国工业以扩展生产的机会。中国的棉织品、面粉、火柴、卷烟、水泥、罐头食品以及其他类似的大众商品的制造工业，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了发展。重工业和技术性强的工艺则仍然进展缓慢。但用廉价手工劳动进行看管纱锭和挑选烟草的工作则有稳步发展。在一些铁路交叉点，逐渐形成了如济南、徐州和郑州这样一些新近变得重要的城市。上海、天津和武汉成了真正的工业中合，拥有人数很多的产业工人阶级。
大小工业城市的成长给乡村农民大众提供了另一些就业机会。新城市和通到那里的铁路给困苦的农民生活打开了出路。例如，一个农民的儿子可以不必再像以前那样完全依靠他的家境，特别是依靠对他父亲的孝道，作为走向美好生活的唯一道路。同样，通常依靠男人作主的农村妇女也有了到工厂赚钱的另一条出路。旧的中国家庭制度开始出现了裂纹。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家庭不仅曾经是个社会组织，而且也是个经济组织，每户农家都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而过着称心如意的生活，那么这一过程的重要意义就很明显了。家庭成员共同耕种他们的土地和管理他们的家务，不得不接受个人在家庭中的地位，而这种地位是每个人被命运安排好的：然而，工业城市的新生活是根据完全不同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是根据一个人的作用而不是根据他的地位安排的。在工业城市里，挣工资的个人而并非家庭，才是维持生活的经济单位。而且，个人的受雇和解雇完全取决于不受个人支配的劳动市场的准则，而不管其个人的或家庭的关系如何。谁也不应当把工业城市非熟练工人的生活说得很理想。问题在于这种新的生活尽管有它的种种坏处，却提供了旧生活以外的另一条出路。而且，它产生了一类新人，对他们来说，旧的忠诚对象和习惯都不再适用了，一个新兴的无产阶级随时准备效忠于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样一些群众运动。
城市的发展对中国商人阶级有最为直接的影响，虽然对他们来说，19 世纪的通商口岸早已开辟了一个机会很多的新时代。“买办”（源自葡萄牙语）这个名词在中国沿海的洋径洪英语中久已通用，意思是指代表一家外商在中国进行一切业务活动的“总经理”。通商口岸外商的买办，仿照那些在l842 年以前一直垄断着广州外贸华方业务的著名行商的榜样，不久就成为独力经营的商人。这个新商人阶级是在外国人的卵翼下成长起来的。外国人按照外国的方法加以训练，并常常给予治外法权体制下在司法工作上的保护。中国商人的资本是在通商口岸积累起来的。这些商人吸收了西方思想，也像其他国家的现代资产阶级那样，开始关心本国的独立和统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现代中国商人阶级在上海崭露头角，但是，正如M？C？贝热尔所指出的，它不久就受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压抑，再不能迅速发展起来。
中国商人中的爱国热忱使他们越来越多地采取抵制外货的手段。抵货运动是广泛使用的消极抵抗形式，或者说是一种非暴力的强制手段，同业公会之类的有组织团体，可以利用这种手段来对官府施加影响。到了20 世纪，抵货运动开始被用来作为排外的表示。1915年的二十一条激起了全国性的抵制日货和鼓励购买国货的运动，并促进了中国工业的发展。
五四运动
这是在1919 年5 月4 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中具体表现出来的知识分子运动总名称。以后经过引申，代表那个日子前后几年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和活动的整个发展过程。这次知识分子运动由周策纵做过很好的研究，认为它是成功地进行1925 到1928 年的国民革命的必要准备。要正确理解五四运动，必须根据前述军阀割据、工业化和爱国主义的兴起等历史背景来考察。在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阶层在短暂时间内担当了中国革命的积极领导。它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即中国的问题扎根很深，要想对其采取有效措施，就越来越有必要先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加以理解。1898 年立宪维新运动和1911 年后的国会运动都失败了，这证明仅仅抄袭西方是不足以改造中国的。1895 年日本的战胜中国、1 叩1 年的辛丑条约和19 巧年的二十一条这些国耻，已经提高了人们的认识，觉得必须实行最根本的变革，才能以某种方式复兴和整顿中国社会。
首当其冲的变革问题之一是改革文言文。大部分创造于公元前2 的年的文章体裁甚至词汇，仍在为世纪的中国通用。在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心目中，这种文章体裁不可避免地成了问题：它是否也像西方的拉丁文一样，已经过时而不足以应付现代的需要？同所有语文一样，中文是学习它的那些人所创造的，又成了学习者的主宰。它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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