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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立国传-第2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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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和五年七月,正当桓温加紧收编徐州军,并加紧围剿继续活跃在广陵、东海、临淮三郡广袤地区的范贼叛军,准备在收拾完范贼叛军后转头向西,一举剿灭敢跟自己叫板的袁真。
    可是这个时候北府却上表为袁真叫起冤屈来,说行军战事有胜必有败,要是败上一场就要主将引咎辞职,以后谁还敢领兵?而且表中话里话外的意思是袁真没有败,败地是某位大司马,既然真正败的人没有追究责任,这没有败地人怎么却要吃上责任呢?这绝对的不公平。
    看到这封奏章,桓温气得差点吐血。他知道这封奏章是谁写的,“代理”北府政事的王猛跟桓温早就有矛盾,以前没少给桓温添恶心。升平二年,自己借着王猛东出壶关伐燕,在河南举兵响应,原本蹲在朝歌想等着王猛的北府军跟燕军打得你死我活时再出来捡个便宜,谁知道王猛占了点便宜一声不吭地也蹲在那里,结果自己被燕军骑兵奔袭,数万精锐一战皆空,干得比袁真还要过分。后来又累累以北府的名义上表,抨击自己,要不是曾华使劲压着,说不定早就指着自己的鼻子骂上了。
    桓温知道现在曾华不在长安,他知道这位大晋的大将军比自己这位大司马“称职”多了,前两年又风尘仆仆地带着精兵为大晋开疆拓土去了,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联系,听说已经打到比西域还要西的地方。要是曾华在长安,碍于情面,北府不会如此直指桓温。但是现在北府掌管军国大事的一个是桓温非常憎恨地王猛,一个是一点都不熟悉的谢艾,还有一个朴,以前更是没有听说过。而车胤、毛穆之这两个从荆襄出来,能够说得上话的熟人却坦言爱莫能助,因为他们虽然一个护着秦国公印,一个护着大将军印,但却只能盖章,没有一点实权。
    桓温一气之下就跟王猛打起口水战来了,一个说对方是酸儒书生,误国误民,一个说对方擅权跋扈,内斗胜于外战。而看到北府表了态,江左朝廷也一改以前懦弱的形象,开始出来发话了。会稽王司马身负使命,到广陵会见老友桓温,劝导他不要再一意孤行了,并说荆襄、北府都是大晋地方伯藩镇,没有必要为了一点小事相争,不如朝廷下诏将寿春的袁真申饬一顿便是了。
    到了这个地步,桓温也要接过司马搭建的台阶,一是司马是北府曾华地岳父大人,这个面子要给。曾华“孤身回国”,没有什么亲人,司马老王爷就是曾华真真正正的“亲人”了。虽然曾华对自己也执父师之礼,但是从人情上似乎还比不上司马老王爷。如此算下去,不给会稽王面子就是不给曾华面子,不给曾华面子就是不给北府面子,那么北府数十万雄兵就不会给你面子。
    二是桓温看到袁真跟北府现在是一个鼻孔出气了,里面要是没有猫腻打死桓温也不相信。以前一个南豫州桓温还不在眼里,现在他背后多了一个北府,桓温就得掂量一下。
    桓温既然愿意息事宁人,朝廷便拿起架子下了诏书,把袁真申饬了一段,搙了他的北中郎将一职,让他继续代领南豫州刺史,“待罪立功”。
    于是这件闹得沸沸扬扬的事情似乎便化解开了,但是这件事却和徐州事件中范六造反一样,后果影响远不止如此。





    正文 第二百三十三章 江左穷,桓温窘(一)
     更新时间:2009…1…7 0:15:01 本章字数:4085


    了一肚子气的桓温把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到范六叛军上精锐大军分三路,兵锋直指射阳。太和五年九月,桓温领军大败范六叛军,斩首千余,俘万余,收复射阳。继而再攻盐渎,范六领残部三千余遁于海上,不知所踪。
    桓温无奈,只好班师回广陵,还没等他将朝廷得胜的消息传遍天下时,他发现一件非常郁闷的事情,那就是江左朝廷没钱了,这下可要了桓温的老命了,他可是江左朝廷的当家人。
    没钱就不能过日子,没钱就不能发粮饷,没钱就得饿肚子,可是现在江左到处都要用钱。得胜的将士朝廷们总要意思一下,发些犒赏吧;徐州被乱军肆虐地几成废墟,世家豪强家破者不下千余,总得拨些钱粮安抚这些人,并恢复徐州地方吧;还有江左朝廷最主要的产粮地…三吴今年大旱,百姓多饿死,需要钱粮赈灾。到处都在要钱,可是江左朝廷的仓库已经干净地连老鼠都搬家了。
    看到这些文书桓温非常郁闷,兴宁二年(公元364),自己执行了庚土断等“改革措施”,江左朝廷财政状况一度好转。太和元年(公元366年)二月,皇帝陛下还曾经下诏说建业官仓已储有一年的钱粮,暂停一年向建业转运米布,紧接着秋天大熟时又下诏说今建业官仓储足丰富,各州郡可提高官员俸禄,这才过去四年的时间,怎么一下穷成这个样子了。
    桓温认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很快就在广陵与其弟…桓云和谋士超、王珣进行商议。
    “景兴,元琳。此事非同小可,我必须借重二位的大才!”桓温郑重地说道,这种事情桓云还没有什么发言权,于是老老实实坐一边安静地倾听,在合适的时机在发表自己地看法。
    “桓公,我等也想不到情况居然烂到了这个地步。”超和王珣对视了一下,最后还是按照惯例由超先开口说道,“上月我接到桓公的书信后,便好生调阅了这几年度支、仓部的卷宗,发现这里面的弊端太严重了。而且诸类种种,牵涉极多。”
    “首先是官吏贪墨,桓公于兴宁二年进行土断等改制后,朝廷的度支有了好转,当时各地官仓都堆满了谷米布帛,而各地官吏却开始或趁机盗窃或以好充次,各地损耗以万斛计算。王右军(王羲之)曾去会稽游历,路上无意看到余姚县一地耗盗官仓谷米居然达到十万斛之巨,难怪他会感叹重敛百姓以资奸吏。”超说到这里,不由长叹一口气。而桓温阴黑着脸。默然地坐在那里。
    “第二是在编户籍百姓的徭役太重,虽然当今陛下在即位时大赦天下。减亩收为二斗,行十五税一制。但是其他杂赋取税却是层出不穷,如折变,有时是将布变米,有时是米折成布帛,有时又是将租米、布帛折成钱或其它实物,全看地方官吏的喜好。”说到这里,超举了一个例子:“由于北府机织棉布泛滥,布帛价格极低,由咸康年间(公元335~342)的一千钱掉到现在的不到一百钱。按照朝廷制度,应该是每户岁输布四匹,但各地官府却是规定只收两匹布,其余收现钱。而每匹布按升平年间的布帛价格计算净收500,有贪婪地官吏却是按照永和年间的价格800来收。此中却是相差了数倍,民众纷纷不堪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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