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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定谔之猫-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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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头一热，看着四哥火辣辣的眼神说：“行吧！四哥，你到时候机灵点儿！”
四哥点点头，气氛一下子变得悲壮起来。就在这时，杨建风风火火地跑了回来，身后跟着烂屁眼。杨建咧着大嘴笑着说道：“外面的弟兄们在清理场地，我把烂屁眼叫进来，邵德你给安排一下。等我们走了后，他带着剩下的弟兄，怎么安排呢？”
烂屁眼被杨建像抓小鸡崽似的抓着脖子，偷偷地瞄了几眼站在角落里的坂田模样的小五，他应该听杨建说了。然后这孙子抬起头来，惨兮兮地说道：“杨长官说要我当这群士兵们的头儿。”
杨建一手夹着他，另一只手扇了他的脑门儿：“头儿个屁啊！我们明天下午一走，你就是这里的连长，我升你官，少尉衔。”
烂屁眼脸红了，结结巴巴地说道：“就我？我我当连长！嘿嘿！那我就是烂连长咯！”
杨建大笑着又扇了一巴掌过去：“你看你那出息，做连长谁还会叫你烂屁眼了！都要改口叫你彭长官了！”
听着他俩一唱一和的，我微微笑了，问道：“彭淮南，你之前是什么职务？”
烂屁眼对我“啪”地一个立正：“报告长官，我是远山战俘营加强连三班班长。还有，长官，你还是叫我烂屁眼吧，你叫我大名我听着别扭。”
我点点头，然后对他说道：“好吧！烂屁眼班长，明天以后，你要好好协助杨长官，扬眉吐气地做回中国军人。”
杨建笑容一下子凝固在脸上，瞪大了眼睛吼道：“邵德，你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你这话是想要甩开我，不带我去鬼子的老窝？”
我点了点头：“杨兄弟，明天我们带走一百个弟兄，可是还有五六十个人留下来，除了你能带好他们，还有谁呢？”
杨建脑袋摇得跟个拨浪鼓似的：“不行！绝对不行！老子憋了这么多年，现在总算混得像个人了。眼看就要真刀真枪跟鬼子干上了，你们想撇下老子？不行！绝对不行！”
我对着杨建的背影说道：“杨兄弟，问你几个问题可以吗？”
杨建没有回头，气鼓鼓地说：“有屁就放！”
我一字一顿地说道：“我是你兄弟吗？”
杨建大声说道：“可做兄弟的也不带这样埋汰人的啊！”
我低吼道：“你就说是或不是？”
杨建转过身来，瞪着我眼睛，也大声吼道：“是！”
“那这里的这群弟兄是不是你兄弟？”
“是！”杨建的眼圈有点发红。
我抬起手，指着门外吼道：“那外面的那些士兵是不是你兄弟？”
杨建已经懂了我的意思，他声音有点哽咽，但还是大吼道：“是！全部都是！”
“行！”我点点头，声音放软了下来，“明天我们带走一百个弟兄去九日研究所，能不能回来不知道！但这剩下的六七十个弟兄，你要带好。远山里还有老鬼和振振，有机会你把他们接出来。如果我们都死了，端掉这九日研究所的重任，不能没有人接下这个担子。杨建，你之后的路比我们难！我们明天可以去混一个痛快，你杨建兄弟！你明白我意思的！”
杨建“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跨到我面前朝着我胸口捶了一拳头，抽泣着说道：“邵德，你们这群王八蛋！”
说完扭头往门外跑，临到门口时却站住了，一个立正，动作很标准地转过身来，脸上还挂着眼泪和鼻涕。“霍”地一下抬起手来，向我们敬了个军礼。
在场的所有人，也对着他齐刷刷地举起了右手，行了一个非常标准的军礼。气氛愈加沉重了，大家心里都有些伤感。
然后，杨建放下手，带着哭腔又骂上了一句：“你们这群孙子！都给我小心点儿。”
说完，他和烂屁眼的背影消失在大雨中。
我看了看大伙，哥几个都紧皱着眉头，一副肃穆萧杀的模样。我挤出点笑来：“都哭丧着脸干吗？憋了这么久的力气，明天就要有机会使出来了，应该开心点才是！”
大伙也回过神来，继续就着明天下午的细节讨论了一会儿，最后，我让小五和金爷留在坂田这指挥楼里好好休息，我则跟着四哥、郑大兵、大刀刘去士兵那边，做其他的安排，以及给士兵们分好队——谁留下，谁上车。把这些细节落实好后，天已经蒙蒙亮了，外面的雨也打住了，新的一天来了。
我抬起头看了看天边的微光，太阳像一个害羞的姑娘，在这雨后的清晨若隐若现地悬挂着。
明天，我是不是还能看到这轮红日呢？
我咬了咬牙，脱下军装，往四哥他们几个身边躺了下去！
第七章 南造云子：灰衣人
邵统军的相片
在我决定要带着孩子们躲过这段不安稳的日子后的第二个晚上，我忍不住琢磨着一个问题：邵德为什么会进入到远山里来？
一个深陷在爱情里面的女人，总是那么喜欢幻想，我甚至天真地怀疑：会不会是他得知我并没有死于那场车祸，而混进远山来寻找我的下落？
四年前的一切，再次在我的记忆中浮现。
婚后，我顺利地搬进了陆司令的府邸，对外说我已经辞掉了丽春舞厅的工作。
陆正海的家是一栋三层高的小洋楼，以前我们日本人没有进来时，这里是一个俄国沙皇手下大臣政治避难的住处。我和邵德住在二楼，陆正海和姜阿姨住在三楼。之前外界传闻陆正海视邵德如己出，在我真正融入到这个家庭以后，才发现传闻并没有虚假。
据邵德讲述，他的父亲叫邵统军，和陆正海是战友，最初效力于蔡锷将军的部队。1913年，他俩一起跟随蔡锷将军调至北京，同年邵德的母亲怀上了邵德。可是，怀上邵德没几天，邵统军就接了一个非常机密的行动任务，他与当时蔡锷手下的三个江湖人士离开了北平。几个月后，带回给邵德母亲的只有邵统军的一捧骨灰，与一封交给陆正海的密信。
那封信的内容，陆正海没有给邵德的母亲看，便私自烧毁了。邵德的母亲坚持着活下去唯一的念想，就是肚子里当时已经七个月的邵德。1914年1月，邵德出生的同时，这位早就因为邵统军的死讯，三魂少了七魄的普通妇人，因难产身故。
陆正海与他妻子，在邵德的母亲弥留之际，握着她的手，收养了邵德为义子。随后在1915年蔡锷调去云南时，陆正海带着才一岁的邵德，举家迁至东北，投奔了张作霖。
因为对邵德的爱，我对于他的过去，包括他童年的一切，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我身份本就特殊，陆正海离开蔡锷，投奔张作霖的原因，我便故意在邵德那儿打听。邵德的回答是——老一辈的一些秘密，他不好过问。
我真正的目标，始终是陆正海的亲生儿子——不在东北的陆旭。可是陆正海全家，很少提起陆旭，好像这个儿子并不存在一样。有时候我假装随意地问起，陆正海也不过是打个哈哈，对我说道：“我那儿子的行踪你还不如问邵德，他俩是光屁股玩大的，陆旭和邵德比他跟我还亲。他们哥俩才是无话不说的好兄弟。”
于是，我又把这同样的问题，在邵德面前随意提起。可是邵德的回答不过是：陆旭跟着陆伯伯一个以前的朋友，混迹在商界。上海南京四处跑动，偶尔写信回来也不过是说现在手里钱多，身边的美女多这类破事。
我自然不好追问，免得起疑，再说与邵德的朝夕相处，早就让我对于自己真实的身份产生了动摇。我很希望自己有一天能脱离特高课，变成一个普通寻常的女人，陪伴着邵德，走到慢慢变老的那一天。
我的这些小心思，终于被特高课的高层洞悉。特高课找了个机会安排陆正海和邵德去了一趟内蒙，那几天便把我调回本部，进行询问。所有的征兆，都指向着我没有朝着计划的任务一步步行进，上头非常气愤，质问我是不是无法圆满完成这项任务？
我只能咬着牙说，原因是陆正海老谋深算，抑或是他和邵德确实不知道陆旭在做些什么！上头负责这计划的军官拍了下桌子：“南造云子，你不要以为有土肥将军看重你，就太过放肆，不服从军部的安排。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你没有突破，特高课会另外安排人来完成这个任务。”
任务在我走出关东军司令部时，突然觉得这名词那么的陌生，好像这一切，不应该被掺和到我和邵德的夫妻生活中。
我低着头，慢慢地走回家。路上我想了很多，甚至还考虑是不是对土肥长官直接说出我现在的心思。但多年的特务生涯让我明白，有些话是不能说的。一个特工人员，如果动了感情，那么，她就没有了生存下去的价值。因为，这是一个只允许使用理智的职业，一旦有了感性融入进来，那么，诸多的机密，在这个特务的记忆里被存放着，将会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于是，当晚我便趁着姜阿姨睡着之后，偷偷潜入到了陆正海的书房，希望有所发现。推开房门的刹那，职业的敏感让我驻足。我蹲了下来，用小手电仔细地照着门口的地面。陆正海是一个心思非常缜密的人，潜入到他在剿匪司令部办公室的特务早就仅馈过来一些细节，陆正海和训练有素的特务一样，有一些在门口以及关键位置布置固定痕迹的习惯。这一点，也是军部对陆正海产生怀疑的原因之一。但话又说回来，陆正海统领着沈阳城的士兵，自然也是南京政府的眼中钉。所以，他的这些防范，也很有可能是对于南京方面的提防而已。
果然，在我脚边，我发现了薄薄的一层尘土。我小心翼翼地抬起脚，跨过了那一块陆正海布置好的固定痕迹。然后，慢慢地走到了他的书架前，仔细地观察书架上面的书。
我的注意力之所以没有放在书桌，而首先选择书架，是因为任何一个人，都知道书桌的抽屉是锁放机密文件的位置。所以，就算我打开了书桌的抽屉，相信也找不到机密文件。书架——却是可以理解为若干个存放秘密资料的所在，因为每一本书的每一个夹层里，都能轻松地放入两张薄薄的纸，并且，从外面完全无法看出来。
我凑近了书架，用手电在那一排排书的上方缓缓地照过。积年累月，书上面都或多或少会要积攒下一些尘土。从这些尘土的多少，可以分析出这些书的主人，经常翻阅与拿下的是哪一本。而对于书房的设计，很多中国人都有隔间的安排，隔间的机关，也多数是在书后。
很快，其中一本《资治通鉴》成为我重点关注的对象。我小心翼翼地把这本书抽了出来，然后，在书后面的墙壁上，一个红色的按钮出现了。我有点欣喜，可是伸向开关的手却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现什么，如果只是陆正海一些个人的秘密，那么对于我们大日本帝国来说，也会适当的允许，毕竟他是我们统治东三省的一颗不错的棋子。我真正害怕看到的是——陆正海身为间谍的证据。这一点一旦被证实，特高课会毫不犹豫地制造一场意外，让包括邵德在内的陆正海全家，从这个世界消失。
我按下了按钮，书架缓缓地向两边移动，一个隔间出现了。这是一个隐藏在书架后的狭小房间，大概十平方米左右。里面架着一个小小的行军床，床上的一套军被整齐地叠在床头。
我仔细留意了隔间的地面，没有发现事先布置好的痕迹。我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仔细地打量着隔间的每一个角落。
除了那张行军床，隔间里就再没有其他的家什。但我的注意力很快被墙上挂着的一顶帽子吸引了过去——那是一顶清朝士兵戴着的类似于中国斗笠的帽子。我把它轻轻地摘了下来，翻过来往帽子里面看，因为满清士兵有一个把自己姓名缝到帽子里面的习惯。陆正海最初隶属于满清政府，之后才追随蔡锷将军加入新军，所以他有这样的军帽，并不稀罕。
可是，奇怪的是，帽子里面缝了一张白色布条，让我很疑惑。那张布条上，除了缝着陆正海的名字以外，还缝了这么一行字：军机处天字一号亲兵。
“天字一号”在中国文化里，代表了最高，而军机处，又是清政府最高的军务机构。我反复地琢磨着这句话所包含的意思：会不会在看似庸腐的清政府里，实际上也有着某一个秘密机构，是外人所不知的呢？这个秘密机构，所从事的工作是不是也和现代间谍所从事的工作一样呢？或者，陆正海在隶属于满清政府时，就已经是一个秘密情报人员呢？
这个发现让我激动起来，对于陆旭的现在，我依然没有任何发现。可是陆正海的这段过去，却是一个不小的收获。我拿出相机，对准了帽子的内里。按下快门前我犹豫了。特高课的多疑是出了名的，如果让他们发现到这一点，自然会对陆正海另眼相看。这个所谓的天字一号是个什么机构，也肯定会成为特高课感兴趣的一个议案。
我没有按下快门，放下了相机，把帽子挂回到了墙上。我决定不上报这个普通线索。
我再次把目光放到了行军床上，被子与下面的褥子都没有任何问题，不过是一套简单的军用被褥。我把视线缓缓移到了床板上，用手电轻轻地敲打每一块木板，聆听木板发出的声响。如果木板中间有夹层，那么发出的声音也会有异常的。
很快，我锁定了一块声音不对的木板。我麻利地把它掀开，借着手电的微光，发现了一张夹缝中的纸条。我用一个小镊子小心翼翼地把它夹了出来，居然是一张泛黄的相片。
我把手电对准了这张相片，只见上面是四个年轻汉子的合影。首先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里面没有陆正海，四个汉子的容貌都很清晰，但是很陌生，我不认识。相片的右下方还用钢笔写着“1913年9月19号”的字样，也就是说，这张相片拍下的时候，邵德还没出生。
我记下了这四个人的模样，在看到第三个时，一种女人的直觉，让我觉得这个男人有点熟悉：浓眉大眼，脸上布着横肉，眉眼间和邵德一模一样。密密的胡须遮住了他的大半张脸，左眼上方有一颗大黑痔。可是，我还是能够通过这相片，初步判断出这个男人，应该就是邵德的父亲——邵统军。
四个汉子都剃着光头，身上穿着二十几年前传统中国百姓的衣裤，脚上蹬着的一双长靴与身上的服装极不相配。右边的汉子手里拿着一把黑色的棍子模样的玩意儿，因为这棍子是放在他手的背面，再加上那相片本就泛黄，所以看不清细节，我也没有太往心里放，毕竟在传统中国文化里，有很多奇怪的兵器。
我的注意力从这四个人身上移到了相片的背景：这是在一片陡峭的山壁前面，光秃秃的山壁上什么都没有，他们的脚下也只是普通的泥土，没有任何异样。
可是据我所知：1913年拍摄照片时，中国很少有人拥有照相机这样的高科技物品。那么，给四个人拍照的会是个什么人呢？我再次盯着相片下方的日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时间段，应该就是邵统军离开了怀孕的妻子，出去执行机密任务的那段日子。那么，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是邵统军在执行那项机密任务时照下的呢？如果我的这一判断正确的话，就意味着在照完这张相片不久，邵统军就死了，这张相片，应该就是他的战友带回来交给陆正海的最后遗物。
我开始犹豫起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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