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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信芳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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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椿芳又积极支持他这个打算,为他介绍了靠近南京的亚蒙戏院。经过
洽谈,已谈妥了戏院的售价。
周信芳还打算去国外演出,让京剧走向世界。姜椿芳与苏联对外文化协
会、美国新闻处代表和美国使馆文化参赞等接洽,决定由周信芳代团去苏联
和欧美各国访问演出。
周信芳还打算用《徽钦二帝》举行招待演出,邀请在上海的有关国家人
士到黄金大戏院看戏。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此项计划没有实现。
见到了周恩来
一九四六年初秋,周信芳在黄金大戏院演出。
一天晚上开戏前,京剧界的中共地下党员吕君樵突然来到后台,将一张
请柬郑重地交给周信芳。周信芳接过来一看,只见请柬上的落款写着笔力遒
劲、清秀挺拔的三个字——周恩来。
周信芳为此非常激动,但并不感到很意外。因为不久前,周恩来曾对身
边的张颖说:“麒麟童抗战时期坚持在上海工作,敢于跟日寇斗争,你应该
去拜望采访。”后来,张颖就代表周恩来,特地去拜访了周信芳,并且转达
了党对他的问候。
第二天,周信芳按照吕君樵的嘱咐,为了安全起见,不坐汽车,步行到
思南路一○七号周公馆。周信芳刚走进门,周恩来就迎了上来,紧紧地握住
他的手。两人互致问候。
周恩来同志关心地问:“是走来的吧,累了!你看对面就是国民党特务,
今天来这里的大都没有车。你要是坐车,目标就大了。你看,复兴路口就有
特务的车,跟踪很容易。”
这时,周信芳才理解昨天吕君樵再三嘱咐他不要坐车的道理。
这一天,周恩来同志正在他的住地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周恩来同志在
会上作形势报告,着重揭露了美蒋的内战阴谋,鼓励与会者在艰苦的环境中
坚持斗争。为了争取胜利的明天,一定要留在上海,坚持和平民主,坚持进
步文化工作。
这番话深深打动了周信芳。
抗战胜利后,周信芳目睹国民党治国无方,民主无望,曾一度对前途悲
观,打算出走香港。但他听了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后,便打消了这一想法,决
心留在上海继续从事进步文化工作。会后周恩来同志还特地把周信芳等几人
留下,在一楼会客室宴请他们。席间,周恩来与周信芳作了更为深入的交谈。
这是周信芳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
解救“丁英”
上海妇女生活互助社,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它的前身是上海
戏院业妇女联谊会。会长是中共地下党员丁毓珠。
丁毓珠从一九三六年起,就被周信芳聘为家庭教师。那时,周信芳的三
个女儿(采藻、采蕴、采芹)放学回家后,丁毓珠就帮她们复习功课。以后,
丁毓珠又曾和周夫人裘丽琳一起,帮助周信芳结算演出方面的账目。因此,
丁与周家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一九四五年,上海妇女生活互助社成立后,为
了便于开展活动,特邀裘丽琳担任互助社的理事。
按照当时国民党的规定,成立互助社须先向社会局申办登记手续。而国
民党为了防止所谓“中共的渗透”,审查是很严格的。可是,由于周信芳的
名声,加上裘丽琳娘家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批文终于下来了。从此,这
个共产党的地下外围组织,终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取得了合法地位。
互助社成立后,周信芳对它非常关心,总是从多方面予以帮助。她们没
有办公室,周信芳就把黄金大戏院一间办公室粉刷一新后腾出来,给互助社
用,还特地请人在那儿装了一部电话机,便于工作。当互助社缺少经费时,
周信芳专门组织了一次义演,把全部门票收入捐给社里。
但是,互助社的进步活动,也招致一些反动势力的打击和破坏。
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上海有一家黄色小报就借口这天是愚人节,可以
“说话不负责任”,乘机造谣说:“丁毓珠是周信芳的小老婆。”以此对周
信芳、丁毓珠进行打击。由于姜椿芳(当时任《明代日报》总编缉)的帮助,
丁毓珠认识了当时的著名进步人士——沙千里律师。沙律师见义勇为,义务
充当丁毓珠的常年法律顾问,并在上海《新闻报》上公开发表了声明。不久,
那家黄色小报只得自我辟谣了。
那时,周信芳夫妇虽然并不知道丁毓珠的中共党员身分,但是他俩确认,
至少丁是一位跟共产党有着密切关系的好人。所以,他俩对她格外关心和爱
护。
有一次,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有个军官到黄金大戏院看白戏时,把一
张黑名单拿出来给戏院的襄理看,还说,“这些人都要抓起来。”
这些情况很快让裘丽琳知道了。她听说名单中有个“丁英”,便误以为
这就是丁毓珠的化名。裘丽琳担心丁毓珠被捕,马上跟周信芳商量对策。夫
妻俩分头行动。晚上,裘丽琳急匆匆赶到丁家报信。丁本人不在,裘就告诉
丁母:“毓珠回来再晚,也得来我家一次。”
快半夜一点了,丁毓珠才回到家。她母亲把情况告诉她后,她立即去周
家与裘丽琳碰头。在裘丽琳的帮助下,丁毓珠去乡下亲戚家避了半个月风头。
在这段时间里,周信芳也在托人想办法,他用二两黄金的代价,总算把
“丁英”的名字从黑名单上抹去了。过了几天,有人告诉周信芳,说他弄错
了,黑名单上的“丁英”,并非丁毓珠。周淡然一笑道:“这钱花得不冤枉,
我救的肯定是一位进步人士,是好人!”
原来,这“丁英”确非丁毓珠,而是文化界的地下党员丁景唐的化名。
当时,他正在香港。不过,他不久回到上海后没有被捕,倒也亏了周信芳的
暗中救助!
对于这个情况,丁景唐本人一直蒙在鼓里。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一
次丁景唐(这时他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看到丁毓珠的一篇回忆文章,才
惊奇地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站在“反内战”前列
日寇投降后,上海文化界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加强团结,积极进行
制止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的斗争。
一九四六年六月,一度停止活动的“艺友座谈会”又恢复了活动。周信
芳正式参加了“艺友座谈会”,并被推为主持人。当时,周恩来同志也在上
海,在各种座谈会上,周信芳与周恩来、郭沫若、夏衍、于伶等革命人士时
有接触,更加加深了他对革命的理解。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进攻和对国统区人民的迫害越来
越加剧。上海戏曲界进步人士发起了反内战、争自由宣言的签名运动。周信
芳不顾反动派的威胁,毅然在黄金大戏院经理室签名,并且在《文汇报》上
发表了反内战的文章。有人曾恐吓他,他却正气凛然地说:“我是准备带着
铺盖去坐牢的!”
接着,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举行所谓“艺员登记”,妄图把戏剧工作者
同妓女、舞女列在一起,每人发一张卡,作为“特种职业者”登记管理。这
激起了广大戏剧工作者的极大愤慨。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领导下,戏剧界
发起了反对“艺员登记”运动,由田汉和周信芳直接领导。起初,国民党反
动派很嚣张,宣铁吾亲自出面坐镇。经过广大戏剧工作者的不懈斗争,敌人
才不得不取消这个规定。
后来,周信芳还参加了反对裁撤上海市立戏剧学校,以及要求豁免戏院
业百分之五十娱乐捐与百分之十所得税等一系列的斗争活动。他还曾开了自
己的汽车,与许广平、郭沫若、冯乃超、于伶等几位公开的红色人物一起去
祭扫鲁迅墓。周信芳当时敢于这么做,是要有很大胆识的。
又过了一个时期,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以及更好地带领艺人参加
政治斗争,“艺友座谈会”改名为“伶界联合会艺友联谊会”。周信芳仍然
是主要领导人之一。
自然,敌人不会轻易放过日益倾向革命的周信芳。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
部终于传讯了他。
那天,高百岁陪着周信芳来到一间阴森的传讯室,两个长官模样的人对
周信芳说:“你是社会上有影响的人,别跟田汉这伙人混在一起。”敌人还
勒令解散“艺友联谊会”。周信芳怒目以对,不予答理,出来后,他跟田汉、
姜椿芳等经过商量,决定避其锋芒,改变斗争形式,表面上解散艺友联谊会。
在宣布解散“艺友联谊会”的会议上,周信芳和田汉都以非常愤慨的语
调说:要牢牢记住这件事。他俩还鼓励大家,要为争取民主自由,坚持斗争
到底。
一九四七年九月,由田汉出面,在北四川路“上海剧专”内,组织了一
个名叫“艺社”的票房,台柱子有周信芳、田汉、洪深、熊佛西、高百岁、
吕君樵等。九月五日,田汉、洪深、欧阳予情、梅兰芳、周信芳等人召开筹
委会。十二日,“艺社”正式成立。“艺社”的宗旨是为了改革旧剧而研究
旧剧,并积极编演新京剧,以及其他改良的新地方戏。
“艺社”第一期社员有一百五十多人,其中一半是上海剧专的学生,还
有京剧、话剧、电影、漫画等方面的人士,以及不少业余京剧爱好者。活动
内容有吊嗓、排练剧目及举办戏剧讲座。
周信芳曾亲自就京剧改革问题作了演讲。他谈了京剧的发展历史和今后
京剧改革的展望。他说:“平(京)剧要求改良,目的也就是要求能有反映
今天这个时代,适合今天时代要求的戏。”他又分析了京剧逐渐凋落的现状
和改革中的障碍,但他又充满信心地说:“我又觉得平(京)剧是有希望能
站到教育群众的讲坛上的。”
国民党特务无孔不入,常常混进“票房”里来。
一次,田汉正在写京剧《琵琶记》。特务一来,大家就以排戏作掩护,
拉开嗓子就唱。在这种特殊形式的战斗中,周信芳总是最积极的。他不畏难
险,常常抛头露面。那些特务只好叹着气说:“这班赤佬,唱了半世戏,还
唱勿厌!”
与此同时,敌人又以“文化运动委员会”的名义,由张道藩出面,每两
周召开一次京剧艺术改革座谈会。他们请了周信芳、梅兰芳、田汉和洪深等
参加,企图加以笼络。但是,周信芳等人看穿了敌人的诡计,一方面虚与委
蛇,一方面利用这个机会与敌人斗争。没多久这样的座谈会就收场了。
迎接解放
解放前夕,地下党组织仍派姜椿芳等经常与周信芳联系,除了交换对当
前斗争形势的意见外,还研究《岳飞》的本子和《满江红》的曲谱。
一九四九年春夏之交,正是解放军渡江战役前后,上海处于黎明前的黑
暗。国民党反动派知道大势已去,阴谋胁迫许多知名人士同他们一起逃亡台
湾。这一时期,也曾有不少人来游说过周信芳,有的向他宣传“在共产党统
治下没有出路”的论调;有的要他到香港去演出,提出数额巨大的包银和十
分优裕的演出条件、生活待遇,甚至还用别墅以及周游世界演出,子女出洋
留学等做为诱饵。但这些都没有使周信芳动心。
针对这个情况,党的地下组织委派熊佛西和吕君樵,以当时成立的半公
开的“电影戏剧界协会”的名义,前去联系周信芳与梅兰芳,希望他们能拒
绝反动派的裹胁,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当熊佛西、吕君樵到周家拜访时,周信芳亲自把他们接到楼上的书斋。
熊、吕开始是以“谈戏”为名,但周信芳一下就猜出了他们的来意。他郑重
地说:“请党放心,我决不跟国民党走,坚决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谈话结束时,熊佛西提出还要去找梅兰芳。周信芳主动表示:“我来打
电话。”电话接通了,周信芳对梅兰芳说:“大哥吗?我是信芳,我们想来
找您说说戏。。”
于是,周信芳陪同熊佛西和吕君樵,乘上他的小轿车,一起拜会了梅兰
芳。
梅兰芳感慨地说:“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失尽民心。。”
当熊佛西问他有何打算时,梅兰芳说:“我是哪儿都不会去的。”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八日,百万雄师渡江前夕,党组织通知姜椿芳,敌人
将下毒手了,要他赶快离开上海。那天,姜去向周信芳告别。周信芳紧紧地
握住了老姜的手,十分激动地说:“老姜,我家里有一间小房间,你可以暂
时躲避一下,就不要走吧!”
老姜也非常激动地说:“不啦!信芳,谢谢您的诚意,我们很快就会见
面的,请保重!”
两位战友依依惜别。周信芳凝视着老姜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了,才进屋
去。
临近上海解放之前,周信芳住宅的底层,被国民党军队一个师长占据作
师部用。周信芳全家被赶到二楼。周家大门两侧不远处,还修筑了工事,堆
满了沙袋,门口两侧有岗哨把守。
五月二十四日,解放军进攻上海的战斗,在沪西打响。周信芳打电话给
吕君樵说:“我楼下的那个‘客人’搬走了!”
次日清晨,当周信芳所住的上海西区刚刚解放时,他立刻给北区未解放
的亲人打电话,高兴地欢呼:“解放了!”
就在上海解放的这一天,姜椿芳从北京回来了。他是随解放大军回到上
海的。
第二天,姜椿芳就去探望周信芳。周想不到这“后会有期”竟这么快就
实现了。他特别的兴奋。姜椿芳还通知他和梅兰芳一起去北京参加全国第一
次文代会。周信芳高兴地答应了,并自告奋勇地说:“兰芳处,你不用去了,
我去告诉他!”说话问,他喜形于色,不能自己。
五月二十八日,周信芳亲自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表达了他对上海
解放的无比喜悦的心情。
第八章春风化雨
不再是“戏子”了
解放后,人民当家做了主人。在全国人民面前,展现了光辉灿烂的前景。
这对于多年来一直追随党,追求进步的周信芳来说,感受是尤其深刻的。他
曾非常激动地对一位朋友说:“在新社会,艺人们不再受欺压,不再是被人
看不起的‘戏子’了!从现在起,我们光荣地成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艺术工
作者了。”
一九四九年六月,上海刚解放不久,周信芳就应邀到八仙桥青年会出席
上海市文化界座谈会,在会上他碰到了梅兰芳、程砚秋等老朋友。开会了,
一位中等身材、威武结实的军人走进会场,他操着四川话高声地向大家问好,
他就是陈毅市长。陈毅市长一一与到会的文艺界人士亲切握手,他走到周信
芳面前,周信芳热情地伸出手去:“陈毅市长,您好!”“您是大名鼎鼎的
麒麟童,我早知道您。。”陈毅市长快人快语。虽是初次见面,却像老朋友
一样亲切。
六月下旬,周信芳作为出席全国第一届文代会的代表,准备去北京了。
欢送周信芳等代表离沪的那天,陈毅市长亲自致了欢送词。后来,周信芳又
在家中宴请了陈毅市长。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于七月二日至七月二十八日在北京举
行。周信芳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继而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全国剧协常
务委员、全国戏曲改进会筹委会委员和指导部负责人。这次会议是全国文艺
工作者大团结的盛会。周信芳与其他代表一起,受到了党中央许多领导人的
亲切接见。
在会上,周信芳作了有关旧剧艺人翻身的发言,还应邀演出了《四进士》
等戏。
周信芳从北京回到上海,不久就参加了上海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戏曲界的代表中还有梅兰芳等十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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