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帝-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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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恐怕做梦都会笑醒。东厂是直接受皇帝指挥的特务机关，普天之下，除了皇帝一人而外，任何人都处在它的侦察之中。由于掌权太监又往往兼任东厂提督之职，因此很方便从肉体上消灭政敌。许多正直官员即便不顾性命想告倒权宦，其结果却总是不尽人意。若是死谏台正常发挥作用，那么权宦自然不敢做得太过分——从东林党与阉党的惨烈斗争可以看出，明朝并不缺乏不畏生死的正直官员。
　　　　而之所以要留下特赦这条退路，一方面是从人情世故考虑。比如王振把持朝政时若有言官死谏，英宗舍得杀死被他尊称为先生的王振为该言官殉葬吗？退一步，将王振赶出中央留待日后相见，也算是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
　　　　留下特赦这条退路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郑和的缘故。明宪宗成化年间，皇上下诏命兵部查三保旧档案，兵部尚书项忠派官员查了三天都查不到，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被车驾郎中刘大夏事先藏起来。项忠追问官员，库中档案，怎么能够丢失？当时在场的刘大夏说“三保下西洋，费钱几十万，军民死者万计，就算取得珍宝有什么益处？旧档案虽在，也当销毁，怎么还来追问？”。由此可见，不少保守的官员对郑和下西洋非常反感。若是出现一个偏拗狂为了让国家节省开支而以性命抵制郑和下西洋，朱棣的殖民计划就会遭受挫折。然而留下特赦这条退路后，朱棣便不必再为此担心了。若有官员死谏郑和，那么朱棣便特赦郑和——反正郑和发挥自身价值的场所在海上。
　　　　
　　　　景秀思索半晌，然后大赞。
　　　　“此计甚妙。既然本朝重用宦官的趋势已不可逆转，若当真实行此策，宦官纵然获得重用，也不敢为非太甚！”
　　　　见景秀得到的好处不小，钱成也赶紧拿着他的策论凑了过来。
　　　　“这是我的策论，麻烦毕兄帮我看一看。”
　　　　朱棣也不推让，拿过钱成的策论仔细阅读。
　　　　钱成所写的策论名为《论如何解决游牧民族对中原的骚扰》，其解决的办法一共有四策，分别是“直捣巢穴”、“屠杀立威”、“以夷制夷”以及“雕剿”。
　　　　所谓“直捣巢穴”就是动用具有压倒性优势规模的军队，发动正面的进攻，军事目标则直指游牧民族抵抗势力的首领。这种军事行动为期并不长，但声势浩大，恰似夏日的急风暴雨，鼓荡着骇人的威力，极具破坏力。因为举凡首领所居之地，多为该民族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的中心，无论军事攻击是否能够达成目的，所造成的兵燹之灾都会对该地区产生极大的破坏，使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恢复过来。
　　　　所谓“屠杀立威”就是针对那些胆敢骚扰中原的部落，按照成吉思汗征服草原时所采用的方法，攻破一个敌对部落后，凡是高于车轮的男性全部杀死，女性和小孩全部掠过战利品。钱成认为，既然铁木真用这种方法能够使游牧民族老老实实地匍匐在他脚下，想来明朝采用这种方法的效果也不会差。
　　　　所谓“以夷制夷”无非是以金钱、官爵等为诱饵，诱使更多恭顺的游牧部落加入中央政府一方，或使用政治欺骗手段，形成拉一个打一个的局面。
　　　　所谓“雕剿”就是指事先获得确凿的情报，然后间道行军，以奇兵出其不意地达到消灭反抗势力首领的目的。按朱棣的理解，“雕剿”其实也就是古代版的“斩首行动”。
　　　　读完钱成的策论后，朱棣道：“虽说都是些老生常谈，但老生常谈其实多半也是经国大道。只不过，若策论里再添点东西”
　　　　钱成咧嘴一笑。“我知道，下棋赢了就告诉我嘛。”
　　　　
　　　　朱棣又输了。输了就得认帐。
　　　　朱棣对钱成说道：“封狼居胥是历代名将的最高追求。然而你认为，‘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是否就是霍去病的功劳？”
　　　　钱成想了想，一本正经地答道：“若无汉武帝慧眼识珠，则无霍去病封狼居胥。匈奴举族西迁，功劳最大的还是汉武帝。”
　　　　“你的答案也不算错。但是能够将匈奴驱逐，武力方面的因素却不是主要的。”
　　　　不仅钱成瞪大了眼睛，一旁的景秀和周忱也是满脸的质疑神情。
　　　　“秦时蒙恬重创过匈奴人，将匈奴人打得向北逃窜了六七百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南下牧马。大约是心有余悸的缘故吧，楚汉相争时中原大乱，然而北方游牧民族甚至连趁火打劫都不敢。唐时李靖也曾重创过突厥人，军锋直指西域，北方游牧民族同样很是老实了一段时间。”
　　　　“若汉朝仅仅只是依靠李广、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即便能够一次又一次击败匈奴，但匈奴毕竟是游牧民族，即便遭受重创也难以消灭。经过一段时间的休生养息之后，便可以卷土重来。真正迫使匈奴举族西迁的原因在于：汉朝强大以后，给东胡的乌恒、鲜卑提供武器、钱财，雇用他们打匈奴。东胡人以割掉匈奴人的耳朵为凭证向汉朝邀功请赏。有些东胡部落，比如说鲜卑，干脆就不放牧了，转而依靠屠杀匈奴部落的牧民为生——有着这种依靠屠杀本族牧民为生的恶邻，谁受得了？”
　　　　“以步兵为主的农耕民族可以打败游牧民族，但是却很难打出歼灭战，因为在短距离内人腿跑不过马腿。而且，当农耕政权派遗以步兵为主的大军深入草原进行清剿时，尽管农耕政权会为此消耗极为惊人的资源，但如果游牧民族不接战，农耕政权却基本上不可能获得相应的战果。可以说，若不是因为东胡充当了汉朝的雇佣军，匈奴也不至于支持不住进而被迫全族西逃。”
　　　　钱成仍然不服气。“不就是以夷治夷嘛，我在策论里也说过。再说，这同样是武力方面的因素。”
　　　　朱棣摇摇头。“若汉朝武力不强大，之前未能重创匈奴，给东胡再多的钱他们也未必敢招惹草原上的霸主。但是若不是以大量钱财布帛为代价去雇佣，东胡同样不可能无缘无故去屠杀匈奴牧民。说起来，武力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原因都有。但总而言之，迫使匈奴西逃，经济方面的因素却重要些。刚才我就曾说过，秦朝和唐朝都曾重创过游牧民族，但怎么不见受重创的游牧民族西逃？”
　　　　“因此，你可在策论中增加一个论点：朝廷对已归顺的游牧民族区域设立了马市，但一些比较重要的物资一直以来都是受严格控制的。然而为了解决游牧民族对中原的骚扰问题，可对茶马贸易进行适当的改革。”
　　　　“以广宁马市为例，此马市主要面向归顺于大明的朵颜三卫。可令朵颜三卫以鞑靼、瓦刺或者其他不服王化的蛮夷为目标，然后凭人头向马市换取各类票据和大明宝钞。所谓票据，和盐引、茶引相类似。有票据，则可购买相应物资，无票据，即便有钱也不可购买此物资。为了激励朵颜三卫对袭击鞑靼和瓦刺产生充分的兴趣，可适当放松对马市的限制，除茶叶、粮食、陶器、丝绸布帛、珠宝玉石等物资外，还可交易原本严格限制的铁器、铜器甚至直接是兵器——只要他们能够获得相应的票据。”
　　　　“待归顺于大明的游牧民族逐渐演变为专职或者兼职的割头族之后，那么残元势力就只剩下三个选择：要么提心吊胆地活着，每天醒来都庆幸脑袋还在；要么学匈奴一样，举族西迁；要么，就向大明彻底投诚，然后将利刃指向尚未归顺的部落。”
　　　
第六章　三道策论（下）


　　　　听到这里，景秀问道：“毕兄，我有一个疑问。汉朝时虽然将匈奴打得举族西迁，但是北方草原上又兴起了其他的游牧民族取而代之。其中鲜卑是驱赶匈奴西迁最大的功臣，然而百年之后，此獠却成为了五胡乱华的主力之一。此作何解？”
　　　　朱棣沉默片刻，缓缓说道：“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涉及很多方面。”
　　　　“首先，打铁还需自身硬。说一千道一万，若国家军队太过无能，那么自然无法阻止北方蛮族侵略中原。因此，无论对北方游牧民族使用何种策略，保证自身军队的强大却是最根本的前提。”
　　　　“游牧民族之所以要侵扰中原，是因为利益的驱使。而这种利益可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生存的需求，第二类则是为了提高生活品质的需求。”
　　　　“草原上经常会遭受黑灾、白灾。所谓黑灾，是指冬天不下雪或下雪太少，这时因为土壤裸露呈黑色，所以称之为黑灾。冬天下雪太少，来年草原上就会水草不茂，导致大批牲畜饿死。所谓的白灾是指雪灾，这时因为气候于过寒冷会冻死大量牲畜。两种情况均会导致牧民在来年缺乏必要的食物。为了生存，牧民们就会聚集起来南下掠夺。”
　　　　“朵颜三卫等部落既然已经归顺大明，从普通牧民所必需的茶、盐、布、罐等商品到贵族们所热衷的珠宝、丝绸等奢侈品，均可以通过互市获得。若是遭遇黑灾白灾，朝廷还可以对之进行赈灾。因此，如朵颜三卫之类已经归顺朝廷的游牧部落，也就没了侵扰中原的动机。”
　　　　“此外，游牧民族是否处在一个统一的政权领导之下，会决定中原受游牧民族侵扰的程度。若是游牧民族被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政权所统治，那么游牧民族南下时就有可能倾尽全力，这时中原政府想要抵挡就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若是游牧民族各自为政，那么他们哪怕是遭受了黑灾白灾，也有可能去抢夺其他部落的牲畜而不是入侵中原。退一步说，即便某些受灾部落选择抢掠中原，也不可能将所有的战士倾巢而出——因为，他们还必须防备来自草原上其他部落抢劫他们的老巢。”
　　　　“如今大明推行有邑贵族制度，那些归顺大明的部落也就不大可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整体。名义上，附庸需要接受领主的领导，但附庸却拥有相当大的独立自主权。另一方面，男爵以上的爵位必须得到大明帝国发放的认证书方正式生效，再加上未于藩学或国子监就读者，无继承子爵以上爵位的资格，这也就意味着大明能够对草原上大小部落施加更大的影响力了。”
　　　　“以加强自身军力为基本前提，以互市满足游牧民族的物质需求为底线，以有邑贵族制度加强对游牧民族的管理力度为手段，三管齐下之后，应该可以保证鲜卑族的先例不会重演。”
　　　　钱成沉思半晌，然后躬身向朱棣行了一个大礼。
　　　　“受教了。”
　　　　朱棣长期受人三跪九叩。对于钱成地大礼自然是坦然受之。
　　　　周忱见景秀和钱成都得了莫大地好处。早已是心痒难耐。
　　　　“毕兄。你也看看我地策论。”
　　　　既然已经看过景秀和钱成地策论了。朱棣自然不好厚此薄彼。于是接过周忱地策论阅读。
　　　　周忱地策论题目为《论如何实现华夷一家》。其论点主要有五条：
　　　　一、在语言、文字方面。应引导少数民族日常使用官话。学习汉字。
　　　　朱棣点点头。这一点他早就考虑到了。说官话的地区人头税主税只收取一个铜钱，不正是为了引导全国人民都说同样的话吗？另外，朱棣还准备规定一条制度：进士授官之前，必须通过官话考试。官话考试总归比会试要容易得多吧？文人既然能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寒窗苦读，有着这份毅力，显然不会畏惧这为官前的最后一道考试。
　　　　二、在姓氏方面，应大量赐予少数民族汉姓。
　　　　对此，朱棣还拿不定主意。从道理上讲，若是少数民族全都使用汉姓自然更有利于民族融合。但朱棣担心这会变成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一方面，未必所有的少数民族都热衷使用汉姓，若是强制赐姓，没准哪个少数民族会觉得受了污辱；另一方面，汉民族长期的观念都认为赐姓是给予少数民族的恩赐，因此一般只是给地位较高的少数民族首领赐予汉姓。若是对所有的少数民族都赐汉姓，说不定会惹得士林大哗这个，还是以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三、在服饰方面，应引导少数民族穿着汉人的衣服。
　　　　朱棣又点了点头。理论上讲，统一服饰更有助于凝聚力——比如说军队，比如说后世的工厂和学校。虽然这一举措具体实施时或许会有些困难，但朝着这个方向引导总归是不会错的。
　　　　四、在婚姻制度方面，应提倡汉人与少数民族通婚。
　　　　明朝虽然不禁止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但必须事先呈报，不得私自嫁娶，“违者，男女两家抄没入官为奴”。这条规定真的很无聊，既然不禁止，那又何必还要事先呈报呢？麻烦！说起来，朱棣在这一方面早就做出了相应的准备。在《爵位继承法》中，朱棣规定继承人的母亲和配偶为汉人就可额外加分。如此一来，至少可以促使少数民族的首领体内流淌的汉人血液会越来越浓。
　　　　至于说提倡少数民族的平民与汉族通婚提倡任何事务，总得有利益驱动才行。朱棣想了想，竟然很快想出了一个办法，不由大乐。
　　　　五、鼓励少数民族参加科举。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水平较低，别说是进士了，即便是秀才也很难考中。因此，可适当放宽任用少数民族为官的标准。在少数民族生活聚居地，与其任命一名汉人进士去当县令，不如任命一名少数民族出身的举人甚至是秀才。
　　　　对于周忱的最后一条论点，朱棣最为赞赏，因为这是他以前没有想到的。如此一来，不仅能够使改土归流更容易些，还能让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更具向心力。
　　　　见朱棣看完了这篇策论，周忱小心翼翼地问道：“毕兄，你对小弟的策论有无建议？”
　　　　见朱棣点头，周忱狡黠地一笑。“知道了，要下棋赢了你再说来吧。”
　　　　
　　　　朱棣不可置信地看着棋盘，久久不语。
　　　　那五盘令他老羞成怒的棋，在打过小宦官板子后，朱棣早已将之选择性地遗忘了。所以一开始看到周忱和钱成下棋时，朱棣产生了强烈的下棋欲望，其心理状态和独孤求败相似。显而易见，如果独孤求败也和朱棣一样连输三次，心情照样不会好。最后一局尤其令人恼火，居然才走了十五步棋就输了！朱棣本来还打算悔棋的，这个可恶的家伙居然口出狂言说“别浪费时间了，让一个车你也照样输”！！！
　　　　半晌，朱棣叹了口气，说道：“周忱，你的策论写得不错，基本上没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我的建议是，你在提倡汉人与少数民族通婚这一点上写得更详细点。”
　　　　“对于少数民族上层贵族，皇上已经在《爵位继承法》有了相应的政策。凡是生母或配偶为汉人者便可加分，这便可以引导少数民族上层贵族们倾向于与汉人通婚。”
　　　　“但是对于少数民族中的普通民众，当今皇上却没有出台相应的法律规定。你可建议：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者，可免缴三年人头税主税。三年人头税主税说少不少，说多也不多。在少数民族独居地区，这条措施大约不会起什么作用。但是在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地区，想必少数民族百姓和汉人百姓为了节省那几十个铜板会优先考虑与对方通婚，进而可以加速民族融合速度。”
　　　　说完，朱棣怅然站起身，考虑是否应该回皇宫找朱瞻基去下棋以便恢复信心。
　　　　事实上，朱棣在民族政策上还有着更多的考虑。
　　　　在朱棣看来，没有民族政策才是最好的民族政策。将不同的民族区别对待，特别是与汉民族区别对待，不论是对之苛刻还是对之优待，总归会令少数民族每时每刻都意识到自己并非汉人。为此，朱棣考虑过将鞑官鞑兵的收入降低到与同样职位的汉人持平的水平上（注1），只是骤然减少收入会引发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