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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帝-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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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太祖皇帝也曾经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由此可见，皇上允许布衣百姓参与审案完全符合太祖皇帝的治国方略。”
蹇义见朱棣露出赞许的神情，急忙站出来说道：“功勋子弟和秀才倒也罢了，若是让顽钝无知的村夫参与审案，岂不是容易造成冤假错案？”
朱棣此时的心情已经好多了，因此和颜悦色地对蹇义说道：“如果一切是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的话，一般常人的智力就足以判断了。若是案情复杂，常人无法判断，自然应当将案件交给刑部、大理寺、都察院联合组成的三法司会审，最后由朕裁决。这样处理，难道有什么不妥当吗？”
一开始大家还琢磨着应该怎样对杨荣进行反驳，可杨荣扯出了太祖那面大旗，结果众人都绝了反驳的心思。蹇义倒是尝试将不识字的平民百姓剔除出去，可皇上说的道理又没办法辩驳。继续反对显然是不知好歹了。
刚才见皇上脸色沉了下来，几个人心里多少有些惴惴不安。现在见皇上又恢复了和蔼的神情，况且这种思路确实不好反驳，这几位都是人精，谁不会就坡儿打滚下台？
郁新、蹇义等人向朱棣一躬说道：“皇上圣明。”
注1：若合谋犯罪都踊跃出卖同伙，必然可以节省大量刑侦费用。
第十九章 人耕十亩太少（上）
和臣子们在小范围内讨论了役法改革、税法改革和吏治改革的大纲之后，朱棣以为接下来的日子会轻松许多，但事实上却不然。
在朱棣的设想中，那些改革的细则由六部相关官员以及文渊阁学士详细讨论，得出结论后，再将结果报上来。如果细则大致没什么问题朱棣就下旨实施，若是觉得不妥就写上自己的意见，然后让官员们重新讨论。
大约是登基之后表现得太过温和了吧，官员们对朱棣批示的意见并不完全唯命是从，不少经过第二轮讨论的细则仍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遇上第二种情况，朱棣只得将相关官员召进宫一起讨论。
由于观念不同的缘故，朱棣往往需要费很多口舌才能让官员们理解并认同自己的意见。每次说得口干舌燥时，朱棣总有一股喝令侍卫将某个或某些敢于反驳他的官员拖下去痛打二十大板的冲动——最生气的时候，他甚至恨不得将反对者直接从肉体上消失掉。不过，朱棣终究没有这样做。
朱棣如此克制倒不是为了培养民主的土壤，穿越之前他就不觉得民主制度具有绝对的优势，对于这个年代，朱棣更不可能去青睐那绝对不合时宜的民主制度。真正的原因在于，后世一些很好的措施在这个年代确实行不通——陪审团制度就是典型的例子。虽然拥有燕王的记忆，但集思广益毕竟能够少犯错误，因此朱棣只得尽力克制自己的脾气，免得让朝堂上彻底成为一言堂，最终导致自己犯下严重的错误。
另外，朱棣能够成功克制自己的脾气，杨荣在其中多少也有些的功劳。正如历史中所记载的那样，议而不决之时，朱棣的脸色就会变得很难看，于是大臣们便战战兢兢、无所适从。这时，杨荣便大显身手，三言两语便使得“龙颜大悦”。
朱棣最讨厌的就是某些官员根本不讲逻辑，开口闭口只是祖宗成法。杨荣的方法很取巧，那就是引用古人说过的话——古人说过的话实在太多，想要从中找到支持自己的证据实在再容易不过了——虽然从“古人云”中找出反驳的证据也很容易，可问题是每当杨荣举出相应的例子后，朱棣很快就会拍板。冥顽不化的官员们以“祖宗成法”为盾，而杨荣则以“古人云”为矛，到底是矛利还是盾固毕竟不是一时半会可以分辨出的。这时朱棣再打出“皇权”这张王牌，趁势取胜倒也不难。
多次与思想僵化的朝臣辩论之后，朱棣倒是理解了欧洲为什么会打着文艺复兴的幌子发展资本主义思想。封建思想确实很顽固很强大，新思想要取胜只能取巧——若欧洲人不打文艺复兴的幌子，而是直接说思想创新，教会不使用暴力手段制止才怪！
这段时间里总的来说，朱棣是很郁闷的。因为，工作比想象的要多；大臣们的观念普遍都很陈旧；而且，他还必须克制自己的情绪——现在，朱棣终于理解了历史上为什么有些前期还算勤政的皇帝，但后来却变成了怠政的昏君。说实话，做个昏君比做个明君痛快多了。
这段时间里，几乎每次看到臣子们讨论的改革细则与自己所想不符时，朱棣总是会很不高兴。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在确定累进制税率细则时，臣子们的讨论结果是建议以十亩为基准实施累进制税率——这便是中国官场的通病了，什么时候都不会缺少喜欢揣摩圣意的臣子。朱棣说一声搞累进制税率，下面的人就以为朱棣热衷于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于是建议将累进制税率的基准定为十亩。
看到这份与自己原意不符的奏折时，朱棣倒是颇为高兴。他高兴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官员们拍马屁，而是因为这份奏折让他想起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将累进制税率实施的基准设定为一百亩，朱棣是有过充分考虑的。只不过，当时与大臣们讨论时没人质疑将基准定为一百亩是否合适，结果他就忘了说那件与之相关的事。
要说呢，“人耕十亩”是这个时代江南普通农户经营规模的一个大概估计，也就是说，一个拥有十亩地左右的农户家庭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自耕农了。仅从这个角度考虑，将累进制税率的基准定为十亩倒也并非不行。可是如果真的将累进制税率的基准定为十亩，那却有违朱棣的初衷。
如今有官员提出这件事，朱棣自然要顺势向臣子们详细宣传自己的观点。
中国是世界上机械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古代在机械方面有许多发明创造，在动力的利用和机械结构的设计上都有自己的特色。中国劳动人民很早以前已经懂得用牛、马来拉车了。还在奴隶社会的时候，牲畜力己被利用到农业生产方面，当时人们除了利用牲畜驮拉运输外，还利用牲畜来帮助耕田和播种。
在中国古代，一开始是有专用牧场用来牧牛的。《周礼》：“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也就是说，那时候用于种植和用于畜牧的土地面积是大体相同的。
其后，对养活人口能够起更直接作用的种植业在与畜牧业的争斗中渐渐占据了上风，于是用于畜牧的土地面积逐渐缩小，直到牧田基本消失，人们只得改牧牛为放牛。这个时期中国内地的畜牧业基本实行的是谷草轮作，也就是说，在农作物收获之后，利用农隙之地进行放牧或种植牧草，这种办法从先秦到明清实行数千年之久。收后放牧虽然不会对庄稼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但也会影响某些农事的安排，比如说会限制晚稻等后作的发展。因此到了后来，放牛也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縻牛。所谓縻牛，就是将牛拴在一个较为固定的地方食草。
由牧到放，由放到縻，实际上等于养牛的土地越来越少。唐宋之际开始，已有人因无牛而被迫用铁搭代替牛耕。縻牛开始之初，问题还并不十分严重，当时江南一带的耕牛还是比较充裕的。可是进入南宋以后，随着多熟制的盛行，实际用于养牛的土地越来越少。比如南宋初年，长江下游的一些地区还可以通过“大为塍垄，俾牛可牧其上”的方式，提供部分的养牛土地，但到了明朝以后，塍垄上普遍种上了田塍豆，使在田塍上牧牛的基本条件也遭到了破坏。结果，宰杀就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牛只数量的减少随后便成为一种无法阻挡的趋势。农民不养牛，自然就没有牛去拉犁，于是牛耕也就逐渐被人力铁塔所取代。
中国古代的农业长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甚至到了民国初期，中国的亩产仍旧不比已经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美国低。中国在公元前2世纪就发明了多管种子条播机耧车，这种播种系统在效率上至少是欧洲系统的10倍，而换算成收获量的话，则为欧洲的30倍。欧洲第一个真正条播机是杰思罗·塔尔发展起来的。公元1700年后不久，此机便已生产，对其叙述发表于公元1731年。但欧洲的这种及其后那些类型的条播机既昂贵又不可靠。在十八世纪以前，中国在农业生产率方面与西方相比，基本上前者相当于“发达国家”，而后方则是“发展中国家”。同后世一样，形成这种巨大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科技上的差异。
遗憾的是，当塍垄上普遍种上了田塍豆，导致牲畜业进一步萎缩之后，中国的种植业便开始了倒退。尽管从养活的人口来看，明清时期的农业仍有发展。以单产而言，十七世纪时中国每公顷耕地的大米产量已达到2。3公吨，这是现代以前农业技术理论上的最高产量。然而令人沮丧的是，土地的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劳动生产率却在下降。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便在于人耕取代了牛耕。
由于一牛可抵七到十人之力，因此少一头牛就相应地要补充七到十个劳力，这便导致农村对劳动力有着非常旺盛的需求。而人口的增加则反过来又压迫畜牧业的生存空间，导致牛力愈加缺乏，于是以人力代替牛力更加盛行，然后便是新一轮的对更多劳动力的需求这种恶性循环，除非爆发旷日持久的全面性战争或是类似欧洲黑死病的瘟疫，否则几乎不可能中止。
朱棣自然不会傻到脱离实际地去期望让这个时代的农业能够跑步进入机械化大生产阶段，但他也绝不能容忍“人力取代畜力”的历史倒退。
从自然规律讲，只要地多人少，那么牲畜业自然会慢慢恢复元气，进而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毕竟，中等之牛日可犁田十亩，一牛可抵七至十人之力，耕耘多用牛功，既省费，也省功。然而朱棣觉得仅仅依靠开展殖民活动来保障人均拥有足够的农田还不够，他决定充分利用行政手段来鼓励农民养牛。
第十九章 人耕十亩太少（下）
朱棣没有接受那名官员关于“以十亩之限作为累进制税率的基准”的建议，而是新增了一个税种：五十亩以上者，每亩额外征收十文“无牛税”，养牛一头，免征五十亩田的“无牛税”。
对于这个新增税种，大臣们大多持谨慎欢迎的态度。毕竟，无论是士大夫还是乡绅普遍都是崇本抑末的保守心理或者所谓的儒家观念，也就是说，农业在他们的心目中总是放在第一位的。
虽说这个新增的税种会给“有田五十亩以上但无牛”的家庭增加负担，但对于家境较好的所谓“上农”来说，他们有能力维持少量的耕畜，采取牛耕对他们实际上是有利的。而且，由于一牛可抵七至十人之力，一旦耕牛增加，那么单位面积上土地承载的人口就会减少（由于崇尚崇本抑末的保守思想以及朱棣之前颁布的移民政策，士大夫和乡绅们会忽略人口向手工业和商业流动的可能），于是人均粮食的拥有量也会增加。这样，一旦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在有着充足存粮的前提下，灾民被饿死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少。再退一步说，即便灾情太过严重，当地存粮和国家救济均无法满足当地灾民的最低生存保障，那么还有耕牛可以作为食物——至少可以减少易子而食的现象。
总而言之，“无牛税”的推出可以增加人均粮食拥有量。对于这一点，明朝的官员自然非常欢迎。
除此之外，推出“无牛税”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
累进制税率所造成的额外赋税无法避免，“无牛税”却很容易规避。为了规避“无牛税”，田产较多的富户就必然会养较多的牛，于是大量耕牛的饲养就会形成一个问题。
由于人口压力的增加，从唐宋时期开始就出现了多种土地利用形式，将一切可以利用的土地都尽可能地开垦出来进行粮食种植，甚至连山区也因为梯田的开发，使得一些地方竟然达到了“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的地步。古今中外，尽管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会出现短暂的回潮，但总的趋势还是牧地让位于农田。因此，纯粹的退耕还牧是不用考虑的，富户们多半还是会选择以“谷草轮作”的方式养牛。
在朱棣看来，以“谷草轮作”的方式养牛也行，但还不够好。朱棣并非农业专家，他只是凭感觉认为这个时代最好的方式应该是所谓的“诺福克轮作制”。这种四圃制是以小麦、芜菁、大麦和三叶草轮番种植。它的理论基础是种过三叶草的地方小麦生长得更好，种过小麦的地方芜菁生长得更好，种过芜菁的地方大麦生长得更好，种过大麦的地方三叶草生长得更好。
用这样的循环方式，不仅使休闲的频率降低，还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芜菁和三叶草增加单位面积的载畜量的同时，也就增加了肥料的供应。畜肥是这个时代主要的肥料，畜肥量的增加，可以提高土壤肥力和谷物的产量。除此之外，芜菁和三叶草还可以直接地作用于土壤。芜菁和中耕结合在一起可以取得抑草作物的作用，三叶草做为一种固氮的豆科作物，可以增加粮食作物所必需的营养供应，对于提高谷物的产量起到重要的作用
只可惜芜菁和三叶草的原产地在欧洲，目前中国到底引进了没有还无法确定。不过，中国的劳动人民极具智慧，只要知道了原理，即便没有芜菁和三叶草，也必然会找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相应植物，进而发明中国式四圃制轮作法。只是朱棣不能肯定“中国式四圃轮作法”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发明出来，因此只能先将四圃轮作制放一放了。
退而求其次，朱棣准备在没有更好的方法前先劝导富户们采取二圃式轮种法。所谓二圃式轮种法就是以二分之一的土地播种农作物，另外二分之一则为休闲地。采用二圃式轮种法的好处显而易见，那就可以在休闲地放养牛羊猪等牲畜，一方面可以使土地获得更多的肥料，使得这片土地在下一年度作为农田生产时能够达到更高的产量，另一方面，富户们还可以获得放牧的收益。在土地足够多而人力较贵（实施新的人头税政策之后，相信一段时间之后劳动力缺乏的问题就会凸显出来）的前提下，显然二圃式轮种法比单纯地种植农作物更加有利。既然人性是趋利避害的，那么朱棣自然也就不需要用行政手段粗暴干涉农民改变现有的种植方式，只需要一丁点提示也就够了。
朱棣并没有海瑞式的仇富心理，因此对于富户能够获得更多收益乐见其成。更令朱棣期待的，则是大明子民饮食结构的改善——富户们获得放牧收益的同时，普通民众自然也拥有了更多更便宜的肉食来源。在原来的平等空间里，由于畜牧业的萎缩，用于耕地的畜力尚且不足，用于肉食的牲畜自然更少了。明清时期，英国的农民以及劳工等低层阶级的人平时可以吃到肥腊肉、肥咸肉、干奶酪以及粗面包，平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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