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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无痕:中国留苏群体纪实-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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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大学非常重视低年级学生的基础教育。
众多的博士、教授活跃在大学低年级的讲台上，为学生们讲授基础课程。在为低年级授课的教员中，也经常可以见到加盟共和国科学院、甚至全苏科学院院士的身影。他们传授的不仅仅是科学知识，更是严谨的治学方法；他们的大师风范和言传身教，对于学生科学观、方法论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毕业于列宁格勒森林工程学院的田裕钊＇U27＇教授向我回忆起他所仰慕的一位教授：
“我上大学时，高等数学是由著名的数学家米特罗波尔斯基授课。为了激发学生对概率、概率推理、概率逻辑的兴趣，培养严格的科学态度、学会研究方法，他把一些男同学编成小组，分别到公共澡堂中，对刚刚洗完澡的男人，基于他制作的统计表，进行全身各要素的测量。除了身高、体重、腰围、手指长度等基本数据外，凡是能够在人体上丈量、可以客观记录的身体器官部分的数值，都要测定登记。学生一代换一代，但这种丈量测定的工作一直没有间断。
他指导的研究小组，根据概率论中的切比雪夫一般性的大数法则，进行了不间断地统计学分析，饶有趣味地发现了许多“相关”，证明在某种人群中相关的概率。这项研究结果后来得到了公安机关的重视。据说只要知道了某一根手指的某一骨节的长度，就可能根据统计概率推断得出身体另外部分的值，从而对破案有所帮助。在与他并肩工作的过程中，学生们亲身体会了如何发掘数据、如何认识事物、如何持之以恒、如何发现规律的研究方法。在和他一起完成这项工作的学生中，后来出了好几位大科学家。”
苏联教授们不仅具有扎实的学术功底，更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此，钱凌白深有感触：
“在我所就读的列宁格勒造船学院，有很多老师是当时非常著名的设计专家。他们不仅从事教学，同时还在国家的设计局、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而且很多人都具有独到的学术见解。因此，他们讲课时决不是照本宣科，而是能够充分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传授的知识也具有极强的实用性。”
马春途对他的几位苏联老师至今津津乐道：
“克雷洛夫少将是教我们概率论的教授。他结合莫斯科防空作战的实例，讲述概率论在空军作战中的应用。莫斯科防空战是二战中城市防空作战最成功的战例。而克雷洛夫本人作为苏联概率论研究的顶级专家，当时正是受命参与城市布防的设计。他运用概率论的知识，计算出敌人为了实现理想的轰炸效果，会调用多少架飞机，而我方应当如何布防地面防空炮火，以实现最好的打击效果。实际作战的结果，证实了他的理论的正确性。一门看似枯燥的概率论，由于有了实际、精彩的案例，听得我们如醉如痴。
第八章 润物无声（3）
还有一位老师，曾是苏联空军战斗英雄，退役后进入苏联红旗空军学院学习并任教。他开了一门课，叫做‘飞机机动学’。这门课讲的是在敌我双方战斗机高速相对运动过程中，如何通过速度、高度的变换，占据最有利的战术位置。这里涉及到许多复杂的数学、力学的运算。这是很独特的学科，完全建立在教授本人的实战经验和理论升华的基础上。直到现在，我在国内外的各种空军教材中，都没有发现类似的内容。”
苏联老师不仅自身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日常教学的过程中，也极力要求学生们重视实践，关注细节。对于苏联老师在这方面的严格要求，学习应用科学的中国留学生都有很深刻的体会。
王邻孟＇U28＇给我讲了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
“有一位教我们农业机械化的老师，他的实践能力很强。到新开发的生荒地支援夏收时，生产队的机械坏了，他自己都能够动手修理。考试时，他会经常跳出书本，问一些需要在实习的过程中用心观察才能发现的问题。记得有一次，他问一名学生，联合收割机割下的草从上面走还是从下面走，那个同学答不上来。他就要求那个学生马上出去找一台机器观察。”
研究生专业最低考试的过程令陈国藩终身难忘。
在流利地回答了若干问题后，导师突然问道：“请你告诉我，各种吊机的司机室位置都在哪儿？”面对这样一个实际问题，陈国藩一下子懵了。
在国内多年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自己一直是与书本打交道，几乎没有去过施工现场。导师只是通过一个问题，便发现了他缺乏实践经验的缺陷。
针对这一情况，导师特地为陈国藩安排了大量的实习。在喀山桥梁施工现场的漫天大雪中，陈国藩穿着欤B鞋，滑着雪橇穿行于住所和工地之间，终于补上了这一课。
陈国藩感叹道：
“师从于这样的导师，心中怎么可能容得下半点浮躁和虚伪呢？苏联很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这也正是我国教育的薄弱之处。”
张开华则是通过“大跃进”时的一件小事，领教了苏联学者的“较真”：
“大跃进期间，国内有的地方放出了亩产万斤小麦的 ‘卫星’，报纸上还出现了小孩子端坐在密密匝匝的谷穗上的照片。我们留学生们欢欣鼓舞，拿着照片向老师炫耀。
一位乌克兰农学院的老师认为不可思议，他来到基辅工学院找我们了解一亩地相当于多少公顷。在详细了解了一些细节后，他摇摇头说：‘这不可能吧？这种密植的结果是完全不透风啊？’我们也不太懂农业知识，无法说服他。没想到，他真的到自己家的田里，按照我们报纸上公布的耕作方法，搞了一小块试验田。不久，他又找到我们，生气地说道：‘你们的数据严重失实。中国人不诚实，这样下去对你们是不好的。’”
在苏联教师所具有的诸多优良品质中，“敬业”也成为中国留学生屡屡称道的一点。
一位学长回忆道：
“有一天早晨醒来，我看到窗外下着大雪，树枝都被压断了。同室的苏联同学说不会有人去上课了。作为一个中国学生，我是不会因为天气而缺课的。我和另一个中国同学顶着刺骨的寒风，踏着齐膝深的积雪赶到教室。铃声响过，教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中国学生，和一位苏联学生。正当我们议论老师是否会来的时候，教授带着一身的雪花和寒气闯了进来。他一边抖落身上的积雪，一边为因交通受阻而道歉。他显然没有因为只有我们三个学生而失望。他为我们三个人讲了一节课，一如往常的生动和深刻。这无疑是我留学期间听得最入神、印象最深刻的一节课。”48
对此，我深有同感。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前，苏联高校教师的待遇颇高，住房条件优越，很多人还买了小汽车。九十年代初，社会变革到了最痛苦的阶段。大学教师们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有时甚至连工资都开不出来，以至于要在郊外种些土豆、蔬菜养家糊口。
第八章 润物无声（4）
尽管如此，学院里课程仍然正常进行，教学质量也没有明显的下降。在课堂上，老师有时会情不自禁地引发对时局的感慨。可是三两句抱怨之后，他们总会挥挥手说道：“算了，不说了，我们继续。”
或许，就在上课之前，他还在为生计忧虑；或许，就在下课之后，他又要奔向兼职的岗位，为第二天的面包奔波。可是就在这里，在课堂上，他就是知识王国里至尊的国王。在这里，他可以暂时忘却现实生活的压力，全身心投入于科学研究的乐趣中。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超然物我的乐观主义的存在，前苏联的科学巨树才得以保留下高贵的血脉，并且在经历了最严酷的季节后，重新萌发出新的枝干。
然而，最令中国留学生们景仰的，是苏联知识分子捍卫科学真理、不迎合世俗与政治淫威的高贵品格。
马春途回忆道：
“我对一位讲授苏联军事历史的叫做季莫霍维奇的教授怀有很高的敬意。
苏共二十大以后，斯大林的地位一落千丈。可是在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时候，他还是客观评价斯大林在指挥战争中的功绩。有些东欧国家的学生在课堂上提出：‘斯大林已经被打倒了，他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现在还适宜再提吗？’季莫霍维奇教授当场正色道：‘我讲的是历史，历史是不能随意篡改的’。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我一直牢记到现在。”
曾在列宁格勒森林工程学院学习的刘恕向我讲述了一位名叫达尔曼的老师的故事。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苏联在生物遗传学领域存在着两大学派。一派以米丘林为代表，认为动植物的遗传性是随着环境的变化逐步获得的；另一派则信奉美国学者摩尔根的基因突变观点，被称为基因派。基因学说的最终胜利，已经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但是在当时，由于认识工具的局限性，基因学说还仅仅是一种假说。两个学派的学术争论非常激烈。
针对某个事物不同观点的交流和辩论，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本来是件好事，有助于认识的深化。可是在五十年代初，时任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的李森科代表主流意识形态表态：米丘林学派是唯物主义的，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基因学说是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的产物，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因而是反动的。本应是学术领域内的一场辩论，却随着意识形态的介入而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一夜之间，基因理论被视为异端邪说，信奉基因理论的学者们被打入冷宫，有的甚至被流放。
然而，就在肃杀的政治风暴中，仍然有一些坚持自己的科学信念的人不肯屈服。达尔曼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每次给学生上课，他都把官方的教材丢在一边，从头至尾详细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通过两种理论的比照，学生们获益非浅。
达尔曼迎来了自己的第三次博士论文答辩。
前两次答辩，他都是因为坚持自己的观点失败了。在当时的苏联，一位副博士只有三次博士论文答辩的机会。如果第三次失败，将此生与博士头衔无缘，也就意味着永远无法成为教授，永远无法获得科研带头人的资格和学术地位的升迁。
这是达尔曼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在课堂上，他平静地对学生们说：“有人已经给我打过招呼，如果这次我不再坚持自己的信仰，就能够抓住最后一次机会；否则，等待我的将是永远的失败。”
答辩那天，全校所有的学生都来了。答辩举行地图书馆大厅座无虚席，连窗台上都挤满了人。学生们打心里钦佩、敬重这位学者，大家都在为他提着一颗心。这将是他职业生涯的十字路口。他会屈服吗？
达尔曼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了，因此讲的格外细致、缜密。尽管很多同学已经不止一次听过他的课，可是这次还是听得如醉如痴。
精彩的陈述结束了。
等待达尔曼的，是观众如潮的掌声和评审团成员铁青的面孔。
第八章 润物无声（5）
零票赞成，他第三次失败了。
刘恕至今记得答辩结束后达尔曼夹着陈旧的文件包，从大门走出的孤独的背影，但是，他坚持真理、不肯随波逐流的高贵人格，却永远烙刻在年轻人的心中
讲完达尔曼老师的故事，刘恕突然问我：
“你觉得，我们留学苏联，究竟学到了什么？”
这确是一个看似简单，却耐人寻味的话题。
是扎实的基础知识吗？
无疑，五六十年代的留苏学子是幸运的。苏联雄厚的师资、先进的教学仪器设备、醇厚务实的学风，使得他们比国内的同龄人获得了更优越的教育条件。
是成熟的工作技能吗？
这是无可辩驳的。苏联的教育体系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几乎所有的专业设置都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有着密切的关联关系。因此，青年人一进入校园，就会有意被培养成为某一方面的专门人才，毕业后可以马上投入到生产、科研的一线，迅速成长为该领域的专家。
“这远远不是全部”，刘恕说道，“是教会我们做人的道理。”
我忽然有了顿悟的感觉。
是的，这才是我们留学苏联的最大收获。
没有冗长的说教，没有枯燥的理论，就在润物细无声般的潜移默化中，学子们领悟了什么是科学家的品格，什么是科学的光辉。
与知识和技能相比，来自苏联的师长们所表现出的尊重科学、追求真理、不肯随波逐流的高贵人格，才是我们继承的最大财富。
第九章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1）
异乡亲人
自东向西静静流淌的莫斯科河，在流经莫斯科中心的时候，受地势的阻挡，忽然向南转了一个圆润丰满的大弯。河水如一条温柔的臂弯，呵护着怀抱中精致的克里姆林宫。
与克里姆林宫隔河相望，是地势高峻的列宁山。
对于万千留苏学子来说，列宁山具有不可抗拒的巨大吸引力——不仅因为这里坐落着举世闻名的莫斯科大学，更是因为这里有着学子们在异国他乡的亲人——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
1951年10月，时任我国驻苏联大使的张闻天同志向国内呼吁：
“为搞好留学生的工作，急需在大使馆内部设立公开的专管留学生的部门。这一部门应有三个干部，务请教育部或组织部派一位较强的专管留学生的干部来，并随带两名助手。这一部门的设立，不仅对管理留学生的工作是必要的，而且对于我国教育部研究苏联高等教育情况及其经验来说，也是最有效而实际的办法，对改进国内高等教育及将来派遣留学生工作，是有帮助的，对中央人事部了解留学生干部及将来适当分配他们的工作，也有好处的”49
1953年，刚过而立之年的李滔＇U29＇，作为教育部派出的留学生管理干部，踏入了中国驻苏使馆的大门。李滔在教育参赞、留学生管理处主任、留学生党委书记的岗位上工作了整整八年。八个寒来暑往，他迎来一批批的学子，送走了一批批栋梁之材。李滔见证了留苏教育历史最重要的阶段，他也因为正直的人格和热情的工作作风获得了广大留学生的由衷尊敬。
除了国内专门派遣的留学生管理干部外，使馆还从留学生中物色部分品学兼优的学生，从事辅助工作。
我曾拜访过的陈先玉老人，就经历了从学生到管理干部的转变。
1955年7月，大学二年级刚毕业的陈先玉，突然被调到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工作。这一年有一千七百余名留学生赴苏，急待落实学校、专业等事宜。使馆决定调他到使馆任三秘，负责留学生的派遣、分配、调换学校和专业等具体对外交涉事宜。考虑到陈先玉的学业尚未结束，使馆就两种解决方案征求他的意见：一是终止学业专职工作，二是转夜校系继续攻读原专业。陈先玉选择了半工半读。
从此，陈先玉白天在使馆工作，晚上还要去学校参加夜校的学习。三年以后，陈先玉以全优的成绩大学毕业，从此成了一名专职留学生管理工作人员，一共干了六年半。
曾任外交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的钱其琛同志，也是于1955年在苏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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