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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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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到达西贡之后，事件开始像瀑布一样接踵而来。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于次日收到了它，随即召开了一个会议，商讨如何组织这次政变。他做出决定，美国官方将不露面，而是由中央情报局的工作站来负责这次行动，它已经接到指示，受命于大使的指挥。按照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理解，八月二十四日的电报指示他，发动一次行动，将吴庭艳从南越领袖的座位上赶下去。
当时，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接任他的工作仅仅两天时间。他曾是一位共和党的参议员，并是副总统的候选人。在这一困难重重、险象环生的外交使命中，他能不顾党派之间的分歧，在其马萨诸塞政治宿敌的政府中忠心工作，这使我对他敬佩不已。但是，我仍然认为，他过于高傲、自负，甚至有些刚愎自用。
在尚未抵达西贡之时，他已声称，他将政府惨无人道地镇压其人民的行动，视为一种可耻的举动，并特意列举了对于佛教徒的残酷镇压。有关吴庭艳与北越人秘密接触，企图使其国家脱离美国走向中立的谣传，似乎也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感到心烦意乱。电报到达之后，他的理解与电文作者的意图不谋而合：这是一道约翰·F·肯尼迪总统下达的命令，旨在策动南越军界人物发动一场军事政变（事实上，如上所述，电文并没有准确地告诉他这样做）。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发布了紧急的指令，中央情报局工作站的首领立即派出了特工人员，与西贡的陈天谦（音译）将军和波来古的阮庆将军接触。他们对这些将军们说，吴庭儒和其手下的人必须被清除掉，而吴庭艳的去留则可由他们来决定。
与此同时，在华盛顿，我们的动作则是迟缓的，我们仍在争论，是否应策动一场军事政变来打击吴庭艳。争论并不是一场鹰派与鸽派之间的交锋，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南越政治稳定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取得这种稳定性。这场争论持续了长达几个月之久，始终没有公开。令人奇怪的是，尽管，在西贡的记者人员连篇累牍地发回了指责吴庭艳的消息，并不断地分析政府对越南的政策，而华盛顿的记者们却从未披露过我们的争论。
约翰·F·肯尼迪对新闻媒介极为敏感，这是他与其前任们显著不同的差别之一。他喜欢那些新闻记者们，并十分欣赏他们那些坦率、富于想象、颇具刺激性的想法，甚至，有时也包括一些不太雅的幽默。他敬佩他们的智商和学识，并认为，他应该对此给予重视。由于他意识到这些人在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故他非常希望能影响他们。
八月二十六日，在一次白宫的会议上，约翰·F·肯尼迪总统谈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对寺院袭击的新闻报道。这是那份电报发出后的第一次白宫会议。他说，他认为，尽管吴庭艳和吴庭儒的某些做法的确令人憎恶，但是，他们也按照我们的意愿做了大量的事情，这是不容抹杀的。因此，我们不应当仅仅因为“新闻媒介的压力，”就决定消除他们。马克斯威尔·泰勒说，他反对进行军事政变。他指出，南越在吴庭艳倒台后，军队将会分裂，而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考虑，选择军队的首脑担任国家的领袖。
然后，我将话题转移到洛奇大使身上，他到西贡的时间太短了，只与吴庭艳和吴庭儒进行过礼节性的会见。我提出了两个基本的问题：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应该向吴庭艳谈论的事情是，如果我们“允许”他继续掌权的话，我们希望他做些什么，以及，为了使他接受我们的要求，我们所应运用的强硬手法或拉拢方法。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认为，谁是取代吴庭艳的最佳人选，同时应指出，如果我们袖手旁观，让一位软弱的人占据了总统的席位，那么，“我们将会陷入真正的麻烦之中”。
上述两个问题的讨论，并未得出明确的答案，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也未收到要求他会见吴庭艳的指示。
小罗杰·希尔斯曼强调立即行动的急迫性，但是，总统回答他说，他将于次日举行另一次会议，并要求前驻越大使小弗雷德里克·E·诺尔廷出席会议。小罗杰·希尔斯曼并不喜欢此举，他抱怨说，小弗雷德里克·E·诺尔廷的看法并不明朗，并且，对形势的看法已掺入了个人的感情。总统则尖刻地答道：“这可能也是符合逻辑的。”
八月二十七日的会议上，首先，由中央情报局的越南问题专家威廉·E·科尔比做报告，他叙述道，西贡的局势平静，骚乱并没有波及到农村地区。在回答总统的问题时，海军陆战队少将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小维克托·H·克鲁拉克说，在对越共展开的军事进攻方面，内部动乱造成的影响已经大大减小，南越的军事力量和军事能力并未出现明显的减弱。迪安·腊斯克特别提到，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仍然必须就越南的问题与吴庭艳和吴庭儒进行谈话。小弗雷德里克·E·诺尔廷对马克斯威尔·泰勒前一天的判断表示赞同，即，在那些南越的将军中，无人具有进行统一和担任领袖的真正能力。
听取了这些意见之后，总统说，他还没有看出有发动军事政变的必要性，除非它已表现出胜券在握的迹象。他又问道，南越的军方人士中有适当的人选吗？小弗雷德里克 ·E·诺尔廷回答说，他未发现这样的人选，但是，他认为，既然中央情报局已经放出了去除吴庭艳和吴庭儒的消息，这样的人物可能会出现的。
总统说，我们还没有走到必须立即进行政变的地步。我提出建议，我们可以要求西贡的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保罗·D·哈金斯上将做出估价，让他们判断一下军事政变是否可能成功。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告诉中央情报局，让他们不要理睬南越的将军们。这又招来了小罗杰·希尔斯曼的不满。他声言，我们等待的时间越长，除掉吴庭艳就会越困难。总统并没理睬他的意见，问马克斯威尔·泰勒道，保罗·D·哈金斯对政变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马克斯威尔·泰勒回答道，还无人问过他这个问题。结束会议时，总统指示向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保罗·D·哈金斯发电，询问他们对推进还是停止行动上，持有何种观点。
我们的审议进行的越来越急迫了。在随后的一天——八月二十八日——我们于中午和晚上两次与总统举行了会议。在中午的会议中，我提议我们必须做出决定，是否我们将希望南越军方将领颠覆吴庭艳和吴庭儒的政权。乔治·鲍尔认为，除了支持政变之外，我们已无其它的选择。对此，我回答说，我们并不能按照事物发展的惯性来被动的前进。总统赞同地说道，我们绝不能仅仅因为事情已经走得很远了，就一味前进。
小弗雷德里克·E·诺尔廷对于除掉吴庭艳的动议，表示了极大的疑虑。他说，我们并不能以为，一个新政府就能更好地应付局面，或者说，能为战争的进行提供更坚实的基础。乔治·鲍尔对此持有异议，争辩说，我们绝不可能在吴庭艳掌握政权的情况下赢得战争，因此，抛弃他是必然的结果。W·埃夫里尔·哈里曼也附和地说道，我们已经失去了在越南战斗中的优势，并且，如果军事政变不出现，我们将必须打道回府了。小罗杰·希尔斯曼也补充道，现在，将军们的行动已无法阻止了。
然后，小弗雷德里克·E·诺尔廷再次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以前我们也曾提出过这一问题，但从未充分地讨论和回答它。倘若军事政变获得了成功，南越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形势？小罗杰·希尔斯曼也不得不承认，一旦那些将军们控制了局面，他们究竟会如何治理这个国家？对此，我们仍然一无所知。小弗雷德里克·E·诺尔廷则认为，只有吴庭艳能够将这个破碎的国家统一起来。
意见的分歧如此之大，总统要求我们再次开会的决定显然是极为自然的了，我们将于当日晚间再次参加会议。
下午六时，会议再度开始。总统先会见了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然后，又召集大家一起开会。他命令向西贡发出三条电文：一条是马克斯威尔·泰勒发给保罗·D·哈金斯上将的，要求他就形势和南越将军们的计划，做出自己的估价。第二条是总统发给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也是要求他做出自己的估价。第三条电文是发给他们俩人的，向他们报告了我们中午的讨论情况，并且清楚地告诉他们，约翰·F·肯尼迪要求他们对应该如何行动上，提供个人的看法——并不是让他们就猜想华盛顿有可能做出的决定而做出反应。
第二天，当我与迪安·腊斯克再度碰面时，他已收到了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保罗·D·哈金斯的回答。他们一致认为，在吴庭艳掌权的情况下，战争是无法取得胜利的。但是，保罗·D·哈金斯试图要砍断吴庭儒和吴庭艳之间的关系，小弗雷德里克· E·诺尔廷也对此举颇为欣赏，他建议“对吴庭艳做出最后的努力。”迪安·腊斯克敦促我们做出决定，是否指示保罗·D·哈金斯支持中央情报局去策动南越的军队首领们。总统则询问，对于目前的行动方针，是否有人持保留意见。
我发表了我的意见。我建议，我们要求保罗·D·哈金斯去说服吴庭艳除掉他的兄弟。罗斯韦尔·L·吉尔帕特里克同意我的观点。我在解释我的观点时说：“我根本看不到另一位好的人选，军队的将领们正在考虑一个政变后的军政府，然而，就我对他们的了解而言——我认为，我对他们了如指掌——他们根本就没有长期运转政府的能力。”
麦乔治·邦迪重复了约翰·A·麦科恩的观点，他认为，我们应该再次努力说服吴庭儒离开现职。小弗雷德里克·E·诺尔廷指出，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仍然没有与吴庭艳进行实质性的谈话。他言之未尽之处——但我能推测到——是，小亨利·卡伯特· 洛奇并无会见的打算，而其在国务院的上级也并未下达指令，要求他安排这样的谈话。
总统批准向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发出一份电报，电文谈到了两件事情：保罗·D ·哈金斯应该向南越的将军们说明，中央情报局透露的消息代表了美国的政策，但是，美国必须知道，在将军们采取特殊的行动之前，他们的计划是什么；对吴庭艳最终将如何处理，目前还尚无定论。
总统仍然心有疑虑，为了表明此点，他、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同意，给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电报应该附上第二份电文——政府中的其他人均未看过这份电文。在这份秘密的电文中，总统告诉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按照宪法赋予总统和总司令的责任，我希望向你说几句话：直到南越将军们开始行动的最后关头，我必须保留改变方针和撤销以前指示的应急权利。”他接着说，“由于充分考虑到这一撤销所造成的后果，我知道，依据我的经验来看，相对于优柔寡断而言，这将会招致更为致命的失败。对于这样的改变及其后果，我将理所当然地承担全部的责任。”
八月三十一日，会议在迪安·腊斯克的会议室再次进行，事情变得非常清楚，其他人也与约翰·F·肯尼迪总统一样，对事情的进行存有疑虑。迪安·腊斯克在开始议论时说道，我们的思路似乎整整兜了一圈，又转回到原来的姿态上，即表现美国支持军事政变的那份八月二十四日电报之前的状态。
他主张，我们必须让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告诉吴庭艳，他的镇压已威胁到美国对他的继续支持，并提议，我们应向驻越大使询问，让他谈谈，在有关佛教人士的安全和吴庭儒夫人的去留问题上，吴庭艳可能会做出哪些退让。我完全赞同这些观点，并强调道，必须再次建立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保罗·D·哈金斯和南越政府之间的联系。十分明显，明智的做法是，在八月二十四日电报之前而不是以后来完成这些工作。然而，会议并没有对我的观点做进一步的探讨，就结束了，也未对洛奇和他的同事发出指示去指导他们如何行动。
正是在这一混乱的局面中，九月二日，CBS电视台将它的晚间新闻从十五分钟延长到三十分钟，播放了沃尔特·克朗凯特采访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画面，地点是海恩尼斯海港他住宅的院子里。沃尔特·克朗凯特说：“总统先生，目前，我们唯一卷入热战的地区，无疑是越南了，并且，十分明显，我们在那里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总统答道：“我并不这样认为，如果（南越）政府不做出巨大的努力，不能赢得广泛的支持，那里的战争就不会胜利。从根本上说，这是他们的战争。只有他们才是战争的胜利者或失败者。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可以给他们提供装备，可以派出我们的人员作为顾问前往那里，但是，他们必须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在这场越南人民反共产党人（特意强调此点）所有我们所做的事情只是提供援助，这一点是务必要明确的。但是，我也不能同意我们应该撤离的那些说法，撤离将是完全错误的。”
总统的意思显然极为清楚，他坚信，只有南越人才能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毫无疑问，他也绝没有流露出任何要派出美军战斗部队的迹象，既无打算用美军部队去加强南越军队的实力，也无以美军去取代他们的意图（吴庭艳也并未透露出任何迹象，显示他欢迎这样的行动）。
之所以我在此引用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这些话语，是因为我认为，就美国在这场战争所扮演的角色而言，这些话语反映了他深思熟虑之后的结论。
在九月三日的会议上，总统推测性地指出，法国在越南追求的目标，正是其邻国老挝在最近的国际性谈判中获得的东西——中立化，这涉及三个敌对势力集团之间的联合。但是，他确信，中立化在老挝是不会顺利进行的，同样，对于其邻国是否能顺利实现这一目标，他也抱以极大的怀疑。然而，无论是那时还是以后的任何时间里，我们都从未认真地探讨过，一个中立的南越——倘若这能取得成功的话——究竟可以在地缘政治上给美国带来何种影响。形成这一做法的原因是，我们认为，南越绝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中立，它将会落入北越的控制之中，而其结果则只能是，导致了艾森豪威尔所展望的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对于中立化的选择甚至没有进行过起码的探索，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如果当时有一位像戴高乐一样的社会活动家来倡议此事，那么，他至少会使我对此事认真地看两眼。然而，我们所处的位置涉及众多的关系，要想调和它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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