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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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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期间，显而易见，越南共产主义者的运动与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亚 ＇ 译者注：马来亚是马来西亚西部的地区，一九六三年成为马来西亚的组成部分 ＇ 和菲律宾的游击队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相互关系。因此，我们并没有将这些活动视为民族运动——就像以后他们表现的主流那样——而是将它们视为共产党人为在亚洲建立自己统治而进行的统一行动。正是按照这一逻辑，杜鲁门总统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将胡志明称为“印度支那国家民族独立中不共戴天的仇敌。”
我还知道，艾森豪威尔政府全盘继承了杜鲁门政府的观点，即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的胜利将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尽管，它明显并不情愿将美国的军事力量派遣到这一地区，但有关共产党人在该地区造成威胁的警告则不绝于耳。一九五四年四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表了他著名的预见，如果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人手中，其它东南亚国家也会“紧随其后的，”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他接着说道，“这种损失将极有可能给自由世界带来难以估量的后果。”这一年，我们从法国人手中接过了责任，承担了保护越南一九五四年分界线以南部分的义务。我们也开始就东南亚条约进行磋商，有条件地承诺了对印度支那的保护。并且，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一年，我们将七十多亿美元投入了南越，以增强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
最后，我还意识到，在担任参议员之时，约翰·F·肯尼迪就对艾森豪威尔关于东南亚的观点作出过积极的反响。“越南是自由世界在东南亚的一块基石，”一九五六年他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道，“它是我们的子孙，我们绝不能抛弃它，我们不能无视它的需要。”在担任国防部长之后，两方面事态的发展强化了我考虑越南问题的思路：古巴与苏联之间关系的日益密切，和苏联在柏林进行的新挑衅。两者似乎都标志着共产党人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按照这一思路来考虑问题，在越南加强美国的势力就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了，因为，越南的丧失以及其后的多米诺现象，极有可能使我们失去整个东南亚。
然而，我对东亚问题仍然所知甚少。我从未去过印度支那半岛，也不懂得那里的历史、语言、文化和价值观念。就不同的程度而言，许多人在这方面与我完全相同，这包括约翰·F·肯尼迪总统、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乔治·邦迪、军事顾问马克斯威尔·泰勒，以及许多其他人。当面临越南问题时，我们这些决策者竟然发现，那是一块鲜为人知的土地。
更为糟糕的是，我们的政府也缺乏专家来提供咨询，以弥补我们在这方面的无知。一九六一年柏林危机出现之时，以及一九六二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约翰·F·肯尼迪总统都能求助于卢埃林·汤普森、查尔斯·波伦和乔治·F·凯南等高层人士，他们对苏联有极深的了解。然而，无论在五角大楼还是在国务院，高层官员中却无人对东南亚有像样的了解。据我所知，五角大楼中仅有一名军官，参与过那一地区镇压暴乱的行动 ——中校爱德华·兰斯代尔，他曾担任过菲律宾拉蒙·麦格赛赛和南越吴庭艳的顾问。但是，爱德华·兰斯代尔的职位相对较低，在地缘政治学的知识方面也所知甚少。
这一差距极有讽刺的味道，因为它的出现与五十年代泛滥的麦卡锡主义有直接的关系，国务院中第一流的东亚和中国问题的专家们——小约翰·佩顿·戴维斯、约翰·斯图尔特·瑟维斯、以及约翰·卡特·文森特——均在那场歇斯底里式的热潮中遭到了清洗。由于缺乏这类人物所提供的真知灼见和犀利的洞察，我们——当然包括我——只能相当肤浅地理解中国的动机，错误地认为，那些好斗的言词中包含着建立地区性霸权的意图。同样，对于胡志明领导的运动，我们也完全忽视其民族主义的色彩，而将其首先视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其次才把他当作一位越南的民族主义者。
在对待中国和越南的问题上，为什么我们没有像对待南斯拉夫——一个摆脱了莫斯科控制的共产党国家——那样来考虑问题呢？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铁托似乎是独一无二的，他与斯大林早已公开地进行争论。中国和北越的激烈言词使我们认为：他们将追求一个地区性的霸权。而古巴又于近期倒向了苏联，这似乎极其明显地表明，独立的第三世界正在将他们的运动并入共产主义者的轨道上。因此，我们没有将胡志明与马歇尔·铁托等同起来，而是将他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归为一类了。
就像其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前任一样，肯尼迪政府也毫无异议地接受了这些并不牢靠的判断，事后，我们也未对这些假设做批判性的分析。显然，在我们决策的基础中，就存在着致命的失误。
其它方面也有许多失误，我将指出这些错误并进行分析，以为日后提供有益的借鉴。有关越南问题的著述已是浩如烟海，对这一战争的描写也已极为详尽，我无意再重复他人的论述，而是想将观察的视点集中在十一个关键事件或决策上，以便讨论它们与决策内容和程序上的联系：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艾森豪威尔总统与新任总统约翰·F·肯尼迪会面。
·一九六一年晚些时候，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决定。根据该决定，一万六千名美国军事顾问被陆续派往南越，以帮助其进行训练，与北越保持抗衡。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日，约翰·F·肯尼迪总统宣布，他期望训练的使命将于一九六五年完成，并且，他将在九十天内（即截止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始撤离美国的培训人员。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一日，军事政变发生，吴庭艳总统在政变中丧生。
·林登·B·约翰逊接任总统后的前十二个月里，南越政局处于动荡之中，以及美国政府对事态的反应。
·一九六四年八月东京湾事件期间，总统做出的反应，以及随后国会的决定。
·一九六五年一月下旬，我和麦乔治·邦迪提交给林登·B·约翰逊总统一份备忘录，这标志着事态的重大转折。在随后的几周里，美军开始了空袭北越的行动。
·一九六五年七月，一项至关重要的决定，即，到年底之前，十七万五千名美军将士将被派往南越。此时，我们也意识到，以后还会需要更多的部队。
·一九六五年后期至一九六七年，在认定军事手段无能为力之后，我们反复努力，试图以谈判的方式来结束战争。
·一九六六年春天，我们决定，年底之前将向越南增派二十万部队，与此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战争绝无迅速结束的可能。
·一九六七年的一场尖锐的辩论，其议题涉及战争的指导和日后美军力量的加强——这场辩论最终导致了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我的离任。
有些断言认为，在与越南有关的整个时期里，包括我在内的军界和政界的领导人物，不断对事件做出了错误的分析，这极大地影响了政府的决策和公众的看法。随着我对事情的述说，我将对这些断言发表我的看法。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新任总统约翰·F·肯尼迪之间那次短暂的会晤，它涉及了印度支那半岛的问题。时间是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即艾森豪威尔任职的最后一天。他与他最亲密的助手们——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国防部长托马斯· 盖茨、财政部长罗伯特·安迪生、参谋副官威尔顿·珀森斯上将——会见了新任总统约翰·F·肯尼迪，以及即将就任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狄龙、交接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和我，共同商议我们将面临的问题以及国家中的头等大事。
那天下午，我们的谈话涉及了众多的问题，但重点仍然是印度支那半岛的问题。我素来对仅凭记忆来记录事情的细节没有把握，事后不久，我和几位当事人都写下了备忘录，以备回忆。这些备忘录和一些以后写成的回忆录表明，当事人对艾森豪威尔所持的观点有不同的见解，他曾在这次会见中向约翰·F·肯尼迪通报了有关对东南亚军事介入的情况。
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上，艾森豪威尔注意的焦点实际在于老挝，而非越南。老挝共产党组织巴特寮已大大加强了对美国所支持的富米·诺萨万军队的进攻，以便控制整个国家。克拉克·克利福德这样写道：“艾森豪威尔总统指出，目前，就整个东南亚地区而言，老挝的地位举足轻重。倘若老挝失落于共产党人之手中，这将给泰国、柬埔寨和南越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他还说，他认为老挝（并暗示到越南）的问题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无法说服盟国与我们共同行动的话，那么，他宁愿‘孤注一掷，采取单独介入的活动’”。迪安·腊斯克对会议的记忆与克拉克·克利福德的说法大致相同。他认为，他听到了艾森豪威尔对老挝采取单方面行动的建议，如果这是阻止其倒向共产主义的唯一选择的话。
然而，我的备忘录——这是依据我在会议上的记录应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要求整理而成——则显示，艾森豪威尔的说法实际上是含混其词的。令我留下极深印象的是，对于适当的行动方针，他从未做出明确的答复。我这样写道：“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情况通报中反对由美国联合老挝采取单独的行动，”并且，根据我的记录，艾森豪威尔对约翰·F·肯尼迪直截了当地发问：“在阻止中国共产党人介入老挝方面，我们应采取什么行动？”也未做出任何答复。我总结性地写道，“艾森豪威尔无条件地指出，‘如果自由世界失去了老挝，从长远来看，我们将失去整个东南亚’。”
道格拉斯·狄龙的回忆与我的备忘录极为近似，他后来向一位学者谈到了自己的看法。狄龙对问题的看法甚至更为深入，他印象深刻地追述道“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赫脱肯定得到了内心的满足，因为他们将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推给了肯尼迪。”
按照我的看法，狄龙的观点无疑是准确无误的：对于如何处理东南亚问题，艾森豪威尔的确胸无成竹，他十分乐意将此难题留给民主党人。当然，我们并非要责怪他留给了我们一个无从下手的难题，印度支那问题的确极为棘手，无论是艾森豪威尔还是我们都对此有所定论，只是在其究竟为何难以处理上，我们的国家花费了以后十四年的漫长时间，才痛苦地领会到其中的真谛。
其它的证据也显示，艾森豪威尔的确感到了为难。事后曾有报道说，在与约翰·F ·肯尼迪会晤的三周之前，他曾对其手下的人说，“即使卷入战争，我们也决不允许老挝落入共产党人之手中。”然而，六年之前，奠边府危机发生时，他的态度则与目前的说法大相径庭，当时，他做出决定，反对美国介入此事。或许，随着世界局势的逐步明朗，他调整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但我却很难将两者统一来看。艾森豪威尔也会像我们一样，最终进入越南战争吗？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不解之谜。
我只知道，我们并未对问题进行深思熟虑的分析，而在解决方法的选择上，也只得到了模棱两可的答复。唯有那些不祥的预测似乎是肯定的，即如果失去了老挝，我们将会失去整个东南亚。根据这一预测，西方世界就必须要采取某些行动，以阻止这一预言成为现实。这次会晤对约翰·F·肯尼迪和我们大家来说，都有极为深刻的影响，后来在寻求解决东南亚问题的途径时，它左右了我们的头脑。
几周内，事情就变得很明显了，除了老挝之外，南越的情况也越来越糟，其发展之快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想。三月间，约翰·F·肯尼迪总统亲自挑选了一个非正式顾问团，在罗斯韦尔·L·吉尔帕特里克的率领下，进行实地考察，并要求他们对行动方针的选择提出建议。五月八日，他们呈交了报告，要求在南越大规模增加美国军事人员，从原先的几百人增加至几千人。约翰·F·肯尼迪总统权衡再三之后，签署了增加一百名顾问和四百名特种兵的命令，以帮助南越人训练镇压暴动的技术。这一人员的增派是极有限度的。
与此同时，老挝的局势也在日益恶化。八月份，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迪安·腊斯克建议，除了按北约组织的一项计划，准备采用军事行动来保卫印度支那之外，我们也应继续进行外交谈判。北约的计划要求派遣一支三万人的军事部队，由缔约国提供人员，这包括英国、法国和美国。然而，英法两国都明确表示，他们并无派出部队的打算。迪安·腊斯克的建议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我对约翰·F·肯尼迪总统说，在决定任何有关印度支那军事行动的提案之前，他应当在老挝与世界上其它问题之间进行仔细的权衡。柏林问题尤其令我心焦，其紧张程度已经上升到这样高度，即我们打算派遣六个师的兵力（将近九万人的军队）去欧洲。我争辩说，无法想象，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同时，也能进行全面的调动来介入东南亚的战争。总统做出了结论——迪安·腊斯克也赞同——我们绝不应该在不顾世界上可能发生其它事情的情况下，来承诺对北约计划的执行。
到一九六一年秋天，北越的游击队已大量地进入了南越，越共也大大加强了对吴庭艳政权的攻击。约翰·F·肯尼迪总统决定，派遣马克斯威尔·泰勒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沃尔特·罗斯托前往南越，进行考察并就我们的行动方针提出建议。在他们提交的报告中，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沃尔特·罗斯托指出，我们已经极为可观地增加了对南越的援助，主要表现在，提供了更多的顾问人员和装备，甚至包括少量的作战部队。他们评价说，这些步骤意味着在战争中的我们与南越“从顾问转向伙伴关系”的根本变化。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八日，我仓猝地拟定了一份简明扼要的备忘录，谈到了上述的建议，并交给了约翰·F·肯尼迪总统。该备忘录反映了我最初的想法，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和我的副部长罗斯韦尔·L·吉尔帕特里克等人的意见。我认为，泰勒…罗斯托的报告提出了两个基本的问题：在阻止南越陷入共产党人之手的目标上，美国是否将亲自承担起义务？为了实现这一承诺，我们将立即向南越增派大量的军事人员，并做好日后不断增派的准备，这一措施是否是必不可少的？我结论性地说道，我们“倾向于建议”，即我们应该全面接受建议中谈到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具体方法。
将备忘录送往白宫后，担忧之情也在我心中油然升起，在向总统提交我们的建议之前，我们是否过于仓猝地做出了结论。在其后的几天里，我埋头钻研了越南问题。随着探讨的不断深入，形势似乎显得越来越错综复杂，而我们运用军事手段来处理这一问题的能力，似乎也变得越来越让人捉摸不定了。最后，我意识到，对于泰勒…罗斯托观点的赞同，是一个极为轻率的决定。
迪安·腊斯克和他在国务院的顾问们也做出了相同的结论。十一月十一日，在进行了更为充分、详尽的讨论后，他和我向总统提出了一份联合备忘录，大意是，反对按照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沃尔特·罗斯托建议的方式派遣军事部队。我们承认，或许在某一天，这些军队是必不可少的，但同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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