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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峰航线"-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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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争执最后都是以有头没尾结束，但双方在心中埋下的芥蒂恐怕是无法逝去的。
场景一：缺口的饼子几个互不相干的场景，把它组合起来，犹如电影中的蒙太奇。
这是中航飞行员任锡淳的夫人讲给我的，从采访驼峰航线迄今，这个画面一直在我脑海中不时地出现。
2001年7月19日，北京，出租车七拐八拐地把我扔在一栋破旧的楼房下，晕头晕脑地敲开一户房门，一问一答后，曾在“驼峰”上空飞越过三百多次、并不愿意接受我采访的任锡淳老人打开门：“行了，小伙子，别采访了，咱们才几架飞机啊，都是美国人在飞，他们摔得厉害。”
在电话中，老人一直不想和我见面，也不想谈往日的“驼峰”，是在我的再三恳求下，他才答应和我见上一面。
“只能说二十分钟。”在电话中，他这样告诫我。
一见面，就受到了“冷场”。
好在跟在后面的伯母见我发窘，忙接过话茬，小伙子，他就那个脾气。当年他们飞“驼峰”我知道。那时我们已经结婚了，就住在机场边上。苦不是重要的，主要是牺牲太大。作为家属，作为女人，我太清楚了。记得一天早晨他飞印度，出去之后，中午没见他回来，他们以前晚上或深夜回来的时候也有，一开始我还没太往心里去，等到了晚间，先回来的人和他们的家属说，有飞机在“驼峰”上摔了，而且那架机号正是他飞的那架，这消息很快就在整个家属区传开了。邻居一位太太过来告诉我，听了这噩耗后，我就像疯了一样往机场跑、往跑道里钻。现在想想都好笑，人在“驼峰”
上失踪我往机场里钻也没用啊，可那时也不知怎么了，就觉得到了场站、到了跑道就能把他找回来似的。跑道是用铁丝网围住的，那铁丝网把手划破了、流血了，也不觉疼。几个也是家属、很要好的姐妹就拦着我，抱住我，劝我。我哪听得进去啊，声嘶力竭地哭。疯着、喊着、叫着，这时，简直像做梦一样，他从远处出现了，拎着飞行包对我摆手，我当时都蒙了，就以为是做梦，直到他走到了面前，我一下子扑到他怀中，才知道，真是他，是真的，他回来了。这时他才声音低沉地告诉我，早晨起飞时，调度临时换飞机，他那架是别的同事飞的
他的话音未落，刚才还在劝我的那个家属顿时号啕大哭起来。也是和我相同的动作，反过来了，这回是我劝她、拦她、抱住她。
战争，再次不能让女人走开！
老人接着说，他们飞日间的时候，早饭啊，在昆明这边吃，吃完就走，去印度，在那边吃午饭，晚饭回来吃。有几次，我到他们餐厅，那个情景啊，我迄今都记得很清楚，早晨还一圈人，围着桌子坐，一圈人还能坐满，等到晚上回来，吃晚饭时候，那看吧，还是那张桌子，就出现缺口了，就像就像、就像一个饼子被咬了一口一样，你看着啊，心都是酸的
第二十一章 “驼峰”，生命之魂！（2）
场景二：楼梯上的靴子声、抽屉里的照片、消逝的飞机声作为报务员，比起那些只在飞机上或基地中工作过的同伴来，徐承基还多出一个经历——曾在云南驿导航台工作过。
云南驿导航台设在大山之中，平时只有三个人，伙夫和两个发报员。没有电，发电报时是靠人摇动一台发电机，两个电报员换班操作。他们每天的任务就是及时为飞经头上的飞机“指路”、发送实时气象预报。
虽然也是在深山之中，但还算是离公司基地、离云南驿机场比较近，好歹也是在“人间”。1944年下半年，远征军反攻得手，缅甸事态好转，为了进一步改善飞行安全，加强驼峰航线上的气象预报，中航公司特派出姚宜明、吕笠渔分别到缅甸葡萄、八莫设立气象预报站，为过往飞机发送气象预报。
那两个站，差不多就是在“野人山”中了，都是深山老林，在里面呆了快一年才出来。人是出来了，傻傻的，在路上看见谁都傻呵呵地笑，据说长时间远离人群都这样，但和他们说莫尔斯电码、气象名词，他们又立马恢复常态。
一位中航搞气象的老员工这样告诉我。
和在异国大山深处的那两个点比，徐承基显然要“幸福”得多。起码，他是在自己的祖国，是在离昆明只有百里之遥的地方，身边还有一处不大不小的机场，这些时刻都在告诉他，他们，离人间很近很近。
每天，他们就是不停地和途经上空的同伴们，用摩尔电码联络，告诉他们航线是否正确、前方的气象征候、最后再道一声一路平安。看着那一架架C…47、C…46从自己头上平稳地飞过，徐承基和伙伴的心情就有说不出的舒畅和愉悦。对于在地面上为战友“指路”的他们而言，只要是能听见飞机声，那，是一种真正的宽慰。
自从接收过被日本人零式机围攻的72号机发回的那道最后的电波后，每次空地联络、接收空中传来的电码，徐承基似乎都有一种本能的反应——零式机！
和零式机同等甚至超过它的威胁的，是“驼峰”上空暴戾的气候和几乎都是在没有任何预见情况下发生的各种灾难。
几乎全是发生在瞬间，往往连求救电报都来不及发出，就杳无音信。
于是，地面的两个人按照规定的时间摇动发电机、接通地空联络，带着焦急盼望的心情左等右等，等待那熟悉的飞机轰鸣声。然而，在头顶飞过的是展翅的大鹰，萦绕在耳边的，是喳喳的鸟鸣。一连几个小时过去了，他们所迎接的那架飞机，连一点儿音信都没有，只有到这时，他们才感觉心都凉透了。
冥冥中还有一点儿希冀，就是希望那架飞机迷航了，或者是从别的地方过去了、或是真的遭遇到什么但也安全迫降了，一整天也许就在等待之中过去，不断地和两边的基地联系，希望听到最后的下落，可两边的基地也和他们一样，也是四处打探消息之后是几天沉寂后，公司会发出一个通告，内容只是寥寥数字：某某号在“驼峰”上空失踪。
这种精神上的折磨和在战场上捉对厮杀还不一样，战场上是面对面、真刀实枪你死我活地较量，也和飞越“驼峰”不尽相同，过得去就过去了，过不去，来生还要过。
而这个地方，神经绷得紧紧的，几乎二十四小时都心悬在那里，时刻都不敢放松，时间一长，随时都像要崩溃了。
不是受不了深山野外荒凉之苦，而是受不了精神上的重击，徐承基要求调动。
还真给调动了。
可能是考虑到在荒无人烟的大山中呆了很长时间了，公司给徐承基调换了工作，让他回到公司继续担当报务员。
好像是冥冥中偏要和他作对，电报房的楼上就是飞行员宿舍。也不知公司的管理部门是怎么安排的，电报每时每刻都“滴滴答答”地响个不停，不知为何把需要良好环境休息的飞行员宿舍安排在这里。
郭汉业就是在这里因为说话嗓门大而被飞行员戏称“小钢炮”的。
徐承基来到这里后，一直都是上夜班。飞行员们从汀江飞过来，办理完交接手续后，疲倦至极的他们简单吃点夜宵后，就回到楼上休息。上楼的时候，他们的皮靴踩在木制的楼梯上，发出有节律的“哐哐”声，每一声，就如同踩在自己的心上——不是疼痛，而是一种踏实。老人说，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好像在黑夜中辗转难以入睡的母亲听到开门声，知道那是在外面辛苦一天的儿子回来一样，一块石头落了地。
不只是徐承基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夜班的每一位同伴都有这种心情。只是徐承基的感觉更深刻，每次听见皮靴踏在楼梯上的“哐哐”声，一下子又把他带回到了云南驿，他仿佛看见头顶上的飞机缓缓飞过一样，那是他一天中最快慰的时刻，记得每次地空联络最后的一句话，他都要发出“一路平安”几个字的电波，而此时，头顶上的飞机也会对他说：谢谢。
也许就是由于在导航台养成的“习惯”——每每听到沉重的皮靴踩到楼梯上，徐承基都有一种安慰，虽然，他和那些飞行员们碰面时多数时候只是点点头。
可是，有太多的时间，整个一晚上，都是静谧无声，楼梯连一点儿声音都不发出，那简直是令人窒息的一个整夜！
第二十一章 “驼峰”，生命之魂！（3）
完了，他们回不来了！
老人说，有天晚上，他闲着没事随手拉开一个空抽屉，就在打开抽屉那一瞬间，他的心都随之猛地抽动了——满满一抽屉，都是从招工表上撕下来的照片。有笑眯眯的，也有庄严肃穆的，还有一副不谙世事的，更有满不在乎的。
全是二十多岁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中航有规定，凡是失踪、死亡的人，才把他们的照片从招工表上扯下来。徐承基说，那一夜，他做的梦都是那些黑白照片。
场景三：空房子尽管朦胧的爱情已在弟弟和姐姐之间悄悄绽开，但公司的一纸调令，吕和声还是没有任何犹豫地告别了姐姐“沙漠之花”和那几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他开始了上机飞行。
从1944年开始，中航空勤人员严重短缺，地面上，大凡能调动起来的，差不多都上了飞机。
中航加尔各答基地的员工一般都在市里租的房子，而在驼峰航线上往返的空勤、尤其是飞汀江——昆明这条航线的年轻人，大都是在昆明市区里租房住。
刚上机就逃过了一劫，吕和声老人告诉我。
那是1945年5月9日。
即使是到了今天，吕和声依旧能把这个日子记得如此清楚。
那是下午，天快黑但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已经在驼峰航线上飞了一个往返的吕和声，和机组正副驾驶再次从汀江飞昆明。老人说，当时虽然是每天都在两个国家之间飞来飞去的，但没有像现在这样“出国”的感觉，总觉得就是和国内飞一样，没什么区别。印度人在机场也都设立海关、边检什么的，机组人员也都随身携带着护照，但几乎从来不用，因为也没人查。
但那天事情偏偏就是那么怪。机组三个人，正副驾驶都顺利过关了，印度海关单单把吕和声扣下，说认定他身上带有违禁品出境。一开始吕和声还挺纳闷的，自己也没带黄金什么的，能有什么“违禁品”？但等他把随身带的东西拿出来时，傻了眼——卢比、印度卢比，按照印度海关规定，吕和声超标了。
没办法，解释吧，怎么解释也弄不清楚，越解释越啰嗦，好说歹说都不行。印度海关认定吕和声是有意“走私”，说什么都要把他扣起来，但机组等不起时间，机长要驾着飞机回昆明，按调度安排，昆明那边还等着飞机回去换班呢。正副驾驶实在等不及了，两人冲着吕和声说，不等你了，趁着天还没黑，我们先走，飞了一整天了，航路上变化不大，估计没什么问题，你弄清楚搭下一架飞机回去得了。
事到如此，别无他法，也只能这样，吕和声点头同意，机长和副驾驶匆匆离开海关通道。
不一会儿，机坪上传来螺旋桨轰鸣声，接着，一架标有“中”字的C…47开始行驶在滑行道上，吕和声知道，他的94号飞机就要起飞了，他下意识地抬腕看表：19点25分。
吕和声：“孩子，他们这一走啊，直到现在也没飞到昆明，还在路上”
在资料中查证：1945年5月9日，中航94号C…47由汀江飞昆明，在“驼峰”
上空失踪。机长：哈梅尔（C。 R。 Hamall）；副驾驶：冯智军。报务员：无。
给吕和声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和同伴们在昆明合租的那处房子。
在昆明，吕和声是和公司里的几个副驾驶和报务员合租的房子。都是二十多岁生龙活虎的年轻人，“驼峰”运输最紧张之时，也没听说谁喊累啊、苦的。也许是对每天的艰险已经等闲视之了，几乎无人谈及在航线上所遇到的情况。到谁的班，谁就走，一连飞四到五天，回来休息。结果，很快，走出去就不再回来。老人说，他们这批，差不多都是同时上机的，隔几天就没一个，隔几天就没一个，抗战还没胜利呐，四人合租的房子，就剩下他一个人了。
偌大的房间，显得空空荡荡。
吕和声：“平日里都是你出去我回来的，很难得有都聚在一起的时候，但房间里总能有一或两个人在的时候，这下可好，一个接一个，出去了就不再回来，悄无声息地就那么走了。最后剩下了我一个人，开门进来后，平日里总是有响动的房间现在是寂静无声，看着同伴们留在房间里还保持原样的东西，想起他们出门前的神情，真是让人百感交集。
请吕和声回忆同伴的名字，老人苦思冥想半天，最后失望地摇摇头，指着自己的脑袋：“老了，不中用了。”
回到成都，有一个多星期，老人给我写了一封信：小童：1942…1945255中美“大对撞”
我曾向你提到的我于四四年秋冬期间同住的三位室友，你走后，我一直在想他们的名字，如今，终于想起来。他们是周文楠（亦名周纪）、刘仰圣（亦名刘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是同一天牺牲的。另一位，我现在只记得他姓龚，名字一时想不起来。他是广东人，似乎也是那几天牺牲的。 吕和声 2004年5月15日长歌当哭！
第二十二章 中美“大对撞”（1）
“火锅”事件“驼峰航线”是四十年代世界闻名的航线，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困难、最危险的航线，今天看来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它的开辟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处于最危险的时刻。
航线从四川重庆、宜宾、泸州及昆明出发直飞印度东北边境西南的汀江机场。航线跨越重重高山峻岭、峡谷深涧，山峰起伏连绵有如骆驼的峰脊，沿途有著名的喜马拉雅山山脉、高黎贡山脉、横断山脉。山高一般都在4500…5500米上下，河流有布拉马普特拉河、恩梅开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等。
航线经常是恶劣的坏天气，在雨季就经常下雨，空中能见度几乎是零，在汀江附近的切拉朋齐是世界上雨量最多的地方（年降雨量达到26461毫米）。雨季过后就是长达几个月的雷雨季节，有多变的上升、下降气流和强劲的季节风。雨后就是严重的结冰，经常是整个飞机都被包住，强劲的逆风有时达到每小时150公里以上。即使最有经验的飞行员，也不能完全保证飞行安全。
还有飞机性能限制，在这条航线上，往往爬升不到超过山峰的高度，只能在山谷里穿行。在四十年代，DC…3、C…47、C…53型运输机，升限只能达到5000米左右，全载重、载客时，只能在3000…4000米高度飞行。
驼峰航线随时随地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险情，但飞行员们为了抗日战争，不管白天黑夜还是拼命地飞，有时简直太紧张了。
本文审校：潘国定、黄乃一、裴凯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家科普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肯定是作者为了“保险”起见，在小心翼翼地叙述了驼峰航线的简单概况后，把著名飞行师都拉扯进来当256“审校”。
白纸黑字，“驼峰航线”写完了，可这条航线是谁组织的、怎么开辟的、都是什么人在飞、飞它干什么，都没有交待。
当历史小心翼翼地揭开罩在身上多年的面纱、小心翼翼地还原其本来面目时，我可以说，即便是全世界反法西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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