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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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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从史出”这个提法当然并没有概括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的全部内容。但是，从史和论的关系说，“论从史出”是马克思主义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的基本出发点。
叙述，无非是把研究的结果记录下来，但这只有在一定阶段的研究工作完成以后才能进行。那么，为什么又要在形式上把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区别开来呢？因为在我们把研究的结果叙述出来的时候，并不是，至少不一定是把研究的过程一步步地叙述出来。
研究的过程往往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
如果把这种过程记录下来，怎样开始接触材料，怎样由于只接触到某些局部的片面的材料而得出不可靠的结论，怎样由于接触到更多的材料而对已得出的结论发生怀疑，怎样逐步地达到比较适当的结论等等——这样的叙述可能对读者有益，但这不是历史的叙述，而是研究过程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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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这样的叙述方法：先把有关的历史事实描述出来，然后发一通议论，也就是对这些史实作一些评论，例如得出几点经验教训之类。这可以说是“论从史出”的叙述方法。但如果这些议论的确是从具体史实的分析研究中得出来的，那么在史实的叙述中就应该已经能表达出所要作的评论，而最后不过是用概括的语言更清楚地说出这些评论。如果这些议论并不是从具体史实的分析研究中得出来的，那么在叙述中尽管好像是“论从史出”
，却并不能使人信服地看到这些议论是从这些事实必然地得出来的。巨细不遗地罗列众多历史事实，然后加上其实是从一般原理抽绎出来的若干议论，二者如水与油一样地并不能合为一体，那就不仅是叙述方法不可取，而且是并没有认真做过研究工作的反映。
所谓“史论结合”
，指的是叙述方法。既然我们的研究方法或者说研究过程是“论从史出”
，我们已经通过研究得出某些结论（某些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观点，而是针对具体研究对象的观点）
，也就是弄清楚了哪些材料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弄清楚复杂的历史事实中的相互关系，得出了对历史现象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那么当我们开始叙述时，面前已经不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史料。我们当然要用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统率这些材料，叙述这段历史。这就叫作观点和材料的结合，以观点统率材料，这也就叫作史论结合。
政论文章和叙述历史的文章有不相同处，也有相同处（至于“史论”在很大程度上和政论文章相似）。政论以论为主，但也要有材料。叙述历史的文章以材料为主，但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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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观点。以观点统率材料是一致的。政论的观点是从哪儿来的呢？
和对历史现象的观点一样，也不能是凭空得来的，不能是从书本上一般原理抽绎出来的，而必须经过掌握有关材料，进行周密的、详细的研究，也就是必须经过调查研究。
对政论文说来，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也不能不有所区别，以观点统率材料也是叙述方法。
工作方法也是如此。例如，人们常说，在处理比较复杂的问题时，必须首先抓住中心环节。但怎样才能抓住中心环节呢？
当然不是一眼看去就能抓到的。
必须先做许多工作，对整个“链”的状况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后，才能知道哪一“环节”是最主要的，是在工作中首先必须紧紧抓住的。在这里，研究过程的结果成为工作方法的开端。
至于史论结合的叙述方法的具体形式，那是多种多样的。
“寓论于史”
、“夹叙夹议”
、“以论带史”
都是可以采取的形式。
总之，这些都属于叙述方法，不能用它们代替研究方法。
在社会历史科学研究工作的整体中，研究和叙述都是必要的。因此，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都需要讲究。
原载《光明日报》１９８５年１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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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理想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很好，既体现和继承了十二大的精神，总结了十二大以来的新鲜经验，也总结了建国后三十多年间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成功的经验和惨痛的教训。的确如《决议》所说，过去的错误是：在剥削阶级基本消灭的情况下，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极端夸大“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但同时又十分重视文化思想工作，用主观设想的高标准来要求文化思想工作，可以说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态度。在经济建设中也搞理想主义。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越大越公越好。农村里初级社不行，马上搞高级社，而且要搞大社，搞人民公社，甚至集体所有制还不行，要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城里也一样，一定要把小理发铺、小饭铺、小商店都挂上国营的牌子。已经国营了，再高怎么办？就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这样做的效果如何，是大家都知道的。
总之，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顾各种具体条件，要搞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一切从最高的理想出发，实际上是从书本上的条条出发。
在思想领域也搞理想主义。好像一进入社会主义，就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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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要求人们都能有高度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都变成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拿１９５７年反右斗争来说，那时刚刚进入社会主义，人们对新的社会制度不了解，不习惯，有怀疑，甚至有反感。这本来并不奇怪。特别是知识分子中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也是很自然的。毛主席说，在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
这话是对的。
但要靠一个运动把右都消灭掉，使中都变成左，这是不可能的。在反右派斗争中，受打击的有许多并不真是右派，尽管有些人是表示了对社会主义的怀疑和不正确的想法。我不同意现在有些人说当时的“右派”是正确思想的代表，但是确有些人因为肯于想问题，敢于讲真话，一下就成了右派，成了“人民的敌人”
；有些人不想也不说，或者说假话，就没事了。这样不但没有解决任何思想问题，反而使一部分人得出了聪明人不说真话的经验。这样做当然也不可能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我们提出搞精神文明建设，为什么国内外都有强烈反映呢？人们认为，讲改革、开放，就是“放”
，讲精神文明就是讲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收”
，“收”就是要整人。一些人发生这种想法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们有过去的经验做根据。因此，在《决议》中，如何提出任务，用什么理想来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现在《决议》提出建设精神文明的任务，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培养“四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这个任务很重，要完成它很不容易。现在搞改革、开放，自然也会有各种不同意见。对任何一条措施，要求所有的人都坚决拥护，是不可能的，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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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法，会有怀疑，会有人对社会主义表现动摇。我们承认全体人民在许多方面思想是不完全一致的，由于不同的利益关系，会产生各种矛盾，包括思想上的矛盾。但是，我们必须最大范围地把人民团结起来，要团结起来就要有共同的理想。
《决议》说：我们的共同理想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理想是几乎所有的人，包括港澳台的中国人和海外侨胞都能承认的，它不但反映了广大人民当前的共同要求，而且也是把过去几代中国的志士仁人所追求的目标付诸实现。用这样的理想来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是应该做到的，也是能够做到的，当然要做到《决议》中要求的广泛的团结，还要做出许多努力。对全国人民的普遍要求不能那么高。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变成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人，变成共产主义者。
要求提得很高，结果反而落空，走向反面，这是有过去的经验的。
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和许多党外的先进分子的最高理想。共产党人一定要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并把这个最高理想和当前现实斗争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起模范作用。
怎样看当前思想战线的形势？
一种意见认为思想很活跃，一种意见认为思想混乱。最近有的同志从《文艺报》上看到张贤亮写的一篇文章，对文中说“要为资本主义平反”很反感。
对这篇文章怎么看呢？
张贤亮是个很有才能的小说家。
从这篇文章来看，他其实不太了解资本主义，也不太了解马克思主义者（包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对资本主义的看法。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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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中的那种粗糙的、幼稚的，也是荒谬地对待资本主义的看法当作立论的对象。
按照这种看法，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一切东西都必须否定和排斥。其实这不能代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向的看法。
但是应该承认，我们过去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是很不够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顶峰，社会主义是可以从那里学一些东西的。但是，正如《决议》指出的，要屏弃维护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制度，屏弃资本主义一切丑恶腐朽的东西。张贤亮的文章忽略了这个方面。我们要学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资本主义的经济运作和政治运作、科学文化建设中有许多经验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当然不能照抄）。既然唐太宗“贞观之治”可以借鉴，资本主义的经验为什么不可以借鉴呢？过去，我们有些宣传，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宣传有片面性，把资本主义描绘得一团漆黑。
有的人出国一看，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就要给它“平反”。这就从反对一种极端走到了另一种极端。对待这样的思想问题，必须采取《决议》中所说的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和疏导的方法来解决，而决不能打棍子、抓右派，用行政手段处理。在讨论和批评中，要认真考虑人家在什么情况下，针对什么讲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用行政手段容易，就是搞一个运动，也不过半年一年就行了，但解决不了任何思想问题，而且只会造成恶果。我们决不能重复这种错误。我认为，张贤亮的文章对他自己提出的问题所作的答案，有些可能是不完善的或有很大的片面性，但他提出的这些问题，还是值得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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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研究的。用讨论和批评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比较难，是要有耐心，花苦功的。这就对我们，特别是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的同志提出了任务，而这个任务我们是还远没有做好的。
总之，《决议》提出的任务不是高不可攀，不能做到的，而是可以做到的，但要用很大努力才能做到。
《决议》好就好在这里。
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４日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时的发言，其主要内容曾于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１１日在《文艺报》以答本报记者问的形式发表，标题是《我们共同的理想和经验》。张贤亮同志看后给作者写信，对文中说到他的那段表示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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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所应起的社会效果
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讲社会效果。——不是为研究而研究。
社会效果，也许可以分成两方面看。
为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各方面的长远决策和短期决策起作用，是我所说的社会效果的一个方面。
中国这样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从水平很低的物质技术基础上起步，用一个不长的历史时期（可能还要六七十年，但作为历史时期来看是不长的）
，使自己发展成较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实践。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同这个伟大的实践结合。脱离这个实践，社会科学研究就没有生命力。
一定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地研究实践中的经验，给以科学的总结；不断地根据实践经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不断地研究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新问题，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
在广大人民，包括广大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中起作用，这是我所说的社会效果的另一个方面。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发生的迅速变化，不能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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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人们的思想意识既要坚持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又要能适应当前社会生活中发生的许多变化。改革和建设的过程也是人民自我教育的过程。
正如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所说，“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获得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该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做很多工作。
从这两方面的要求来看，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从１９７８年底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现在，是做出了许多成绩的，但还不能令人十分满意，就是说，社会效果还不够明显，不够充分。
我们应该自觉地为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所应有的社会效果而更好的努力。
原载１９８７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１０周年专刊，６月６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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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６胡绳文集
对社会科学出版工作的几点希望
社会科学出版社出什么书，出的书好不好，固然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能提供什么书稿，但是出版社也能起推动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积极作用。出版社的选题计划，出版社对每一本书的出版与否的决定，对于著作界、翻译界是有影响的。当然应该起好的影响。我们的出版社的方针和社会科学院的方针是一致的，这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需要出发，解放思想，创造性地进行科学研究和理论探索，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我希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做好自己的工作。
出版社的编辑工作是繁重的，甚至是艰苦的工作，也是极为重要的工作。从许多书稿中选出可供出版的书稿，对一本值得出版的书，帮助作者、译者进行必要的加工和修饰，这都是编辑工作者的责任。校对工作、装帧工作，也是整个编辑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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