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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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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这样复杂的社会条件下，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中有各种各样的思想，有平均主义、无政府主义、狭隘的报复主义、排外主义、民族自卑观念，以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等等，对共产党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因为党提出了符合各阶级人民的要求的主张，所以能把群众发动起来，但要真正形成领导，使斗争坚持到底，还必须做大量艰苦的工作。如果说所有的人都能一下子接受共产党的一切主张，那共产党还要做什么工作？
整个抗日战争中，党不断做工作，克服群众中的许多思想障碍，提高群众的思想水平、斗争水平，直到取得抗战胜利。
党的领导的确立，在新民民主义革命时期并不是轻而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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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的。
说清这个问题对现实也有意义。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为充分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也还要作许多努力。所以邓小平同志说，要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在我们党没有取得政权时，党是靠做许多宣传工作、组织工作，一步步说服群众，还靠许多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才逐渐在群众中树立起党的威望，实现党的领导。我们今天也还是要这样，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更要改善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与统一战线是密切相关的。党在民主革命中反对“左”倾教条主义是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在党史中讲反对“左”倾，往往主要讲反对“城市中心论”。相对来说，比较少讲到统一战线。照毛泽东的说法，统一战线的中心就是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他说，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条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者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第二条是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又要武装斗争，又要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中，还同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建立了统一战线。
毛泽东说，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后来叫做“三大法宝”。
这的确是贯串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问题。
大革命时期，一开始就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是当时放松了武装斗争，没有独立地建立自己的武装，在统一战线中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结果失败了。土地革命时期，党注意搞武装斗争，但是忽略了统一战线问题，甚至到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还没有注意这个问题。遵义会议以后，解决了这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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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抓住了民族矛盾居于首位的形势，把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结合起来，可以说是最好地把二者结合了起来。这个经验非常重要。
我认为，学术界对统一战线研究得不够。比如，近年来关于抗日战争领导权的问题，有很多议论，但恐怕不能说是很好地总结了经验。
《文汇报》７月１０日的一篇报道说，在这个问题上有四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种意见认为，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第三种意见认为，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分别领导，共同进行的；第四种意见认为，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爱国华侨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这个报导中说，第四种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好像这样说就解决了领导权问题。
说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过于简单。总不能说共产党领导了国民党，领导了国民党的反共政策，领导了湘桂大撤退，等等。国共共同领导的说法也站不住。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要消灭共产党，它有一套方针。我们也有一套方针，与国民党根本不同。不可能也没有形成共同领导的局面。但如果把国民党和共产党，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国统区和解放区看成各不相干，也不符合事实。因此，分别领导的说法也没有全面地说明事实。至于上述第四种说法，作为历史现象的描述，当然是对的，但是并没有说清领导权问题。
那么，到底怎样来说明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问题？不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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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略地看一下事实。在开始时，要同打了十年仗的国民党合作抗日，要承认它是全国政权，要改编我们的军队，党内许多同志在思想感情上是不容易接受的。
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国民党的反民主的本质没有变，消灭共产党的政策没有变，对抗日采取消极态度。既然这样，是不是可以干脆分裂，各干各的呢？那是不行的。如果那样做，内战就会不断扩大，国民党内部即使发生某些分裂，但国民党所属的巨大力量会转向同日本侵略者妥协投降，这当然会使抗战的局面受到严重破坏。所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中，必须克服任何“左”的情绪。开始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时，党内出现了另一种倾向，认为既然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共产党和国民党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不需要提出自己的独立纲领，不能有任何必要的独立的行动，以为那样就会妨碍团结。这是一种右的倾向，如果这样做下去，那就是一切服从国民党。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思想，是当时党内右倾思想的集中表现。如果我们收集和研究从抗战开始前到抗战初期的各方面的言论，就可以看到党外有用这种思想来影响我们党的，党内也有表现这种偏向的言论。我们党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经验和十年内战期间的经验，从抗日的实际出发，克服了“左”和右这两种错误倾向。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既不是只团结，不斗争，也不是只斗争，不团结，而是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也就是在团结中有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的方针。要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必须有全民族的团结，也就必须维护国共合作的局面。但在同大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时，如果放弃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不进行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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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斗争，共产党就没有立足之地，统一战线就不能存在，抗日战争也不能进行下去。
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共产国际１９３５年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
那次代表大会克服了在这以前，即从１９２８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出现的“左”的倾向（这种“左”的倾向也影响到中国）。
但是，在共产国际七大以后又滋生了右的倾向。中国抗日战争初期党内发生的右的倾向与此有关。可以说，在共产国际七大以后，就各国国内问题来说，中国共产党是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最有成效、最成功的。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克服“左”的倾向的同时，坚决地克服右的倾向，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
前面讲的关于抗日战争领导权的几种说法，一句也没有提到团结中的斗争，不能使人看到在团结抗日中存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大资产阶级要按照它的方针领导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实际上是消灭共产党，断送抗日战争。我们要用自己的方针来进行抗日战争。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我们不但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实行自己的一套方针，建立自己的军队和解放区，而且广泛地影响国民党地区内的人民群众，广泛地团结中间阶级，包括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日的一切力量和地方实力派，并限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孤立打击顽固派。我们在抗战中一贯旗帜鲜明地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固然，在当时的形势下不可能把抗日的领导权全部夺取过来，但是我们用适当方式进行必要的斗争，就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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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大资产阶级、国民党领导集团不能按照它的反动方针把抗日战争引导到绝路，促使它不能不抗战到底。要概括说明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就不能不看到无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共产党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过程。不研究这个过程，是说不清楚领导权问题的。
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
１９８１年党中央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至今已过去六年多了。六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取得了许多新经验，使我们对建国以来的一些问题，可以看得更清楚些。
我们现在提出一个新的论断，就是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给人以很多启示。我们在１９５６年刚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但没有认识到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才刚刚起步。
当然，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
那时，毛泽东也常和别人说中国“一穷二白”
，所以建设社会主义有特殊困难；但因为中国的这种状况同时又往往有建设社会主义或者会更容易些、更快一些这样的想法。产生这种想法，看来是和错误地估计国家政权的作用，错误地运用革命战争时期群众运动的经验有关系。以为靠国家政权的行政手段，靠大搞群众运动，就什么事都能干。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误的想法，这种错误的危害性是什么，很值得研究。
１９５７年以后的许多“左”的错误，都使我们看到，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地研究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最一般的公式出发，是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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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的。
１９５８年提出“全民大炼钢铁”
，钢产量要一年翻一番，从前一年的５３５万吨变到“１０７０万吨钢”。
这好像是注意发展生产力，但结果完全失败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无疑能起解放生产力的作用，但它只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必须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办事，准备各种条件，使可能性变为现实。而且生产力的发展只能从社会原有的水平逐步地前进。以为有了先进的社会制度，生产力就能一步登天，当然只是一种空想。再者，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有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它的发展水平不能不受到现有生产力的限制。脱离实际，按抽象的标准或主观愿望，一味追求“先进”
，那就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只能适得其反。
大办人民公社，一切行业国有化，由国家经营，这些做法在当时认为很好。既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那么公得越大越好，越纯越好，但实际经验证明并不是这样。为什么生产关系“很好”
，生产力还发展不起来呢？于是用这种抽象地追求“纯粹”的标准去看上层建筑的问题，就提出了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问题，以至发动“文化大革命”。
就“文化大革命”
的发动者本意来说，好像是为了建立一个纯而又纯的、最完美的社会主义，但结果走向反面，反而搞乱了社会主义，给那些争权夺利的野心家造成了机会。这些经验教训当然值得研究，值得记取。
再来说说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的问题。
有一种说法，说反右派斗争中被称为右派分子的人，提出了最好的意见，他们实际上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这种说法同历史决议完全不一样。历史决议讲，当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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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被严重地扩大化了“。究竟历史决议说得对不对？这是值得收集当时的材料，认真地研究一下的。
据我回忆，像历史决议所说的真正右派分子的言论那时确是有的，但也确是极少数。那么，“严重地扩大化”是怎样形成的呢？
１９５７年我们刚刚进入社会主义，人们不可能对社会主义就认识清楚了。既然发动大家讨论，给党提意见，当然就议论纷纷，出现各种各样的说法。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包括党内知识分子，当时有“左”的，也有偏右一点的观点，这是很自然的现象。有些人在不同程度上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影响，在观察形势，讨论问题，批评党的缺点时表现出这种影响，也是不奇怪的。他们一般并不是敌视党，敌视社会主义，倒是关心国家前途，肯动脑子的人。
认识上的偏差，本来应该通过讨论、通过实践来逐渐解决，而不应该一棍子打下去，当成敌我矛盾。何况有些当时被看作是偏差的，并不一定完全错误。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开始建立时，不承认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个发展的过程，也是从纯而又纯的主观要求出发，把在当时水平下认识的偏差说成敌人，结果是狠狠地打击了肯想问题、敢提意见的人。这样的扩大化留下了很沉痛的教训。还有些人并没有提出什么政治性的主张，不过是对某个党支部书记不满意，对党内某些不良现象不满，提了些意见，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但当时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从这种扩大化中也可以吸取许多教训。总之，从吸取教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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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对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是值得分析研究的。
对于“文化大革命”
，应当全盘否定。
“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主义建设也有成就，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就，但也是构成“文化大革命”
这一时期历史的一部分。
我想，讲“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当然要谈到毛泽东的错误，要谈到两个反革命集团，但也必须说到党和人民中的健康力量的发展。既要谈到周恩来怎样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维护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保护了许多干部，尽力减少“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并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也要说到被诬为“二月逆流”的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所进行的斗争，说到邓小平１９７５年进行的整顿，等等。我们还要看到当时许多被“审查”
、“监护”
、“流放”的干部和党内外许多知识分子，在身心备受迫害的境遇下，保持了对党、对国家的信念，对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心。青年和其他群众，包括开始时被“左”的口号迷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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