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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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革命胜利后几个月，列宁主张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来实现社会主义。

　　　　在１９１８年４月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报告中，他尖锐地提出了向资产阶级学习的思想。他说，资产阶级已经推翻，“我们现在要向他们学习，是因为我们的知识不够，因为我们没有这些知识。我们有社会主义的知识，但是没有组织千百万人的知识，没有组织和分配产品等等的知识。

　　　　老布尔什维克领导者没有教给我们这些东西。

　　　　在这方面，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这门课程我们还没有学过。所以我们说，哪怕他是一个大骗子，只要他组织过托拉斯，只要他这个商人曾经搞过千百万人的生产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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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绳文集３５１

　　　　只要他有经验，我们就应该向他学习。如果我们不从他们那里学会这些东西，我们就得不到社会主义，革命也就会在它已经达到的阶段上停滞不前“

　　　　（《列宁全集》第３４卷，２３８、２３９页）。

　　　　列宁的这段话使人想起在中国革命胜利时毛泽东说过的话。毛泽东在１９４９年《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

　　　　“我们必须克服困难。

　　　　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

　　　　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１４８０—１４８１页）。

　　　　前面已经说过，俄国当时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嘲笑和反对列宁的这种说法。

　　　　在反驳这些“左派”

　　　　分子的空谈时，列宁说：“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式的即像托拉斯一样的大生产的本领，那便无从获得这种本领”。接着他又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做为一个阶层或集团应该服从苏维埃政权。而我们共产主义者如果不是年幼无知，就应该向他们学习，而且有东西可学，因为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办理为千百万人服务的大企业方面没有独立工作的经验”

　　　　（《列宁全集》第３４卷，２９０页）。

　　　　在１９１８年列宁虽然已经考虑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来达到社会主义，但由于俄国资产阶级一般地不同新政权合作，而持反对态度，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国家资本主义的设想没有能实现。俄国被迫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内战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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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５１胡绳文集

　　　　后，１９２０年苏俄曾立法实行对外国资本家的租让制。在讨论租让制的报告中，列宁说：“我们要挨着他们（指租让的企业——引者）

　　　　开办自己的企业，学习他们如何经营模范的企业。

　　　　按照现在最新的技术成就进行装备，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这需要学习，在实践中学习“。列宁也谈到租让企业”将带来资本主义习气“的问题。他说：”应该加以注意，应该处处用自己的共产主义影响加以抵制“

　　　　（《列宁全集》第４０卷，７７页）。

　　　　列宁于１９２１年提出新经济政策。

　　　　列宁的逝世使新经济政策过早地结束，这对于苏联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起了什么影响，是值得研究的。在提出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列宁仍然强调向资产阶级学习。他在著名论文《论粮食税》的结论中说：“不要害怕让共产党员去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其中也包括向商人，向办合作社的小资本家，向资本家‘学习’。

　　　　向他们学习，虽与我们过去向军事专家学习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实质上是一样的。

　　　　‘学习’成绩，只有靠实践经验来检查：要比自己身旁的资产阶级专家做得好，要会用各种办法振兴农业，振兴工业，发展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多花点‘学费’并不可惜：为了学习要不惜破费，只要能学到东西就行“

　　　　（《列宁全集》第４１卷，２３２页）。

　　　　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除了对立的关系以外，还有一种继承的关系，说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向资产阶级学习——如果用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及其以前的“左”的观点来看，这是极其荒谬的，甚至是反动的，但这的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这个观点正在我们的改革开放中得到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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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

　　　　原载《人民日报》１９２年４月１０日。这篇读书笔记是１９８５年２月写的，未发表过，但作者在１９８７年写的《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文中曾提到这篇读书笔记中的基本观点，并且采用了其中一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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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防“左”

　　　　邓小平同志最近在视察南方时的讲话中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里我就防止“左”的问题说一些看法。主要说两个问题：一、当前防“左”

　　　　，防什么？二、为什么产生“左”

　　　　，怎样防？

　　　　先说第一个问题。警惕右，警惕什么？非常明确，就是警惕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否定四项基本原则，闹资产阶级自由化，必然破坏国家的安定，破坏社会主义建设，造成动乱，这是必须警惕的。防“左”

　　　　，究竟防什么？我想概括地说这样两条。

　　　　第一条，防“左”就是要防止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问题要从中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说起。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是１９５６年党的“八大”首先提出来的，１９８１年党的历史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这个提法，１９１年江泽民同志在建党７０周年讲话时也肯定了这个提法。历史决议里说，这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那么还有没有阶级矛盾呢？

　　　　江泽民同志说：“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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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它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这种斗争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

　　　　这是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中国社会现阶段主要解决什么问题的基本认识。这个认识反映在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就是，“一个中心”

　　　　：经济建设；“两个基本点”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所以，完全不承认阶级斗争存在是错误的。国内国际阶级斗争都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激化。但如果因为阶级斗争一时激化，而把它提高到不适当的位置，则是错误的。什么叫不适当的位置呢？如果提高到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位置，那就是不适当的。

　　　　两个基本点中，有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里显然包括反对和平演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实际上都是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表现。我们不像国外有些人那样，否认国际上的阶级斗争，说全世界只有共同的人类利益，没有阶级的利益。事实上，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有些势力正企图和平演变中国，国内也有一定范围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但是，我们处理这些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能离开这个中心。拿反对、抵制和平演变来说吧。

　　　　有些帝国主义者就是企图通过与中国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来进行和平演变。那么，怎样反对和平演变呢？

　　　　如果我们把门关起来，封闭起来，不和他们接触，不和他们搞经济、贸易、文化等交流，这虽然也可说是反对和平演变的一种方法，但这是愚蠢的方法，归根到底是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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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方法。这样做，就脱离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我们必须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没有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就搞不上去。某些帝国主义势力企图通过我们的改革开放来实行和平演变，这是他们的策略。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同时采取一种聪明的，而不是愚蠢的策略，这就是实行开放政策，在开放中抵制和平演变。他们为实行和平演变，就不能和我们断绝来往。我们的策略就是利用这一点，按照我们的需要实行开放。

　　　　所以处理国际间的阶级斗争，要服从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处理国内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也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否则就会走到否定改革开放的老路上去。

　　　　如果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是不利于经济建设的。

　　　　最终说来，我们只有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了，才有力量抵制、反对和平演变，才有力量真正使国内稳定，处理好各种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

　　　　小平同志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这句话值得深思。

　　　　“六。四”这个关之所以能闯过，固然因为采取了正确的、必要的措施，但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实行了改革开放，抓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如果不把经济搞上去，我们还会遇到类似“六。四”

　　　　的事件，就可能闯不过去。

　　　　所以不能冲击一个中心，必须维护一个中心。不能说有两个中心：一个是经济建设，一个是阶级斗争。两个中心或者类似两个中心的说法，都是错误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法问题。小平同志讲，这几年“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表述语言是形式，形式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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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绳文集９５１

　　　　确，可能损害内容，至少会造成误解。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提法，就是准确的表述形式。这样的提法，并没有取消阶级斗争。两个中心、两大任务的提法，实际上有个危险，就是把阶级斗争摆到不适当的位置，冲击基本路线，冲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至滑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上去。

　　　　为什么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错误的？这已经有１９５７年以后２０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

　　　　１０年的经验证明。毛主席开始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并没有料到搞成那么个样子。事物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以阶级斗争为纲，把经济建设丢开，结果就会一步步滑到“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灾难中去。所以防止“左”

　　　　，就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防止滑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上去。

　　　　第二条，防“左”就是要防止因为怕资本主义而不改革开放。小平同志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

　　　　事实上，“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小平同志还说：“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为什么有人认为改革开放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呢？要改革开放就得吸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这就好像是把资本主义引进来了。为什么会有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种看法呢？这实际上是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能用一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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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６１胡绳文集

　　　　国家计划统一起来的老办法，所以好像经济一搞改革开放，实际上已走上和平演变的道路，也就是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了。

　　　　如果这样来看，那就只能停止改革开放，一切都重操老做法。

　　　　如果那样做，结果怎么样？有苏联和东欧的前车之鉴！前一阵子，有人说，什么事都要问一问是姓“资”还是姓“社”。这样提问题可以不可以呢？我想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能脱离具体实际问姓“资”姓“社”

　　　　，是姓“资”的就不要，是姓“社”的就要。这样问姓“资”姓“社”

　　　　，改革开放的确迈不开步子，甚至会根本取消改革开放。

　　　　我们曾经以为，计划就是社会主义，市场就是资本主义。

　　　　商品经济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前资本主义已经有商品，但很不发达，真正形成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时期。所以在人们中造成印象，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是以计划经济开始的。但是，现在大家知道，以计划和市场来区别“社”和“资”是不对的。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搞计划。回过头看，人民公社姓什么？

　　　　总不能说姓资本主义吧，然而行不通。

　　　　“吃大锅饭”的社会主义，我们不要；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我们不要；大家都穷的社会主义，我们不要；一切由国家计划统起来的社会主义，我们也不能要。

　　　　所以事情并不是问姓“资”

　　　　姓“社”就能解决了的。小平同志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标准。符合这个标准的，那么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的东西也可以为社会主义社会所用。有些东西甚至就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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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的，但是对我们有利，我们也要用。

　　　　这里我举个特殊的例子，但也是个实际的例子，就是香港。香港１９７年恢复主权之后怎么样呢？

　　　　实行资本主义。不用问尊姓，连姓带名都是资本主义。我们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遇到这个问题。

　　　　有位同志看到有关的稿子跟我说，１９７年在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就能繁荣稳定，这个说法在理论上站不住。

　　　　他的意思是，在理论上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如果香港１９７年后实行资本主义能繁荣稳定，那么实行社会主义应该更加繁荣稳定；而现在的意思是说，实行社会主义就不繁荣稳定了，所以理论上站不住。

　　　　他建议加上“暂时”

　　　　两个字。我说，这两个字我不敢加，我只能写在香港恢复主权后实行资本主义５０年不变。虽然５０年相对于几百年、一千年可说是暂时的，但不能含糊地讲“暂时”。

　　　　那么对这个问题，理论上怎么解释？理论不能脱离实际。如果宣布香港主权收回来后就实行社会主义，那么恐怕在１９７年以前所有的资本家和他们的企业都跑掉了，为资本主义企业服务的专业人员也都会跑掉。要知道，香港不仅仅是个花花世界，它还是世界贸易的一个中心，世界金融的一个中心，世界航运的一个中心。如果把它收回来搞社会主义，就会把香港变成一个死港；而保持那里的资本主义，就能继续繁荣稳定，保持它原有的经济地位。到底哪一个办法好，哪一个办法对我们有利呢？结论是很明显的。当然，如果采取“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态度，那是另一回事。既然不能采取那种错误的态度，那就只能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