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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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地区安全和地区合作，以利于维护地区稳定，限制军备竞赛，扩展对话渠道，促进共同发展。

　　　　——联合国应当成为保障国际新秩序的最重要机制，为此需要更好地发挥联合国的积极作用，任何国家都应遵守和维护联合国宪章。

　　　　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再次强调指出，以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新秩序，一个最本质的问题，就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现在有种说法，说“主权”观念已经“过时”

　　　　，因为那是属于１９世纪的东西了。我很不赞成这种说法。我认为，一种观念是过时还是没有过时，不是看某些人喜欢还是不喜欢，而只能看它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客观实际没有改变，正确反映这种实际的观念也就不发生“过时”的问题。那么世界历史的基本事实如何呢？基本的事实是，世界范围殖民体系的粉碎，成百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建立，恰恰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在本世纪的后半叶，而不是在本世纪的前半叶，更不是在１９世纪。完全应当说，这是２０世纪后半叶世界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最重大的成果之一。还要看到，这件事的意义不仅在于结束殖民统治的黑暗的过去，更重要的是在于开辟了未来。它使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人民，获得了在本世纪后期和２１世纪以至更长时期内，独立自主地把自己发展起来的舞台。这同国际交流和合作的加强，同世界经济的国际化，不仅不矛盾，而且正是后者得以健全发展的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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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１１胡绳文集

　　　　条件。一切真正有利于共同发展的互利合作，只有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这难道不是非常明白的事情吗？

　　　　至于说，强调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具有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的平等地位，是否因此就要忽视和否定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问题。我认为，大国和强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中所具有的优势地位，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

　　　　没有大国、强国的积极参与和贡献，国际新秩序是难以建立起来的。而这恰恰意味着大国、强国负有特殊重大的义务和责任。因此，我们希望大国和强国的政府和领导人，能够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以自己的明智决策和作为，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

　　　　总而言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应当从根本上区别于以抹煞和践踏别国主权为特征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旧秩序，应当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谋求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并且能够联合起来共同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种种严重问题。以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之所以是新秩序，“新”就“新”在这里。

　　　　我们清醒地理解，国际新秩序的形成需要相当长久的过程，决非轻而易举。这有待于种种客观因素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同时需要人们思考，需要人们工作，需要人们斗争，也需要人们通过协商加深相互理解、谅解并作必要的妥协。在和平和发展这一总目标下，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及其领导者充分合作，顾全大局，求同存异，而不纠缠在无法强求统一的意见纷争之中，建立国际新秩序是大有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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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的。

　　　　２０世纪只剩下最后１０年了。

　　　　人类就要扣响２１世纪的大门。

　　　　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人类更美好的明天，为促进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发展的国际新秩序的形成，在开创世界发展的新纪元中做出贡献。

　　　　１９１年９月２日在北京举行的国际新秩序研讨会上的发言。

　　　　原载《人民日报》１９１年９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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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在日本亚细亚大学的演讲

　　　　１９２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２０周年。

　　　　１９７２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是两国关系中的划时代的大事。从此，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全面的发展，虽然有个别的障碍，也不能阻断这种关系的发展。

　　　　使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的继续发展，有赖于两国人民间、两国知识界间增加相互了解。日本有许多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人，这是很好的事情。我现在借这个机会，谈一谈中国的改革和开放。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想主要从历史的发展上来说明中国为什么要实行改革和开放，为什么这是中国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下去的基本政策。

　　　　一

　　　　中国执行改革开放政策，是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着的。中国的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内的改革，开放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开放。

　　　　因此，在谈改革和开放问题之前，要简略地讲一下为什么中国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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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制度。同样，我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

　　　　早在本世纪２０年代刚开始时，中国知识界中就有过一场关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争论。当时，有一派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虽然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但是中国没有条件实行社会主义，而只能发展资本主义来解决中国的贫穷落后问题。另一派人则认为，从国际条件和中国社会情况来看，中国不可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因而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现在来回顾那一场争论，前一派人认为中国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这一点是对的，但是他们指望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却被历史事实证明是做不到的。

　　　　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不能从抽象地比较这两种制度的优劣来决定。应该承认，中国在２０年代以前的几十年中，以至２０年代到４０年代，许多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是为了争取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当时的中国，是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果中国能够独立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无疑是一种进步。但问题是，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没有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没有一个资产阶级力量能够为发展资本主义创造必要的前提。

　　　　什么前提？

　　　　一、独立。当中国为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压迫，而实际上失去了作为独立国家的主权的情况下，没有独立，谈不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

　　　　二、统一。

　　　　由于国内的社会矛盾，特别是由于各派军阀势力以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为后台互相争夺，造成四分五裂，连年内战；在这种状况下，不实现国家的统一，谈不上发展资本主义。三、土地制度的改革。当中国人口中８０％以上的农民无地或少地，只能在前资本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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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剥削与压迫下过着毫无权利和贫穷的生活时，谈不上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在那时的中国，民主是广大人民的要求，而民主的最根本的内容，就是几亿农民的生存权利和民主权利问题。要实现独立、统一、土地制度改革这些前提，就不能不面临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克服严重的阻力。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薄弱，也没有能力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去进行斗争。

　　　　这只要看１９２４年当孙中山真心诚意地想实现为发展资本主义所必要的前提时，必须和新生的共产党合作就可以知道。

　　　　前面说的２０年代初争论中的另一派人，就是最早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他们在那场争论中正确地断定，中国不可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但是，当时他们错误地以为社会主义好像就是眼前的现实任务。以后不久，他们逐渐懂得了中国的现实任务还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解决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解决上述独立、统一、土地制度改革等问题。中国共产党勇敢地担负起了资产阶级所没有能力去担负的任务，发动广大的农民，也发动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和其他一切爱国分子的力量，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历程，终于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于１９４９年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我们称１９４９年取得胜利的革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区别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式的民主革命。如果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那当然会建立资本主义国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则不能不导致社会主义。

　　　　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本来力量很薄弱，其中一部分积极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一部分对革命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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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立态度，还有一部分由于可以理解的疑虑，在全国革命胜利时，转移到香港、台湾或国外。新中国采取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民族工商业在新民主主义国家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资产阶级在国家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都不占重要地位。

　　　　５０年代，中国用和平赎买的方式实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对土地改革后分散的个体农业实行社会主义合作化。这样，中国就进入了社会主义。

　　　　现在回头来看，中国在５０年代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是必要的呢？既然没有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也就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要发展资本主义，第一靠对殖民地的掠夺，第二靠剥夺本国的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使之赤贫化。前一点中国不能也不应该做。后一点如果做了，那就会在几亿人口中造成新的阶级分化，引起长期的强烈的社会动荡不安，其结果就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只会重新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

　　　　事实上中国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的三十多年间，虽然有曲折和困难，但是总的说来，保持了国家的独立、统一和社会安定，经济得到发展，人民生活普遍得到改善。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些是不可能做到的。

　　　　所以，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所提供的一个必然的选择。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出发，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走向社会主义，是史无前例的。以落后的经济社会条件为起点，建立社会主义确实极不容易。所以就发生了改革和开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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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胡绳文集

　　　　二

　　　　改革的方针是在１９７８年以后才提出来的。

　　　　但是要谈论这个问题，可以回溯到中国社会主义起步的时候。

　　　　中国在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唯一可以参考和学习的就是已有三十多年历史的苏联的经验。中国在１９４９年后，用三年实现了恢复经济的任务，接着就进行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７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在这期间进行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显然具有自己的特色，并不是照抄苏联。但是，在经济建设方面受苏联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就在这时，中国领导人开始感到苏联的经验不是可以照抄的。毛泽东在１９５６年《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讨论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时，就特别论述了对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缺点和错误要引以为戒。那时他在下列各点上指出了苏联的缺点、错误：一、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二、在国家和农民的关系问题上，“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

　　　　，“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三、“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四、“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五、在中国，“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六、毛泽东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他说：“现在有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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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

　　　　这里没有点名，但很明显的是指苏联。此外，讲话中还提到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的问题。认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

　　　　这里虽没有提到苏联，但也显然是针对苏联的经验来说的。

　　　　现在来看，毛泽东在１９５６年还不是已经透彻地了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弊病，但的确是指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

　　　　固然，看出苏联模式的弊病，还不等于已经弄清楚中国怎样才能做得更好。但是，从５０年代后期开始，中国领导人的指导思想已经明确，不能完全按照苏联的模式做，而应该找出适合中国情况的自己的道路。

　　　　在５０年代末，中苏两国间的矛盾逐渐激化。

　　　　６０年代，中苏两党间公开进行争论，直到两党关系中断。两国间也只是保持形式上的关系，甚至发生了边境的军事冲突。中苏两国关系的破裂一直持续了近三十年，到１９８９年才恢复正常化，但也不是回到５０年代的状态。其所以造成两国间关系的破裂，固然有复杂的因素，但有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不承认在对内对外政策上必须服从苏联的指挥棒，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中国决心按照中国的具体情况，走出适合自己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一开始有些做法就和苏联不同。

　　　　例如前面毛泽东说到的几点。中国一贯重视农业的地位；中国没有取消共产党以外的民主党派，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而不实行苏联式的一党政治；中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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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少数民族关系问题上和苏联不同。在这些问题上中国有时也犯错误，但是总起来说，是做得比较好的。苏联模式的根本缺点，在于一切由国家计划统一管起来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使国家负担过重，承受不了；而且排斥商品经济，妨碍各种社会活力的生长，形成僵化的局面。这种体制，长期保持下去虽然极为不利，但又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时难以避免的，而且在一个时期内还能行之有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要增强企业的独立性等等，都是针对这种缺点而说的。

　　　　但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仍然难以避免这种缺点。如果不能找出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是克服不了这种缺点的。

　　　　中国是一个和任何欧洲国家不同的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有现成的可以照搬的经验。那就必须独立地进行探索，通过自己的实践找出一条道路来。中国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这些经验和传统无疑对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是有益的，但是必须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来利用这些经验和传统。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他说：“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