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传-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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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只要放松警惕，“资产阶级思想”就会无孔不入，就会发生匈牙利那样的反革命事件，
就会以绞刑架和枪杆子结束。
　　　　赫鲁晓夫接受了这一理论，终于使他同过去那些最热烈的支持者闹翻了。现在，他们已经分属不同的阵营。
　　　　麻烦不止于此。欧洲的风波刚刚平息，同美国的斗争刚刚告一段落，社会主义阵营内纷争又起。这次是同中国彻底
闹僵了。
　　　　22大时，赫鲁晓夫没有邀请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会上，赫鲁晓夫发动了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攻
击，并号召推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现领导。对此，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致词中批评赫鲁晓夫说：“我们认
为，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如果不幸发生了争执和分歧，应该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
耐心地加以解决，对任何一个兄弟党进行公开的片面指责，是无助团结，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周恩来还指出：“把
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态度。这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
仇者快。”代表大会期间，苏中两党举行会谈，但由于双方都坚持已见，会谈毫无成效，周恩来遂率代表团在大会结束
前提前回国。赫鲁晓夫去机场送行。而在北京，毛泽东率全体党政高级领导在首都机场迎接了周恩来的归来。自此，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共和中共的关系全面恶化，后来两党公开分裂。
　　　　11月　7日，即十月革命　44　周年纪念日，也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20　周年纪念日，霍查宣布与苏联公开分裂。12月
11日，苏联宣布撤回驻阿的苏联外交人员，并要求阿尔巴尼亚外交人员同时撤离苏联，断绝了两国外交关系。
　　　　12月　15　—16日，中国《人民日报》公布了苏联和阿尔巴尼亚分歧的一批文件，支持阿尔巴尼亚抵制苏联的行动。
　　　　这一年，苏联要求中国连本带息偿还所有的贷款，包括抗美援朝期间苏联给予中国的军事物资。这是苏联继前一年
突然单方面决定在一个月内全部撤走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并撕毁几百个协议和合同之后的又一次要挟行动。
　　　　随后，苏中两党的分歧和争论继续升级。
　　　　1962年　4—5　月间，苏联当局通过驻中国新疆的苏联领事馆和苏侨协会在伊犁地区引诱、煽动数万名中国公民出走
苏联，并挑起暴乱事件。10月下旬，印度军队再次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向中国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苏联从军事上、政
治上、经济上支持印度反华。赫鲁晓夫公开为印度辩护，指责中国对印度进行自卫反击的正义行动。
　　　　此外，赫鲁晓夫还接二连三地发表讲话，并授意苏联的报刊大量地发表文章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中国共产党。
在　1962　年　11　月到　1963　年　1月间，赫鲁晓夫利用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先后举行的
党代表大会，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对于赫鲁晓夫的一系列反华活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被迫进行答辩，从　1962　年　12　月　15　日到　1963　年
3　月　8日连续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分歧从何
而来》、《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等七篇重要文章，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从批判南斯拉夫扩大
为批判意共陶里亚蒂和法共多列士，以示回敬。
　　　　1963年　2月，赫鲁晓夫提出停止论战，寻找两党之间克服分歧和相互谅解的途径，然而又声称在原则问题上不作让
步。从这种立场出发，2　月　21　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建议停止兄弟党之间的公开论战，但要求公布这一时期双方
的来往信件。经协议，双方在　3月　14　日同时公布上述两封信件。
　　　　3　月　30　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提出由于世界局势发生的变化，“要求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符合其现
阶段根本任务的总路线”。信中就苏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看法，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的观点。信中还提出举行
苏中两党双边会谈的一些具体建议。6　月　14　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　3月　30　日复信中，也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简称（25条》），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则问题发表了系统的意
见，集中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为主要内容的
“修正主义路线”。尽管苏中两党会谈即将举行，但论战的气氛丝毫没有减弱，相反，由于在苏联境内是否准许散发　6
月　14　日文件引起了外交纠纷，中苏两党的关系愈加紧张。
　　　　为了消除分歧，1963年　7月　5—20日，中苏两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中共代表团由邓小平、彭真率领，苏共
代表团由苏斯洛夫率领。在会谈期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　7月　14　日发表了《给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
》，公开信指责中共中央　6月　14　日信件对　1957　年莫斯科宣言和　1960　年莫斯科声明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并对
苏共　20　大、21大、22大的决议和苏联共产党纲领进行了“没有根据的、诽谤性的攻击”。公开信对苏中分歧和当代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苏中两党会谈于　7月　20　日结束，大论战的帷幕终于
拉开了。
　　　　这场大论战是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涉及的问题很多。7　月　20　日，中国《人民日报》和各大报
纸全文刊载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此后，苏联的全国性报刊发表了近　300篇攻击中国的文章和材料。《人民日报》将其中一部分摘要发表。1963年　9
月　6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
文章，到　1964　年　7月　14　日，共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简称“九评”，从“二评”起，题目分别为
《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
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段革命和赫鲁晓夫主义》、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文章开始公开指名批判“苏共领导修正主义”（或称“赫鲁
晓夫修正主义”），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主题，批判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的观点。如二评《关于斯
大林问题》、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和九评《关于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主
要涉及已经取得无产阶级政权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八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涉及尚未
取得无产阶级政权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四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五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和六
评《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是论述各国党如何正确对待国际斗争的问题。七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
义者》则论及各国党应如何对待相互之间的意见分歧问题。
　　　　针对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在报刊上发表了数以干计的文章和材料进行攻击。同时，
世界上　80　多个共产党通过各种方式围攻中国共产党，支持中共的党也采取各种方式批判苏共的观点，只有少数党持中
立态度，大论战发展到高潮。
　　　　大论战中，中共和一些兄弟党批评了苏共老子党的错误做法，打破了各国党对苏联共产党的迷信，使它们认识到苏
联模式并不一定适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赫鲁晓夫固一时激动提出的口号，如　20　年建成共产主义的纲领是不正确的。
这使越来越多的党解放了思想，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要求把马列主义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独立自
主地大胆探索本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论战使中国最终离开了苏联的道路，摆脱了对苏联的依靠。
　　　　新中国成立初的一段时间，中国强调“一边倒”。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的不少做法是照搬苏联的。国民经济中强
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农业合作化也以苏联为榜样。在　50　年代末，毛泽东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按
农轻重顺序发展国民经济。苏联在　1960　年撤走了在华全部专家和技术人员，并撕毁协议和合同，此后中国开始独立地
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
　　　　论战开始前，苏联要求各国党在处理国内外政策时，必须服从苏联的指挥。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处理
本国问题，就给谁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苏联总是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规律”、“一体化”、“社会主义大
家庭”等。通过论战，任何一个党都不能再把一党一国的利益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利益了，那种把自己比作
别国“母亲党”，要别国党对“领导中心”唯命是从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一个党有了错误，由人家自己去判断，去
纠正，不必过多地干涉别国党的内部事务，已成为国际共运共同遵守的准则，但对槁霸权主义还是要公开反对的。中国
共产党指出，如果一个党、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搞霸权主义，那就不是内政问题，而是欺负别人，对此当然可以表态，既
可以从内部交换意见，也可以公开批评。中国共产党发表的文章中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如不允许批评霸权主义，那
就是没有是非了。论战后，一党控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局面不复存在。论战是一把双刃剑。论战从思想上破除了各国
共产党和工人党对苏联共产党的迷信，从组织上冲破了苏共一党控制国际共运的局面，维护和发展了中国的国家独立自
主权。但是，论战造成了国际共运的大分裂，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很多党之间中断了关系。在各国党的内部，
特别是未执政的党，不断出现分裂，有的党分裂成两个，有的分裂为三个，甚至四个。分裂，削弱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战
斗力。
　　　　论战中，许多党分不清是非，区分不了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界限，因此在论战中不敢轻易表态，也不敢大胆地开
展党的活动。由于论战尖锐、激烈、规模越来越大，对论战涉及的具体问题忽视了调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社会
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象和威望。更为严重的是，论战助长了一些地区和国家群众运动中的左倾思想的发展。从
大论战中得出的反修防修的结论，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依据，是导致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根
源。这都是后话，在此无需再提。
　　　　论战使赫鲁晓夫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并成为修正主义的代名词。在中国人的眼里，赫鲁晓夫是野心家、阴谋家、
篡党篡权者，总之，声名狼藉。
　　　　对赫鲁晓夫来说，这一年着实不好过。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8。1％，但比预期的增长率低了　1％。更紧要的是，已有
迹象表明，苏联工业生产率已经每况愈下。根据专家估算，1963年每卢布工业投资效益比起　1958　年低了　15　个戈比；
据此统计，苏联的工业投资损失了近　1500　亿卢布。除了电力和冶金工业外，几乎每个工业部门的生产率都在下降，而
且下降的幅度还比较大，这是　40　年来的第一次。尽管短缺的商品不胜枚举，但滞销消费品仍大量运往市场。积压的钟
表和成衣足够销售两年，书籍、缝纫机、照相机在仓库中堆积如山。在七年计划期间，诸多方面计划失调，出现了明显
的失衡状况。如，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工人占全苏工人总数的　35　％到　40　％，但是这两个部门所得到的投资额只占工
业总投资的　8％。采掘工业的生产率极低，而它所获投资比例却高达　30　％，并使用了占全苏　20　％的工人，但它在全
国工业总产值中的贡献仅有　7％。农业的状况更加令人担忧。1963年的农业生产总产量与1962年相比，不但没有增加，
反而下降了　10。7　％，比　1958　年的数字还要低。畜牧业的统计数字更让人糟心。生猪存栏数从　7000　万头骤减到4100
万头。牛的存栏数也减少了　150万头，羊的存栏数则减少了　600万只。粮食产量的降低与牲畜的减少，除了天灾之外，
更为重要的是人为因素。
　　　　比如，强行废止土地休耕的做法，使得地力耗尽而无法再生，导致数以百万计公顷的耕地沦为贫瘠的不毛之地。1963
年，一场“黑风暴”降临垦荒区。
　　　　5　月份，狂风卷走了数百万吨的黑土，撒落在萨彦岭的山脚下，以致一直增长的耕地面积骤减了　600万公顷。
　　　　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益明显。几乎所有阶层的人都在发牢骚。工人的不满是由于食品短缺，消费品供应不足。养老金
领取者和技术人员的工资一成不变。农民因自留地减少、牲畜被强行收购而怨气冲天。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工人因
效益不好而无心工作。部队军官因削减退休金而忧心忡忡，内务部部队的指挥员因取消津贴而人心浮动。更为要命的是，
党的中层干部开始与赫鲁晓夫离心离德，原因是第　22　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第　25　条。这一条是这样规定的：
　　　　在选举党的机关时，应遵守经常更换其成员同时又保持领导的继承性的原则。
　　　　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的成员至少更换　1／4。主席团委员一般最多只能连续当选三届。某
些党的活动家，由于他们享有公认的威信，具有出色的政治品质、组织品质和其他品质，可以在更长的时期内连续选入
领导机关。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关的候选人在不记名（秘密）投票方式下至少须有3　／4　的参加者投票赞成方可当选。
　　　　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边疆区委会、州委会的成员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至少更换　1／3　；党的专区委、市委、区委、
基层党组织的党委会或支委会的成员至少更换一半。同时，这些党的领导机关成员可以连续当选，但最多不得超过三届。
基层党组织的书记可以连续当选，但最多不得超过两届。
　　　　全体会议、代表会议、代表大会根据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可以更长期地将某一工作人员选入领导机关。在这种情
况下，参加投票的共产党员至少须有　3／4　投票赞成，方可当选。
　　　　由于期满而不再选为党的领导机关成员的党员，可以在以后选举时重新当选。
　　　　说句公道话，赫鲁晓夫这一改革的出发点是使党的领导机构经常保持新陈代谢，实际上是推行党的干部任期制，废
除终身制，其用意是积极的。然而，这一改革却意味着党的各级干部再也不能把自己的职务看成是毕生的职业和终身受
用的特权。现在他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必须寻找别的工作并且学会适应它。由于这些新规定而
受打击尤为严重的，是上面所提到的中层干部。鉴于党的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从而任何中央委员或中央主席团委
员的最长任期都是　15　年，而区委、市委和州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