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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王国-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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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的植物学家在新几内亚和非洲住过，但在吃的方面他还保持着一些清规戒律。而让·科尔切斯科则不然，他津津有味地吃着白蚁。作为一个地质学家，他在安第斯山区和中美洲住过多年，他对待大多数事情的态度比苏格兰人麦肯齐开明。
第二天一早，他们又动身了。动身前，雅瓦把他们留下的余烬吹旺，口中念念有词：“鬼魂，鬼魂，你留下熄火”要是不这样做，那就有遭到死者灵魂袭击的危险。那些不会生火的鬼魂经常在树林里游荡，有些并不伤人，但有些会从背后抓住猎人，摔断他的肋骨；还有更糟的，那就是把他的“命根子”夺走。
第二天黄昏将临时，他们到达了“沙博诺”（营地）。雷伯就在那里。
这是一个临时营地，设在一座小山顶上，将近有二百五十人。一座座三角形的窝棚环抱着一块空地排成一个圆圈，周围是一道荆棘树篱，用以阻挡袭击，防止鬼魂或传播疫厉的恶魔“沙瓦拉”渗透进来。窝棚顶上盖的是一种叶柄有刺的大张树叶，叫做“米约马”，这种树叶比仅用于歇一夜的“开替巴”树叶更能挡住雨露。
天还没亮，雷伯就在科尔切斯科好奇的目光注视下打扮起来。他全身裸露，头发几乎披到肩上，额上带着一条碧绿碧绿的蛇皮头箍。他朝地质学家露出微笑。
“你也应该束一条带子。以防万一。”
他指指那些做母亲的围在孩子们腰间辟邪的树皮阔带。
科尔切斯科迟疑不决，心想：“他是不是拿我逗笑？”
“你就照做吧，”乌巴尔多·罗沙板着脸说。
他用亚诺马米语说了些什么。一个女人咯咯地笑着走过来，双手捂着脸。她把树皮裹在地质学家束住裤子的皮带外面。
在这同时，雷伯从他的窝棚顶上取下裹在树叶里的一包东西。他从包裹里拿出用橡浆那样的胶水粘合起来的树皮屑、藤末子和一些草木的碎片，小心翼翼地把这种混合物倒在一张香蕉叶子里。然后，他用从一张旧的吊床上扯下来的股纺绕在蕉叶周围，把这些东西点着了火。它们只烧了短短一会儿工夫，夜晚的潮气就把火给灭了。雷伯又另外扯下一些股绳，非常耐心地如法炮制，直到这种混合物彻底焙干、全部烧光。他不时用棒搅动这一小堆东西，却从不用手指去碰。
未了，他用一块石头研磨烧剩的灰，把草木灰放到另一张叶子上包起来，夹在手和大腿之间使劲挤压，前后摇晃着身子，用亚诺马米语诵念咒语。
他又用叶子做了个漏斗，把已变成赭色的草木灰倒进去，他这么干着的时候，在他旁边燃起了一堆火，上面放一个赤陶葫芦。葫芦里的水已经煮开。雷伯把漏斗放在另一个空葫芦上，然后，把沸水慢慢地、几乎一滴一滴地倒在草木灰上，完全象倒咖啡一样。一种琥珀色的液体——颜色越来越深——从漏斗底部滴入空葫芦。
“箭毒，”麦肯齐说，他向前探出身子，完全看出了神。“只有亚诺马米人才用渗滤的办法做箭毒。亚马逊尼亚其余的印第安人都是熬制的。所用的草木属马钱子一类，它们的混合物一旦与铈酸发生化学反应，就会产生出一种引哚基醋生物碱”
“请不要说话，”罗沙说。“仪式开始了。”
那些战士兼猎人已走近来，在愈来愈亮的晨噶中保持肃静。他们每人捧着一只赤陶小碗，领取自己的一份箭毒。散去以后，他们同样诚惶诚恐、缓慢庄重地开始用野草沾着箭毒涂在箭头上，并立刻放到无焰的火上焙干。
雷伯浑身上下晒成棕黄色。此时，他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谛视着科尔切斯科，目光熠熠似乎比平时明亮，好象在问科尔切斯科敢不敢指出，眼前这一切是否能容忍持怀疑态度的旁观者不阴不阳地一笑置之？
阳光终于高过绿色的树墙，照耀在茫茫无际的林海上。紧接着，一架直升飞机出现了，天上地下的景物年代相距之远，足以使人以为产生了幻觉。那是一架大型的西考斯基，装有天线可以直接与外界联系。
飞机降落在这个石器时代营地的正中央。
“记录到十六个新树种。”麦肯齐说，他的嗓门有点儿粗里粗气，苏格兰口音很重。“加起来，这一带的树种我们知道的已有二百四十八种。但没有一种特别符合既定的标准。纤维和含脂离要求太远，我们能从中得到的纤维素质量肯定很差，再说我们还会碰到重新造林的老问题，最顺利的话也要四十年。很可能需要五十或六十年”
直升飞机的机舱很大，分隔成两部分也绰绰有余：一端是舒服的座舱，另一端是车库，里面有一辆吉普和一辆名叫“陆地海盗船”的轻便汽车。座舱本身又分成四小间：两间卧室，一向是王住的，另一间放着可睡六个人的铺位；一间浴室，一间是备有无线电和电话系统的会议室。
雷伯正在与纽约通话。他用英语说：“请把那些数字告诉我，托尼。完了以后，让尼克跟我说话。”
他捂住受话器，瞅着麦肯齐，问：“进路问题怎么样？”
“我们得新修一条大约一百英里、也就是一百六十公里长的路。还得架三座桥。达席尔瓦会向我们作更详细的汇报。”
雷伯点点头。他向电话里说：“我听着呢，托尼。”随后的两分钟里，远处的声音在向他报数字。“托尼，池田开的价还有反复。要跟他联系上，找出变动的原因。两小时后我再打电话给你。现在，请尼克听电话喂，是我，尼克。我想知道那艘货船为什么在开普敦比原定的时间多停了四天。还有为什么这家保险公司把我们的索赔要求拖了这么久？给芝加哥的兰斯·洛维特打个电话，让他负责这件事情。还有件事：找一下保尔，告诉他，过五十分钟我打电话给他。是的，我知道他在温哥华，也知道那里现在是凌晨一点，但我要和他通话。谢谢你，尼克。”
他挂上电话。
“干吗要新修一百六十公里路？我们可以利用K17路段。”
“那将需要一条与它衔接的路，工程就更大了，不过我可以问一下达席尔瓦。”
“我自己去问吧，吉姆。那么你呢，让？”
“我要谈的是高岭土问题，”科尔切斯科立即答话。“过去九个月的研究结果得到了证实。矿床的质量是最好的一种，而且就在地面表层底下。只要用脚跟扒开地表就瞧得见。”
“你做过估算没有？”
“粗略地算了一下，至少在三千万至五千万吨之间。我按计划留了一批人在那儿。六个星期内我就能得到准确的数字。”
“这样我们在世界范围内能名列第几？第二？”
“第三。但我们还有希望。”
“香港接通了，”对讲电话里的一个声音说。雷伯拿起听筒。
“是我，老韩。请告诉我新加坡这笔生意的情况。接下来再谈惠灵顿的那笔交易。我听着。”
在直升飞机下面九百米左右的地方，突然出现了一块看不出一点人工痕迹的空地。但在两排树木之间却精心地铺设着一条超过三公里长的跑道。从飞机的长方形舷窗望下去，科尔切斯科瞧见几栋绿白两色的建筑。他想让自己松弛一下。在丛林深处刚刚度过的两个月，并没有对他产生太大的影响；实际上尽管那里诸多不便，险象环生，他倒觉得挺快活。
但他却对直升飞机感到害怕。
他需要一个女人。最好是穿衣服的。他开始梦见胸罩和吊袜带。
丛林深处的飞机跑道离原先的橡胶之都马瑙斯不过四百公里，在它的西北面。
一九六九年，与之配套的建筑不超过六十栋，当然不包括飞机库，那里停着十二架大小不一的各式直升飞机和七架其他飞机，其中有一架波音707、两架DC—3型、一架快帆式喷气机；也不包括隐藏在植被下面的巨大车库，那里有一百辆不同类型的汽车，还有建筑机械。
发电厂隐蔽得更好，几乎完全被遮盖了。即使有人作低空飞行观测，也绝对料想不到这个厂的意义非同小可。当然他会瞧见一些建筑物，但他所瞧见的比实际规模要小得多，他也许会认为，那是个比一般稍大的庄园，但仅此而已。
这个无懈可击的伪装使特拉雅诺·达席尔瓦极其满意。最近五年来，随着工作的进展，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亲自乘飞机在这一地区上空视察一遍。他从空中拍下了无数照片，象个间谍似的用放大镜仔细研究。有几次他修改了由八位建筑设计师和工程师组成的专家组画出的图纸（他本人既是设计师又是工程师），甚至增加了树木，并仔细比较树叶的颜色，决不让这片绿色的汪洋露出一点儿破绽。
只有这条起落跑道是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怎样才能使空中看不见这个长度接近四公里、而且笔直的口子呢？雷伯在这点上又毫不通融；他要求做到，即使最大的飞机也能在白天或夜里的任何时候降落。
达席尔瓦作了最大的努力，尽可能突破几何图形的格局，在跑道两边安置了一片片看起来象是被烧毁的林中空地那样的“布景”，并且使用了假目标，如直接画在轮伐作业区的假树和一条穿过跑道的假河（飞行员们曾被它迷惑过），一片假的沼泽地在阳光下会象真的一样忽闪忽闪。这是英军指挥官赫布·托立弗的主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善找乐子的托立弗曾在利比亚用无数辆木头和硬纸做的坦克使隆美尔的军队上过当。
这一切都是在跑道路面上用着色方式完成的，真是妙不可言。由于事先考虑周到，结果很令人满意，只有飞行员们例外，他们一直抱怨不知该把飞机住哪儿停。达席尔瓦不得不设置在大白天也能发出彩色闪光的成排照明灯，并由那些在能见度为零的情况下也能指挥飞机降落的专家管理隐蔽在附近一座悬崖（当然是假的）树丛里的指挥塔。
反正最主要的是：除非亲自到实地去，在那些建筑物之间打上几个转，否则你怎么也猜想不到，平时有—千四百多人在那里生活、工作。
达席尔瓦把刚才那张地图通过滑槽掀开去，接着出现的是另一张，比例为一比二百万。
“这是库鲁皮拉山，”他说。“卡特里马尼河在它南面，这儿是穆卡雅依河。右边是阿皮奥的水面。让·科尔切斯科曾在这一带工作过。”他用一支软黑铅笔在热塑材料制成的地图表面上画了个圈。“我考虑过利用离这儿不过七十公里的K17路段。但筑路工积将是非常艰巨的。首先，这一带的地形崎呕不平，那里是帕里马山脉的丘陵地带，它最高的几座山峰可达一千四五百米。”
他不停地说着，雷伯看着他。同往常一样，达席尔瓦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似乎在他开口之前，雷伯已知道他要说些什么。特拉雅诺·达席尔瓦是巴西人，十六年前，即一九五三年，里约热内卢的律师若热·索克拉特斯把他罗织了去。当时，达席尔瓦只不过是一个土地丈量员，对于自己取得这样的资格已经十分满意。事情发展得很快。他被送往瑞士苏黎世的一所理工科大学深造（爱因斯坦曾在那儿亲自任教），一切费用都有人代付，而且极其大方。以后，由于某个苏必斯一力促成，他在马赛生活了两年，在一家最负盛名的公共建筑公司带薪受训。接着，他又在古巴、香港机场和英国工作过。直到那个时候，他才进入王的工作班子。
达席尔瓦和其他人一样称呼雷伯的名字。他对雷伯的尊敬近乎祟拜，可以说五体投地，同时包含着一种有点儿不好意思、然而毫不动摇的友情。
“很好，”雷伯说。“你认为这条路怎么修最合式，就怎么干。跟让·科斯切斯科一起商量。他作了大量的研究，可以补充你的不足。好，特拉雅诺，现在请谈谈港口的情况。你进行得怎么样了？”
雷伯说的是葡萄牙语，不时夹进几句西班牙语、英语或法语，要看他说话的对象是谁，对方懂哪一种或哪几种语言而定。
达席尔瓦展示了另外几张地图，绘制这些地图的人员有从各处罗致来的第一流的专家，他们来自芝加哥的兰德与麦克纳利公司、东京的帝国书院出版社、斯德哥尔摩的厄瑟尔特地图社、斯图加特的蒙达多利—麦克纳利公司和圣保罗大学地理系。
开始有了眉目的港口设在内格罗河边，位于阿拉萨河口西北大约三十公里处。这是总规划中的第三个项目，另外两个港口设施，即使还没有完全设计好，至少已有大致的轮廓了：一个也是在内格罗河边，位于乌巴尔多·罗沙的出生地莫腊以南约一百公里处；另一个在亚马逊河主流岸上，位于马瑙斯以下近依塔皮兰加处。达席尔瓦尽可能精确、扼要、迅速地作了汇报。
他正打算就卡拉卡拉伊的基地（这是最北面的一个，在布兰科河上）补充若干细节”
雷伯摇摇头，笑道：“谢谢你，特拉雅诺。我最近刚刚去过那儿。你什么时候去里约热内卢？”
“不忙，”达席尔瓦也笑着回答。
六个月前，他妻子带着两个孩子从里约热内卢附近的尼泰罗伊来到这儿，他们的孩子目前已在去年刚建成的学校里念书。所以达席尔瓦并不思念里约热内卢，何况这里的工作又忙。
这时大概是早晨八点钟。随后的两个小时里，雷伯听了两位农学家恩里克·埃斯卡兰特和黄森的汇报。这两人是这样分工的，委内瑞拉人恩里克负责水果、可可、三叶橡胶和帕拉果的栽培，而法籍柬埔寨人黄森则主管水稻种植和牲畜饲养。
黄森是在磅湛省出生的高棉人，象特拉雅诺·达席尔瓦一样，也是依靠由乔治·塔拉斯任主席的基金会提供奖学金培养起来的一名工程师。他和埃斯卡兰特一起曾在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为三家由韩某开办的公司工作。他从菲律宾带回来一种长粒稻谷IR22，照他的意见，这一品种很容易适应亚马逊尼亚的土壤。
他用他的尖嗓音说：“我预计一年可收两熟，八月份和一月份各一次，这样每公顷大约有五吨收成。”
“巴西的平均产量是多少？”
“每公顷一吨半。除了菲律宾稻种外，我们还要采用从苏里南引进的品种阿帕尼。我们作过的试验效果很好。”
“跟乌韦谈谈粮仓的问题。”
“这事已经落实了，他会在飞机上向你谈这事的。”
乌韦·索别斯基护照上的国籍是西德，但他实际上是东德人。他驾驶一辆自己改装的卡车带着全家老小越过了“铁幕”。在亚马逊尼亚的干部队伍里，他负责有关技术设施、工厂、水坝、电厂方面的事务。他手下有五十名专业不同、国籍各异的工程师。
那天，埃斯卡兰特、达席尔瓦和黄森留在丛林，索别斯基则和德尔·哈撒韦、莫里斯·埃弗雷特登上波音707。德尔·哈撒韦是北美人，负责地下资源的开发，和科尔切斯科在一起工作，不过科尔切斯科更主要的是从事勘探。莫里斯·埃弗雷特是个地理学家，也是北美人，在过去的九年里一直负责协调全部地图绘制工作，还要保持各个班子彼此隔离的状态，不让任何人对总的规划有丝毫的了解。
机上还有一位四十五岁的金发妇女，她举止稳重，长得不算漂亮，但非常能干，她总揽后勤和交通运输大权，任何人（包括雷伯在内）要去任何地方（至少在亚马逊尼亚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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