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王国-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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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经摔倒过两回，眼镜也丢了。黑暗中他简直什么也看不见。雷伯自然得扶着他，带手电的人们在后面紧迫不舍，越逼越近。

　　他们右边出现了另一些光亮，那是戈斯尔的灯火。他们已经跑了有两个小时，前面已看得见托普利茨湖。铎夫再也走不动了。他高声喊叫，向追赶他们的人说他是铎夫·拉扎鲁斯本人，他准备跟他们拼了

　　拉扎鲁斯得到的回答，是六七响毛瑟枪干脆的噼啪声，这种枪在战时是发给德国军队中一等射手的。铎夫和雷伯都没有被打中。他们又往一堵峭壁上爬，坡面越来越陡，不久铎夫就拒绝再往前走或往上爬。托普利茨湖在他们下面，几乎成垂直方向。铎夫说就在此地停下，这中空的巉岩就象一座平台，“从这里望出去风景太美了”。他平静地摇摇头，兴许还在黑暗中微笑。他说要留在此地，并打算阻止这支纳粹大军过于逼近，尽管他已丢了眼镜。“你想想，小伙子。其实，我敢肯定，凭你这脑袋瓜子，在我之前你已经想过了；咱们这样是逃不出去的。他们比咱们跑得快。所以，我要你定下神来，小伙子，要你竖起耳朵听你这颗与众不同的鬼脑袋的话，它会告诉你这是咱们仅有的一线生机”他将尽可能坚持到让雷伯用两条山羊腿超过死山，也许还能讨到救兵。

　　“我走不动了，雷伯。你有什么办法？背我走吗？我足有九十公斤重，这都是喝啤酒造成的。请走吧，小伙子。你要找到你在搜索的那个家伙，把我也算在他的帐上。”雷伯·克立姆罗德同意让他留下，开始一个人爬山。当然，雷伯才走了几分钟，就听到枪响。他还听见铎夫用最大的嗓门唱着——“我的俏姐儿躺在汪洋彼岸，我的俏妞儿躺在大海那边。”

　　雷伯在黑夜中拼命往上爬了大约两百米，这时听到一件庞然大物重重地摔倒在山坡上，接着掉进了冰冷乌黑的湖水。他以为铎夫已经死了。但隔不多久，他听见两支科尔特手枪还在沉着应战，而且那个带有爱尔兰口音的嗓子又唱了起来。

　　但这歌声终于被未了一阵枪响所打断。

　　凌晨三点钟左右，他又回到望得见木屋的地方。那里看不到有人放哨，但是有灯光。他潜行到阳台上，有一个人听见他的脚步声，用德语问：“你们逮住他们没有？”

　　“只逮住一个，”雷伯答道。

　　那人出现在门口，腋下夹着一支双筒猎枪。他一看见雷伯，急忙准备举枪。雷伯的一颗子弹已经打穿他的喉咙。他走进木星，那里只有不带武器的另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中的一个，但不是盖尔达·胡贝尔。

　　“请别动，”他对吓得面无人色的一男一女说。

　　他握着手枪（枪管朝下）检查其他几间屋子，没有发现其他人。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的那个男人，长着一张瘦削的脸和鹰钩鼻，头有点儿秃。

　　他问道：“您在找什么人？”

　　“埃立希·施泰尔。”

　　“我知道有一个叫埃立希当律师。”

　　“正是这一个。”

　　“我一点不晓得他可能在什么地方。甚至有可能已经死了。他的一双黑眼睛亮闪闪的，使他的相貌有点儿象犹太人。”

　　“你是谁？”雷伯问。

　　正在这个当儿，从他故意打开一半的门外传来至少两部汽车的引擎声。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这样受到保护？”

　　“您错了，”那人说，“受到保护的那个人晚上已经走了。我只不过是这所房屋的主人。我也从来不知道躲在这里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克立姆罗德接过那人身上带着的证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听到过阿道夫·艾克曼的名字。

　　约尔·白尼适在罗马见到雷伯·克立姆罗德是在一九四七年四月十日前后。两个年轻人阔别将近十八个月之后的这次重逢倒不是什么巧遇。白尼适在意大利代表哈葛那组织主持打通移民渠道。（三个月以后，他将积极参与把四千五百一十五人装上一条美国客货船“加菲尔德总统”号，这条船因而变成了“出埃及”号。）


　　他和克立姆罗德将近中午时分在圣安琪洛城堡前面相遇。

　　“你怎么知道我在意大利？幸好我及时发现你留在别尔契克那里的条子。明天我就要离开罗马。”

　　克立姆罗德解释道，他去找别尔契克，“是为了向莫萨德或哈葛那的人谈一件事”，为了让人家了解他，他举出了几个能为他作保的人的名字。

　　“你也是其中的一个。别尔契克告诉我，说你在罗马。你能匀给我两个钟头时间吗？我想指给你看一个地方。”他把白尼适带到圣彼得广场旁边通往维亚克雷申焦的一条小街，指给他看一块用德意两种文字书写的牌子。“逃亡路线是通到这个地方的。他们经由林道和康斯坦茨湖边的布雷根茨离开德国，或者通过雷申山口，也就是你和我两年前走的那条路。他们通常坐轿车，有时坐大客车，夜里住在方济各会的修道院里。那些修道院是驿站，我为他们列了一张清单。安排出逃的人有一个名叫阿尔尼·沙义德。还有一个女人盖尔达·胡贝尔。这些人另有一份名单。到了罗马，由掌管梵蒂冈教廷某官方机构的一个德国人海德曼照料他们。海德曼向他们提供从红十字会弄来的护照。其中某些人甚至被授予神职和耶稣会教士的假证件。他们经由巴厘离开意大利，更多的是从热那亚走。一部分人去西班牙、叙利亚和埃塞俄比亚，但前往南美的很多。好几百人已经这样逃了出去。”

　　白尼适听了大为震惊。

　　“你一下子从哪儿搞到这么多情报？”

　　“我是在查访别的事情过程中发现这一切的。我得把这些情况告诉什么人。”

　　末了那句话说明他没有应该汇报的上级或组织。白尼适其时正步步高升：上头终于认识到他的才干不应仅仅作为一名爆破手使用，于是派他执行更细致的任务。白尼适知道他这个以前的同路伙伴断绝了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一切联系。某人曾向他谈起有个姓克立姆罗德的人正在为“纳卡姆那帮白痴”效劳。

　　他问道：“你还跟他们在一起吗？”

　　“不。很久不在一起了。”

　　。拉扎鲁斯呢？”

　　“死了。”

　　其余只字不提。他们沿台伯河走着。白尼适仔细观察克立姆罗德，发现他变了。主要不在于身高和体重，尽管雷伯又长高了些，体重也有所增加，但他仍然是一副长脚蜘蛛的体态，走起路来还是那样明显地慢慢腾腾，凝滞的目光依旧那么深不可测。变化是在其他方面：他变得比以前老练，并且对未来显然胸有成竹。

　　“你找到你要查访的对象没有，雷伯？”

　　“差不多了。”

　　静默。

　　接着，白尼适突然说：“我一直对你怀有很深的友情。真的。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

　　“谢谢你。不需要。”

　　又是静默。

　　为了填补空白，白尼适开始谈论将诞生在太巴列湖旦河畔的那个国家（注：作为犹太人的国家的以色列共和国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宣告成立。），他和雷伯以及其他许多已经来和将要来的人，终于能在那里各得其所。他谈到未来的冒险壮举，甚至准备去征服内格夫沙漠，不由得越说越兴奋。

　　回答来得缓慢，但很明确。

　　“其中没有我，”雷伯说。

　　“你和我差不多一样是犹太人。做犹太人也可以选择。”

　　“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

　　白尼适即使字写得很小也差不多用了二十页才录下那份清单，包括姓名、修道院、中转站等等。所有这些情报雷伯在“查访别的事情”过程中搜集到的。

　　白尼适在一种怪不自在的感觉推动下笑了起来．

　　“这象是你在给我一份告别礼物。”

　　“也可以这么说，”雷伯说。

　　这时，他的眼睛里洋溢着温暖的友情，脸上泛起笑容。

　　他的大手搂住白尼适的肩膀。“谢谢你，谢谢你的一切。”他告辞后，过台伯河而去。


　　在丹吉尔，亨利·阿尔特也在差不多的时间又见到了克立姆罗德，“大概在四月中旬吧”。

　　“他来找我的时候，就象我们昨晚还见过面似的。他问我是否愿意跟他一起做几笔买卖。他有一点钱，大约六千美元，想要把它统统押上去，来个孤注一掷，要么翻番，要么倾家荡产。

　　“他看上去有二十二三岁。他这第二次在丹吉尔的逗留，前后有四个月光景，这段时间内我们跑了四趟买卖，都获得成功。除去各项花销，我们的利润为每箱五十美元多一点点。第一趟有一百二十箱是他的，此后他每趟都有二百箱。算起来并不难：他的纯利可达三万五千美元。

　　“说到他离开丹吉尔的情况，这就和他的到来一样简单。他只是对我说，我们的合作‘对双方都极为愉快和满意——他确实是这样说的，语调缓慢柔和，带有相当老练的谦恭态度，——但他说，他要走了。我向他表示了遗憾，承认我对他怀有很深的友好感情，几乎是一种眷恋。我还对他说，我们满可以在一起挣得一笔财产。他向我微微一笑，对我说，他对此不愿兴趣。

　　“我不知道他的去向，但他的胳肢窝里夹着一副小小的画，外面没有什么东西裹起来；他把画给我看，问我是不是喜欢。我从来不是这方面的行家，我在上面看到的只是一块一块的颜色。我就这样对他说，他放声笑了起来，但是这种笑从不及于双目，他的眼睛顶多只是稍稍睁大一些。

　　“他说：‘画上的签名是一个叫康定斯基（注：瓦西里·康定斯基（1866—1944），俄国画家，抽象画派的创始人之一。）的人，他在三年前去世了。这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画家。亨利，一个人可以为一副画杀人，但是一个人也可以为一幅画被杀，

　　“他在巴斯德林荫道上买了一只大小和那幅画一样的布袋。据我所知，这是他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初离开丹吉尔时携带的唯一行礼，他的目的地我不知道。袋里装着那副画，还有他一直带来带去的两本书”
波哥大的烛台　——　7



　　那个时候阿卡迪奥·阿尔梅拉斯五十六岁。当初他害怕成为一个画家，但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前期曾经跟埃米利奥·佩托鲁蒂学过绘画。他还远涉重洋去柏林会见克莱。至于康定斯基，阿尔梅拉斯记得很清楚自己曾到魏玛去拜访过他三四回。那是在阿尔梅拉斯还希望自己能有一点点、一丁点儿才华的时候。“然而连一丁点儿也没有。完全是一片戈壁荒漠。”

　　他问道：“照您看来，这是谁的画？”

　　那个高个儿年轻人耸耸肩膀。

　　“名字象是孔定伊基。不过它值很多钱，我敢肯定。至少一千美元。”

　　他的西班牙语完全合乎规范，尽管说的时候有些犹豫。

　　“您是法国人？”

　　“比利时人，”年轻人说。

　　阿尔梅拉斯把画拿到店门口，在阿根廷冬天苍白的阳光下仔细察看。这是常有的事，画家签名时把“康定斯基”（Kandinsky）中的s这个字母写得象个j，这时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年轻女人打从他开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佛罗里达街的画廊门前经过，阿尔梅拉斯冲她微微一笑，然后转过身子。

　　“这是康定斯基，这是一位俄国画家，前不久在巴黎去世。您说得对；这画值很多钱。至少超过一千美元。您真的有意把它卖掉？”

　　“我需要钱。这画可不是我偷来的。”

　　他出示了若干单据，这些单据其实没有多大价值，只是证实此画是一年前在马德里一个名叫毛勒尔的那里合法买来的，并且合法地从马德里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

　　阿尔梅拉斯说：“这上头提到了另外几幅画”

　　“还有四幅，”年轻人说。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笔记本，把它翻到某一页给阿尔梅拉斯看，上面写着：“一九四六年七月三日，马德里。从柏林的京特·毛勒尔那里购得五幅画：克莱、F·马尔克、孔定伊基、F·马尔克、A·马凯。价一千二百美元。”

　　“您真的只花一千二百美元就买到这五幅画？”

　　“他要价五千美元，但他急于脱手。”

　　阿尔梅拉斯闭上眼睛。“一千二百美元就卖掉一幅克莱、两幅马尔克、一幅康定斯基和一幅奥古斯特·马凯！那些欧洲人的的的确确发疯了！您是否愿意考虑把它们全卖掉？”

　　“我不打算这样做，”年轻人平静地回答。“也许以后”

　　“或者有人愿出您认为合适的价钱。”

　　年轻人瘦削的脸似乎被那双颜色很淡的眼珠所刺穿，给人的印象颇为深刻，他露出笑容的时候，脸上的线条明显地变得柔和起来。

　　“我想是的。”

　　他们商定，康定斯基这幅画由阿尔梅拉斯保管数日。他表示想看看另外四辐画，纯粹是为了让他个人欣赏一下，但年轻人说他没有带来，它们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甚至不在阿根廷。他把它们留在波哥大他哥哥那里了。是的，他有家，有父亲、母亲和三个兄弟，都在波哥大。他不久就要回到那里去。

　　“您能说德语吗？”阿尔梅拉斯问。

　　他表示只会说一些常用语。“Jawchl（当然如此）”，“Kommen　Siemet　mir（请跟我来）”以及诸如此类，他笑得非常愉快。

　　“Der　Blaue　Reiter——‘蓝骑士’，”阿尔梅拉斯说。“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群画家组成的团体名称。康定斯基、马尔克、马凯和克莱是其中的成员。收藏家肯定有兴趣同时把您的五幅都买下来。这本身就已经称得上一份收藏。您明白吗？”

　　“我明白，”年轻人说。

　　“特别是德国血统的阿根廷人。我们阿根廷有许多德国人，最近尤其多。弗朗茨·马尔克和奥古斯特·马凯都死于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的大战。他们的画是收藏家们求之不得的。他们死得早，没有时间作很多画。对于德国血统的人来说，买他们的画差不多是——我该怎么说呢？——差不多是一种爱国的姿态。”

　　“我明白了，”年轻人又说了一遍。“那我同意全部出售。如果价格合适的话。感谢您的诚实作风。我不会忘记的。”

　　不，他不能留下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址，但他还会到画廊来的。阿尔梅拉斯问他尊姓大名，他回答说，他叫亨利·阿尔特。

　　经过十七天的守望之后，埃立希·施泰尔出现了。


　　迪耶戈·哈斯是阿根廷人。他出生在这个国家，父亲是奥地利南方的卡林西亚人（注：哈斯（Haas）是个日尔曼姓氏，如果用西班牙语读的话，是“阿斯”），母亲的姓氏——她从不放过机会指出这一点——是德卡瓦哈尔（后面还有长长的一大串）（注：表明出身名门，身世显赫。）。迪耶戈是个圆脸丰满的金发青年，他矮小的身材与突出的玩世不恭的态度恰成反比，他表现出来的那种大大咧咧的旷达作风近乎不折不扣的愚蠢。除了西班牙语，他还说德语和英语，一度学过法语，近来在为一个极其富有的德国侨民埃立希·施泰尔当秘书。那时是九月份，五个月的秘书生涯已经教会他认清有关他的雇主的一些最本质的事实：埃立希·约阿希姆，施泰尔，十分有钱，十分聪明，十分漂亮，十分博学，十分斯文和高雅，但如果他不是世界上最卑鄙的小人，至少也是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