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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来一路读-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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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美国的科学家说,即使今天就培育出能够抗病的美洲栗树,即使今天就能够种植同样数量的树苗,要恢复当年的东部森林景观,仍然需要几百年的时间。
我们的邻居、78岁的杰米老头说,一旦培育出了抗病的美洲栗树,他一定要立即去买一棵栽在自己的院子里。他虽然看不到重新站起来的栗树林了,可是,有人会看到的。
我说:是啊,我们也要种一棵。
第二部分 走路(二)居所
“居所”这个词儿,看着真是再简单再直白不过了。它显然就是指人类的“居住场所”,或者说是“栖身之所”。可是,就这么一个简单概念,却一直和人类文明发展史这样一个复杂沉重的东西挂在一起。这么一挂,居所二字也就变得含混暧昧起来。
于是,居所问题,有时会变成经济问题。例如,在今天,城市的人均居住面积,怎么说,也算是一个起码的经济指标。居所又跑不了成为一个现代社会学命题,在发达国家,无家可归者,也就是居无定所者的数量和状况,不仅是社会学家,也是全社会严重关注的对象。
冥冥之中,居所的定义都在随文明的发展演变。就说穴居,它曾是我们祖先最正常的居住状态。可是今天,谁要说是找个石洞,或者刨个山洞就住进去,他自个儿怎么说冬暖夏凉都不管用,没人会承认他解决了“居所问题”。他至少得把那个栖身之洞来点加工,再简单也得加工到今天中国陕北窑洞的文明程度,才会有人认账。
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个简单的居所比较,甚至会引发出所谓文化比较这样的重大课题。岭南大学奠基人陈序经,就曾以其1924年对美国居所的考察,将我国“城市的达官贵人的住宅”,“与美国的一般工人、农夫的住宅相比较”,前者竟“相形见拙”。他以典型的居所比较作为重要的实证依据之一,构筑了他相当土气的“全盘西化”的文化主张,他直言不讳的理论,直到今天读来还让人们饱受惊吓。
建筑不仅仅是居所,可是居所属于建筑的范畴,这显然没有争议。因此,居所一向被建筑理论和建筑历史学家看作是自己当然的囊中之物。在传统的建筑研究中,居所落在建筑的住宅部分。它虽然从一开始就在建筑史上露头,但却迟迟撑不成一个大角色。其原因是传统的建筑理论研究,偏重于艺术风格和建筑结构的发展,以及文化内涵的表现。面对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建筑,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建筑,甚至建筑的典雅主义、粗野主义、浪漫主义、折衷主义,这样很“主义”的庄严表述,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住宅建筑为什么被迫谦虚,为什么它很难与公共建筑的这样的大块文章相提并论。
在漫长历史中,宗教建筑、纪念性建筑,甚至帝王陵墓建筑,以人类在它们身上所奉献的时间和金钱、智慧和信仰、才华和想象,已经耗尽心力,再没有多少余力去关照自己的居所。公共建筑自然地吸引了建筑研究者的主要目光。也许有人会说,皇宫算个例外。可是,就拿北京故宫来说,眼看着满朝文武呼啦啦地跪了一地,谁又敢说,这不是一个中央王朝的政府象征,而只是皇上的一个“居所”?
在中国余姚河姆渡村,距今六七千年前,已经有了榫卯结构的住宅。可是漫漫几千年,人类的居所似乎还停留在一个距河姆渡不远的水平,它只是一个避风雨的庇护所。居所开始有艺术风格,变得功能复杂,发展成为“住宅建筑”,是在人对自身的重视和肯定时开始的。人们常常以为,居所简陋是因为没有实力改进。从整体能力来说,长期的居所落后并不是财力不够。只是人类把钱投向了权势与庄严。个体的人本身既被忽略,也就更谈不上他们容身的居所。
居所本身的发展,几乎沿着人的尊严发现的走向。在对文明发展灵敏的城市,总是帝王神灵领先,然后是总督贵族,再是市民社会发展后的市民。这条线索是阵发性的,掀起一个个住宅风格发展的小浪潮。例如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后贵族府邸的一波波浪潮,以及市民住宅的温情发展。而与此同时,另有一条稳定线索,就是在静穆乡间,人在与自然和睦相处之中取得自信和尊严,逐步创造出与自然相容的居所风格。这条线索发展缓慢,没有一个个明显如西方的巴洛克时期、洛可可时期,这样的时髦浪潮的推动。但是它的发展却坚久而平和。乡间居所风格以地域为界,脉络清楚。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生长起来的蘑菇。
今天我们站在21世纪的开端,回首100年前,在人类走到20世纪初时,居所,从住宅建筑的角度,可以唱的重头戏都已经唱过了。100年前,在发展风口浪尖的城市中,高层建筑已经此起彼伏;在近现代建筑历史上,最具革新意义的现代建筑大师们,也已经处于鼎盛期。此后,新理论依然层出不穷,甚至在言辞上耸人听闻。比如悍然宣布:“新建筑死了”。否则,建筑理论家靠什么实现他们的人生抱负呢?但是,假如抛去理论家所需的面具,像个普通人俯瞰四周,在着意发展传统建筑理论的意义上,他们也许会承认:自己确实生不逢时。
这100年,传统意义上的建筑风格,似乎并没有在质的层面发生多少变化,而只在量的层面有所改观。后现代建筑理论顺着老路,从建筑风格下手,试图脱颖而出,可是,与现代建筑时代的实质性力度相比,实在无法等量齐观。“后”了许久,还是挣不出现代建筑的怀抱。那么,这过去的100年,人类的居所,是否也和建筑理论一样,没有什么实质变化呢?
假如我们仔细观察,会大吃一惊。居所是和人类最息息相关的一个特殊建筑。它悄悄在发生着根本的改变,却逃过了大多数理论家们的眼睛。这恰恰发生在我们刚刚走过的这一个世纪。
这100年来,我们的居所在外观风格上并没有变成一个奇物,相反,它们呈现出相当保守的面容。翻开每期建筑杂志,都只有对一些小聪明产生的小惊喜。而不会受到什么大刺激。居所的变化是发生在它的内在本身。
过去的100年,是以技术高度发展为标志的世纪。高技术的成果不仅层出不穷,而且价格低廉。领先的发达国家,不经意中,门窗的密闭性开始越来越好;保温材料的使用越来越普遍;照明、通风、取暖、制冷、加湿、加负离子等设施的功能日趋完善。设备在造价中的比例大幅上升。人类在自己的居所,乐不可支地玩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游戏,为自己制造舒适。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人类对于居所舒适的追求,终于被高科技迎合,而且没有节制。于是,居所被灌注了一个有生命的基因。它开始活起来,张口开始呼吸。居所,从这一刻起,不再是一个简单庇护所,也不仅是一个建筑艺术品。它演变为一个次环境,演变为人的外沿。它不仅遮蔽风雨,而且阶段性地隔绝了人与自然。生活在越“先进”的地方,隔绝的时间就越长。人们呼吸由居所预先呼吸过的空气,接受它提供的温度和湿度,也被迫接受在这个充满化纤地毯、化学涂料等人工制品的温暖躯壳中生长的,大量莫名的化学分子、放射物质、微生物和病菌病毒。
听上去像是在故意耸人听闻,事实却远比想象的严重。居所千年修炼,终于成精。这时,居所不再属于经济学社会学,不是文化比较,甚至不是传统意义的建筑学,居所就是居所。它的外延也在扩大。此刻,没有理由只把住宅才叫“居所”了。对于室内工作的人,他们“居”于自己工作场所的时间,高达一天的1/3以上。这样的居留空间,没有理由不称之为人们的“第二居所”。甚至,他们在往返于住宅和工作两个“居所”之间时,依然套着汽车这样一个呼吸着的外壳,一个变相的“居所”。
后果已经显现,首先在发达国家。那里绝大多数的人在“新居所”工作,在“新居所”生活,度过生命的绝大多数时间。居所呼吸功能的强化,导致了人的呼吸系统的退化,使得在自然界呼吸过敏的人数剧增。一些以前在旧环境生活的人,一旦进入新环境,也会很快产生同样病症。更有一些莫名感染在发生。20世纪末,美国终于决定炸毁两幢办公楼,其原因,仅仅因为居于其中的工作人员,都无可避免地患上莫名病症。只知和大楼的气息一定有关,却找不出确切病因。活的居所恐怖而神秘。
面对一个新世纪,虽然人类的大多数还没有进入20世纪后期的居所。可我们并不因此轻松。今天的新居所,已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许多人都在把进入这样的居所,作为下一世纪的奋斗目标。即使今天尚不富裕的国家,它们率先富起来的一部分,都无一例外地踏入“新居所”。富裕程度增加,居所的呼吸功能也就加强,以至在风和日丽的天气,我们停在一个居所前,会猜测:今天里面呼出的是冷气还是暖气?回答是:不知道。
进化论有这样的观点,就是生物的进化不是意味着它从低级走向高级,而是它改善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人类凭着一颗聪明的头颅,在20世纪末,智化了自己的居所,却大大弱化了自己适应自然的体质。人类在这个新世纪的当口,是不是应该停下来,先想一想,再往前走呢?
第二部分 走路(二)寻访高迪(1)
我们是从法国南部进入西班牙的。邻近西班牙的时候,火车的一边是白雪盖顶的比利牛斯山,另一边是峭崖之下蓝得迷人的地中海。火车上的旅客都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轮换地看着两边在移动着的景色。这一个动人的开端,似乎在预示着前方将会出现别具色彩的风光。
法国建筑是浪漫和凝重的结合。它们就像一个个沙雕,似乎被海中推来的细浪,轻轻地扫了一下。所以,它们是微微下沉的,稳稳地站在那里。惟有金顶和无所不在的精美雕像,在那里诉说着浪漫情怀。而西班牙建筑,虽然也脱胎于中世纪的沉重,却越来越挡不住地多变而热情奔放。它们无可抗拒地开始扭曲、舞动,向上飞扬,似乎有一股活力,压不住地要随时向外释放。
所以,当我们看到安东尼·高迪(Antoni Gaudi,1852—1926)这个20世纪最奇异的建筑大师,是出现在西班牙,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西班牙,那是一块最富于幻想的土地,是毕加索的故乡。
西班牙的城市巴塞罗那,有着魅力无穷的海滨。我们来到巴塞罗那的第一天,原来打算先去旅馆卸下背上的重负,却被这里的海滨所吸引,背着身上的大旅行包,从火车站直直走到了海边。那里,是哥伦布出发去寻找新大陆的起点。今天,在海边高高的纪念柱上,在海一样蓝色的天幕下,哥伦布的塑像正站在顶端,顽强而固执地指着美洲的方向。巴塞罗那还有着令人流连忘返的老城区。在那里,中世纪的主教堂、一个个中世纪的广场和庭院,由夹在石墙中的狭小的古老街巷,谜一般地串连在一起。夜晚,在铸铁花枝街灯的昏黄灯光下,只听到萨克斯管在忧郁地随风飘荡,你循着那时续时断的摄人魂魄的音符去走,会在一瞬间完全失去对自己所处的时间和空间位置的判断,不知今夕何夕,身在何方。
可是,巴塞罗那的旅游宣传首先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推出的,却是“高迪之旅”。一个大都市,以一个现代建筑师为最佳旅游卖点,这在世界上大概是独一无二的了。
高迪,他是谁?
安东尼·高迪并不是一个对我们非常陌生的名字。可以说,每一本有关“近现代西方建筑历史”的著作,都不会贸然越过高迪。只要看过这些历史书的人,不管怎么说,也都会对高迪留下一个印象。非常可惜的是,我们在很长的时期里,对高迪的印象大多是并不准确的。这个不准确,居然是因为我们这个发明了印刷术的国家,却曾经一度非常忽略书籍课本上对图像的印刷质量。谁知道,我们因此遏止了多少想象力被激发的机会,抹杀了多少神奇的幻想。而这些,对于一个在读着建筑历史的青年,对一些未来的建筑师来说,几乎就是创造力的来源了。
我们曾经糊糊涂涂地走过高迪身边。除了相当概念化的一些介绍,就是纸张粗糙、印刷拙劣的图片了。在那里,高迪的作品显得疙里疙瘩,丑陋不堪。我们甚至以为,高迪被留在历史里,就是因为他“丑得出奇”,才“别具一格”。就连当时学院里那些教授西方建筑历史的教师,也只能以其昏昏,使人也昏昏。因为,他们常常只是比学生早读了几年这些含混的教材,他们的面前也只有那几张不知所云的照片,也根本无缘见过真实的“高迪”。值得庆幸的是,今天,这样的局面已被彻底改变,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注重精美插图的图书或杂志编辑,我们甚至可以在巴塞罗那的街头,邂逅那些年轻的来自遥远东方的建筑教师。他们神气地提着炮筒子一般的照相机,利落地像剥花生米一样地剥着幻灯片的胶卷,犀利的眼光透出专业。这不仅是他们的幸运,更是今天的中国学生们的幸运了。
高迪和今天的我们一样,成熟在世纪之交,只是比我们整整早了100年。1852年6月25日,他出生于西班牙一个只有23;000人口的叫做Reus的城市。6岁之前,他一直是个病病歪歪的孩子,被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困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幸好,在慢慢长大起来的时候,他也渐渐好起来,虽然他一生都没有彻底痊愈,都时不时地被病痛所困扰。人们说,小时候体弱的孩子比较敏感,人们也说,西班牙如画的景致孕育了一个艺术家。可是,我们也可以说,这些可能都是在高迪已经成为高迪以后,人们随意添加的注解。
我们只知道,他小时候是个普通的孩子,惟一表现出艺术倾向的,是他在一份和小朋友一起办的杂志上,负责画插图。高迪一家后来搬到巴塞罗那,他在那里读建筑,读得非常刻苦。在此期间,家里的重要经济支柱被折断——他当医生的哥哥去世了。家里5个兄弟姐妹,只活下了他和婚姻失败的姐姐。父亲老了。他必须刻苦。高迪读着书,体验着建筑的语言,甚至没有女友。相对他给后人留下的那些建筑作品,他自己本人似乎并不留给人们多少幻想的空间。
在我们周围,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一些人是高度兴奋、妙语连珠的,本身就是一个散发着巨大热量的感染源。他们有能力即刻地就使周围的人被调动起来。然而,也有一些人,他们显得沉稳,有时甚至表现得有些木讷和走神。可是,他们将热情倾注在他们的创造物之中。你只能间接地通过一个作品,一个不能言语的物件,感受他们心中的汹涌波澜,甚至天真烂漫。当然,这是两个极端的例子。至于高迪,不是一个极端,可他大概是接近于后一类人的。
高迪不是一个超人。从他走过的路径,你可以看到任何一个艺术家的常规痕迹。他们都是先开始学习,然后开始做专业化的、但是并不突出的早期作业。然而,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和一个平庸者的区别,是在某一天,或是某一刻,他突然能够把自己的灵魂揉入自己的作品。这个作品表现的内容和形式,都可以是灰暗的沉闷的,但是某种光亮,会在深不可测的地方突然闪现。打动那些能够感应的人们。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悟”。它可能来得早,也可能在很晚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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