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商战风云录(中)-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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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数。那时的港币所值，又岂能以今日　标准来衡量？廖宝珊真了不起！他自然不会满足这个数，他还有更大的举　措即将出台——　　　　　　他斥资500万港元，购得中环原中国国货公司原址，计划兴建24层高的　廖创兴银行大厦。乐极生悲，挤提突来，他苦心经营的银行帝国摇摇欲坠。　　　　　　　　　　　　　　　　　　　　　　　　　　　　　　　　　　　　　挤提风潮　　　　　　1961年6月14日，星期三，一大早，一批“神经过敏”的存户涌向廖创　兴银行，仓促提款，把账号上的钱一卷而空。廖宝珊听后愕然，仿佛刀剐　放血，如此豪提，兴建24层大厦的计划将毁于一旦！廖宝珊派员到各分行　解释，称本行经营良好，资金雄厚云云，以期安稳存户。　　　　　　既然资金雄厚，那就提吧——又有一批存户急匆匆、惊惶惶赶来廖创　兴提款。第一天流失存户资金300万港元，还不算多。这对廖宝珊打击已是　够大了，他彻夜未眠，泪洒枕席。　　　　　　这一夜，谣言四起，于港九不胫而走，称廖宝珊把存户款项攫为己有，　炒地炒房，大发横财；廖宝珊早已把存户帐号掏空，他已无钱兑付，存户　自认倒霉；廖宝珊早知挤提在即，已把资金席卷一空，逃到国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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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真正的挤提风潮发生在第二天。廖创兴中环德辅道西总行、湾　仔轩尼诗道分行、九龙弥敦道分行、旺角分行、太子道分行、深水埗分行　尚未开门，已是人声鼎沸，千头攒动，等候提款的队伍如长龙横卧街头。　　　　　　银行职员被这情景吓坏了，一面按往常程序开办存取业务——哪还有　人存款？！　　　　　　廖创兴的押钞车在各分行间穿梭奔驰，出纳员加快了点钞速度，哪里　应付得了络绎不断的挤提大军。升斗小民皆流露出惊慌焦的之色，生怕提　不到款，数年的血汗钱在瞬间化为泡沫。有人泣泪跺脚，咒骂廖宝珊坑害　他们，更有人露宿街头，等次晨提款。据各分行注销的帐号统计，3天内，　挤提存户多达2万人，流失存款总额3000万港元。　　　　　　这3000万港元，一部分是廖创兴的流动资金；一部分是潮汕同乡借给　他的，数额甚微，无异杯水车薪；大部分是廖宝珊以物业“缩水抵押”向　他人借的。摆在廖宝珊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宣告破产，接受清盘；二是　割肉护行，来日东山再起。廖宝珊选择的是后一条路。　　　　　　廖宝珊向其他银行求援，他们或以种种理由婉拒，或以交董事局研究　拖延。　　　　　　　“你们见死不救！见死不救！”廖宝珊愤怒而绝望地吼叫，然后抱头涕　泪。　　　　　　商场如战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同业可能会是朋友，更可能是敌　人。汇丰银行大班沈弼，曾直言不讳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我们是不会资　助有损我们利益的竞争对手的。”在沈弼之前之后，持这种观点的银行家，　何止汇丰一家？　　　　　　廖创兴受灾，其他银行隔岸观火，甚至幸灾乐祸，说廖氏自作自受。　他们确有几分冷酷，但又不是空穴来风。香港政府没有完备的银行法，更　不会制定官方利率，香港民间的银行公会倒是制定了同业利率，要求各会　员行共同遵守，避免恶性竞争。廖创兴原本就是把银号的一套照搬进银行，　对同业公会的条例置若罔闻，创立“高息小额存款”。以汇丰、渣打为首的　银行对廖创兴十分不满，又无可奈何。现在廖创兴遭到挤提，各银行难免　不会袖手傍观。　　　　　　挤提风潮沸扬了3日之后，警方处长针对廖宝珊已潜逃的谣传，发表一　项声明：“市面出现一项谣言，指有某知名银行家被警方侦查，且已被通知　离境云，查实此项谣言，乃毫无根据。”　　　　　　这项声明对减缓挤提起了一定的作用。廖宝珊仍在港，证明他尚能应　付局面。不过仍有许多小存户不放心，不将存款提进腰包，誓不罢休。　　　　　　汇丰、渣打是银行公会常务会员行，还是兼容准中央银行权利与义务　的大商业银行。两行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廖创兴银行，声称可透支3000万应　付挤提。挤提风潮慢慢平息，摇摇欲坠的廖创兴免于“执笠”。　　　　　　欲哭无泪的廖宝珊该破涕开颜，重振雄风——不，他更如惊弓之鸟，　惶惶不可终日。事情的起因却是汇丰的好心援助。汇丰与廖创兴拟好一份　英文联合声明：“汇丰及渣打已作出若干安排，令廖创兴银行的事件，完全　受到了控制。”声明登于华文报纸，不知哪位翻译大师的巧译，中文译文竟　是：“廖创兴银行之业务，完全置于汇丰及渣打控制之下。”　　　　　　译文与原文，风马牛不相及。廖宝珊见到报纸，如五雷轰顶，精神崩　溃——汇丰渣打，太卑鄙！太无耻！出尔反尔，以“无条件支持”为诱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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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我入瓮，好鲸吞我辛辛苦苦创置的银行及物业！　　　　　　廖宝珊神思恍惚，无法安寝，半夜里都把律师找来寻根究底。律师解　释纯属译文有误，不足为信。廖宝珊仍心存疑窦，恐鬼佬有诈。廖宝珊受　的刺激太大，长期睡眠不好，在挤提风潮平息后一个月，脑血管破裂猝亡，　享年58岁。　　　　　　　　　　　　　　　　　　　　　　　　　　　　　　　　　　　痛定思痛　　　　　　廖宝珊有七子二女，儿子依序是：烈文、烈科、烈武、烈智、烈英、　烈正、烈忠。廖烈文带领弟弟继承父业，收拾残局。廖烈文回忆父亲之死，　仍不胜哀伤：　　　　　　“那时，我正在英国修读大学一年级经济，弟弟烈智则修读法律，忽　然父亲召我和弟弟火速回港，协助度过家族事业的危机，回来数天，只见　父亲终日以泪洗面。我一生之中，第一次见他下泪，我知他内心受了很大　的打击，但却无处渲泄，想不到，数日后，便与世长辞。”　　　　　　廖氏兄弟卖了大批土地物业，还清债务，总算使银行免于倒闭，不过　元气大伤，信誉大跌。廖氏兄弟汲取以往教训，不再冒进，别家银行轰轰　烈烈大量贷款做地产按揭，廖创兴总是谨慎行事。1965年挤提风潮再起，1967　年左派大暴动，多家银行破产或重创，廖创兴却安然无恙。　　　　　　廖创兴元气恢复后，家族仍投资地产。廖烈武说：“父亲做事锲而不舍，　立走主意后，便一定要做到，否则便睡不着。他做事勤力，有胆识，守信　用，眼光看得远，他在事业巅峰时期，只要看中哪块地皮，便无人敢攫其　锋。”　　　　　　因廖宝珊在地产打好厚实的基础，抵债后，家族仍有不少地产物业，　加之廖氏兄弟不断投资，家族资产到现在仍逾10多亿港元。　　　　　　华资银行纷纷落马的原因，多是家族性太强，财力单薄。廖氏兄弟决　定淡化家族色彩，与日本三菱银行合作，将廖创兴股权的25％转让给三菱。　有国际大银行做后盾，廖创兴在80年代银行业动荡中，又安然过关。　　　　　　这是一队香港警花在进行操练　　　　　　廖烈武说：“1961年的事件迄今记忆犹新，现在万事都要稳阵，小心驶　得万年船，我们不会再随便冒风险。”　　　　　　从廖烈武这句话，我们可知廖创兴银行30余年来的经营作风。那么，　廖创兴挤提事件，会不会震醒其他华资银行，引以为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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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六章风潮再起　恒生易帜求生存　　　　　　1965年，香港挤提风潮再起，其势比l961年那次还汹涌澎湃。明德银　号在惊涛中轰然破产。继而，拥有35间分行的老牌广东信托商业银行亦关　门倒闭。存户如怒潮涌向各中小银行，恒生银行危在旦夕，求援无门。这　时，汇丰银行伸出援手，但要以换股为条件。恒生断腕保躯。遭此劫难，　是经营不善，还是别有缘故？　　　　　　　　　　　　　　　　　　　　　　　　　　　　　　　　　　　　金融三级制　　　　　　香港的金融三级制于1983年正式实施。这种新的银行体制是由持牌银行、持牌接　受存款公司和注册接受存款公司（如银号等）三级金融机构组成。港府对这三类存款　机构的经营标准和业务范围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并进行监管。三类存款机构的区别在　于：　　　　　　第一，持牌银行的最低资本额及实收资本均为1亿港元　（较原来提高很多）。具有　广泛的业务范围，包括接受各种类型和期限的存款，发放各种贷款，从事海外汇兑、　外汇买卖、证券投资、信托和保险代理等业务。持牌银行必须加入银行同业公会。因　此受利率协议的严格约束（3个月以下50万港元以上的存款。及15个月以上的任何金　额的存款，可不受最高利率的限制）。　　　　　　第二，特牌接受存款公司最低资本额为1亿港元，实收资本额为7500万港元，且　须向财政司申请营业牌照。持牌接受存款公司的业务范围受到一定限制，　　　　　　只准接受50万港币以上的定期存款　（少于50万港币的定期存款及任何金额的活期　存款均不得接受）和从事各种批发性业务，包括证券包销、财务服务和咨询、银团贷　款、可转让存款证买卖等。持牌接受存款公司不受利率协议的限制。　　　　　　第三，注册接受存款公司，须拥有1000万港元的实收资本，并向监理专员申请注　册。该机构的业务范围受到更严格的限制，只准接受不少于5万元港币期限为3个月以　上的定期存款　（注：香港的定期存款习惯3个月的期限，期满再续存）。1986年，港府　又把5万港币的存款最低额提高到10万港币。该机构可从事批发性的金融业务，如抵　押贷款、股票、债券、外汇、黄金、保险代理等。注册接受存款公司也不受利率协议　的限制。　　　　　　金融三级制的目的，主要是优化银行业的规模结构，限制接受存款公司的盲目发　展和银行业的恶性竞争，加强持牌银行的地位和利率协议的约束力，从而提高整个银　行业的稳定性和应付危机的能力。　　　　　　金融三级制实施后，持牌银行的数目不断上升，而银号等接受存款公司总数逐渐　下降。从三类金融机构吸收的存款占存款总额的比例来看。1989年底时，持牌银行吸　收的存款占93％，持牌受款公司和注册受款公司则分别占了3。7％和3。3％。　　　　　　1961年银行挤提风潮，暴露了港府缺乏法制保障的积极不干预政策的　弱点。因没有法例制约，廖创兴银行的经营即是合法。若以国际间银行惯　例衡量，该行的经营又极不规范：首先，大量从事非银行业务：其次，所　制定的利息远远超出同业公会的利率协议；再次，没有留以相应的流动资　金应付日常营业。　　　　　　不知廖宝珊本人是否意识到这样做潜伏着巨大的危机。但他的目的是　显而易见的，不这样做，家庭财产就不可能在短期内惊人膨胀。　　　　　　廖创兴事件，港府受到各界尤其是银行界的批评。1962年，港督柏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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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爵士，邀请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的汤姆金斯来港，汤氏是英国著名　的银行法专家，他对香港银行业进行考察，并提交了“汤姆金斯报告”。　　　　　　港府在汤氏报告的基础上，修订新的银行条例，于1964年12月1日正式　实施。新条例对银行业务的定义、银行应承担的义务作了具体严格的规定。　如银行最低净资产不得少于500万港元，流动资金比率不得少于25％等。　　　　　　同年，香港银行同业公会超越重重障碍，完成了一件极富意义的大事。　会员行与非会员行坐到一起来，达成一项利率协议，规定了最高存款利率。　按此协议，非会员行的银号也必须遵守。　　　　　　香港的银行业立法，到80年代金融三级制出台才算是基本完备。不过，　对当时银行业“无法无天”的现状来讲，这两项举措的出台，是个了不起　的进步。　　　　　　外资大银行，一直是基本按照国际惯例和同业协定运作的，两项举措　的出台对他们极有利。华资银行，要么是从银号脱胎而来，要么沾染了较　多的银号遗风。他们大部适应不了新举措，不少人怨声载道，说英国人卡　中国人脖子。　　　　　　60年代，正是小银行与银号蓬勃发展的时代。香港经济起飞，加工业　遍地开花，房地产热持续升温，银行业有利可图，在香港经济发展中扮演　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廖宝珊罹难，并未在华人同业留下什么阴影。有的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只是厄运未降临自己头上罢了。　　　　　　积重难返，港府的新条例和同业公会的协议，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现状，　　“恶习”甚至愈演愈烈。结果，在新条例实施不到3个月，又一场特大挤提　风潮席卷香港。明德银号即告破产，众多的中小银行在挤提风潮中摇摇欲　坠，甚至连信誉卓著的恒生银行也濒临破产。　　　　　　恒生一直口碑极佳，难道它也像廖创兴一样出现了重大失误？　　　　　　　　　　　　　　　　　　　　　　　　　　　　　　　　　　　　开拒进取　　　　　　恒生银行于1960年1月1日由恒生银号改名重组的。次年，22层的恒生　大厦在中环落成。除总行外，另在九龙油麻地、旺角设立分行。到1965年，　恒生已拥有9间分行。　　　　　　恒生银行在改名之前，就实现了与现代银行经营机制接轨。利国伟在　恒生的地位青云直上，1960年1月1日，晋升为董事；1964年1月，提升为副　总经理。　　　　　　恒生积极吸纳存款，到1965年挤提风潮爆发前，恒生的存款总额高达7。2　亿港元。　　　　　　有较雄厚的存款做后盾，恒生董事长何善衡主动去寻找放贷市场。当　时纺织业、成衣业、塑胶业、五金业、玩具业等如　　　　　　火如荼，方兴未艾，前来要求贷款的工业家纷至沓来，其实根本用不　着去找贷款客户。何善衡认为，银行不是慈善机构，不能等人家“求”我　们恩赐；银行是盈利机构，物色准了客户，就意味着盈利。　　　　　　他说：“栽培客户，就是壮大自己。”他还说：“不要以为自己是客户的　衣食父母，客户更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1963年，恒生银行开办“银行业务初级进修班”。目的是摈弃银号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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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现代形势的旧规陈俗，学习现代银行基础业务及管理方式。进修班由利　国伟主持，身为董事长的何善衡亲莅授课，学员有老职员，还有刚入行的　见习生。　　　　　　香港工业的腾飞，带动房地产的兴旺。何善衡抓住这有利时机，资助　地产商及置业者。那时，银行业与地产业流行按揭。地产商以自有资金支　付买地的定金后，其余未付大部分地价，则可将所买的土地作为抵押贷款。　地产商不需建好楼宇，就可预售楼花给置业者，所得收入，再分期偿还银　行的本息。银行同时向置业者开办按揭业务，置业者只要付了楼字首期，　便可把所买楼宇作为抵押向银行还贷款本息。　　　　　　按揭制度大大缓解了地产商和置业者，资金不足的困难，刺激了已成　热潮的地产业迅猛发展。银行按揭以土地、物业作抵押，是一项安全系数　较高的贷款业务。但也有一个明显缺陷，资金回笼周期太长。　　　　　　华资银行热衷按揭业务，恒生亦不例外。　　　　　　港府长期奉行高地价政策，土地供不应求，地价日涨月升，这就造成　　“炒”风盛行。一些银行盲目贷出巨款，为炒地推波助澜。　　　　　　还有一些银行见猎心喜，手痒难禁，不惜动用自有资金和存户资金，　直接涉足地产业，像当初廖宝珊一样倾力做地产商，大炒地产物业。　　　　　　这样一来，实力单薄的中小银行普遍患有贫血症，库底空虚，流动资　金枯竭。甚至有的银行，连存户较大数额的提款都不能及时兑付。不少银　行捉襟见肘，令存户惶然。　　　　　　银行危机四伏，一触即发。　　　　　　　　　　　　　　　　　　　　　　　　　　　　　　　　　　　　　殃及池鱼　　　　　　1965年1月26日，即香港银行新条例实施的两个月后，挤提风潮袭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