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传-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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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焘起草的《中国劳动组织书记部宣言》

　　冻的劳工，随处都可以发现”。而童工的生活更是悲惨，“他们的康健牺牲在这剥夺制度之下，他们定不能得受教育的机会。他们从极年幼的时候，就变成了本国或外国资本家的富源开发者并变成了资本家的新式奴隶”。工人的痛苦生活“一定会迫着他们自己团结起来，向着他们的东家——剥夺者——为有力的奋斗”。这就需要一个有力的组织，“我们只有把一个产业底下的劳动者，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做成一个产业组合。因为这样一个团体才能算是一个有力的团体”。写到这里，《宣言》告诉读者：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的总机关。他的事业是要发达劳动组合并且我们相信将来的世界一定是工人们的世界。”《宣言》还以崭新的姿态，第一次向工人指出他们现有的所谓“公所”、“工会组织”，是分散了工人的力量，是没有“反抗的能力”的，“而且劳动者把他们自己分成什么宁波帮、广东帮、江北帮等是不行的。这是把自己分裂的方法，怎样能拿着这种团体来和资本家奋斗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60—561页。





　　《宣言》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指出工人们要争取解放，争取自由，就必须打破帮派观念和对黄色工会的依赖，树立普天下穷人是一家的思想，并以极通俗的语言，向工人们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召唤。

　　这篇不超过千字的《宣言》，犹如清新和煦的春风，使工人们的耳目为之一新。

　　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不久，工人们便把它看作为自己伸冤说理的地方。

　　据董锄平回忆说：　“那时，劳动组合书记部很活跃，人家也知道这是共产党办的，来找我们实际上就是找共产党，我们并不感到害怕。”“工人要罢工就直接来找我们。”“梅白克路（今新昌路）宝隆医院中的护士也到劳动组合来找过我们，因为医院里的德国医生态度粗暴，欺侮她们，当时民族自尊心很强，大家要罢工反抗。这件事是通过同济大学学生罗绮园去发动她们进行斗争的，结果是胜利了，德国医生向大家道歉。”董锄平：　《回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84页。

　　那时，能为中国人争回一点自尊，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书记部未正式成立前，其成员就介入了上海浦东英美烟厂的一次罢工斗争。

　　7月20日，浦东英美烟厂工人为要求改善待遇发生罢工事件。张国焘、李启汉在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后，便立即决定参加进去，进行一次领导工人罢工的实践。于是将李启汉的办公地点作为领导罢工的临时办事处。张国焘、李启汉的介入，使工人自发的罢工斗争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罢工坚持了两个多星期，终于由厂方接受工人一部分要求而宣告胜利结束。

　　劳动组合书记部正式成立后，各分部的工作也逐渐开展起来。

　　不料，这时发生了一件在党内外震动很大的事情——中共领导人陈独秀被捕。这件事也在张国焘的历史上留下了一个至今仍然解不开的谜。

　　中共一大后，陈独秀辞掉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于9月中旬回到上海，仍住渔阳里2号，开始行使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的职责。这时，中央工作只有他和张国焘、李达三人，别无工作人员。他们三人常在陈独秀卧室楼下的客堂间或统厢房聚会，讨论当前工作。在这里，他们决定宣传工作仍以《新青年》为公开宣传刊物，由陈独秀主持；李达编辑《共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张国焘主持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中央局还决定成立人民出版社，出版15种共产主义读物。

　　正当中共中央积极开展工作时，10月4日下午2时许，法租界巡捕房的警探们突然包围了陈独秀的家，抓走了陈独秀和妻子高君曼以及正在陈家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搜去了在陈家堆放着的《新青年》杂志及一批书籍，并在陈家四周布下暗探，使前去拜访的邵力子、褚辅成也相继被捕。

　　陈独秀等人被捕后，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李达迅速通报各地组织派人到上海共商营救事宜。

　　马林也为营救工作四处奔走，花钱请律师、买铺保。10月5日，在马林的请求下，法国律师包和出庭为陈独秀辩护，提出：　被搜到的书籍有无过激言论，还需详细查察，请求展期讯核。法庭遂判陈独秀拿出白银500两，人银交保，陈独秀夫妇即被开释。其他被捕各人也交保开释，听候展期讯夺。

　　陈独秀等人交保开释，但案子并没有结束。于是，营救工作仍在继续。

　　李达同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张太雷共同给孙中山发电，请他设法营救。孙中山为此专门给上海法租界领事拍了电报。

　　胡适也电邀蔡元培共商营救计策，并为营救工作到处奔走。

　　在多方努力下，10月26日，会审公堂开庭审理陈独秀一案时，判他交100元罚款，将所有查抄到的书籍一并销毁。至此，陈独秀被捕一事全部了结。

　　然而，包惠僧在1953年、1979年两次回忆此事时，都说到张国焘当时有陷害陈独秀的举动。这给张国焘的复杂历史中又增加了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





　　1953年8月20日，包惠僧回忆说：　

　　“他（指张国焘）对陈独秀表面很恭敬顺从，心里是另外一套。陈独秀在上海被捕时，他曾用共产党名义印发宣言，暴露陈独秀的身份，这个宣言并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通过。陈独秀在法国巡捕房的案子并没有了结，这个宣言的作用等于告密。我从洋牢里出来，看见这个宣言，虽然是把陈独秀恭维了一番，可是把陈独秀的一切革命的关系都暴露了，使反动统治阶级便于提防他压制他，使他动弹不得，我看了之后问张国焘为什么要发这个宣言，他说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宣传，很必要。当时别人对这个宣言如何看法？我因为不久就离开上海，不知道。以我的看法，这是张国焘对陈独秀不利的一种阴谋诡计。”《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0页。

　　1979年5月，他在回忆中又说：

　　陈独秀被捕后张国焘做了一件坏事。张国焘散发传单，题目是《伟大的陈独秀》或《陈独秀的生平》，说陈独秀出了研究室就进牢房，出了牢房又坐研究室此话来自陈独秀在1919年6月8日发表在《每周评论》第25号上的《研究室与监狱》一文。全文是：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　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传单如果被拿到法庭就是陈独秀的罪证。张国焘已散发了一些，我们看到传单后很生气，不让他再散发了。张国焘的用意是想包揽党的事情，让陈独秀在牢中当书记。《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2页。

　　但是，当时对陈独秀被捕以及被释放的全过程了如指掌的李达，在多次回忆中都未提到张国焘散发传单并有意陷害陈独秀一事。是他对张国焘有恻隐之心吗？是他有意避开不谈吗？似乎不存在这种可能，因为他对张国焘的评价并不高。且看他的回忆。

　　1954年2月23日，李达回忆说：

　　张国焘阴谋诡诈，我对他很表不满，他所以借这个机会在大会（指中共二大）上打击我，‘打倒你，我起来’这就是他的秘诀。他以后叛党做特务，就从这个时候发芽的。我从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时候起，早已确定他是一个坏蛋。⑤《“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15页。

　　1955年8月2日，他这样说：

　　张国焘原是官僚地主家庭出身，带着旧官僚的作风，投机到党里来。他只知个人利益，不顾党的利益，他眼眉动，诡计多端，若与别人有利害，就遇事倾轧冲突，‘打倒你，我起来’，这是他惟一的本领，我早就看破他是‘大不老实’的人。⑤

　　1959年3月27日，他说：　“张国焘这家伙最坏。是个非常阴险的人，他跟我是死对头，专门跟我别扭。”《“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4页。

　　一个对张国焘抱有如此看法的人，而且当时又在一起工作，如果张国焘散发传单的用意真是为了陷害陈独秀，由自己取而代之，李达是决不会忘记，也不会避而不谈的。

　　那么，张国焘究竟散发了传单没有呢？

　　张国焘确实散发了传单。这一点包惠僧的回忆是没有错的。因为包惠僧是当事人之一，两次回忆虽时隔20多年，但都提到传单一事，这绝不会是无中生有。

　　李达为什么在回忆中不提传单之事呢？原因就在于他对传单一事的看法与包惠僧有别，所以才没放在心上。换句话说，李达并不认为张国焘当时散发传单的目的是陷害陈独秀，而认为这是与其他人不同的另一种营救方式。陈独秀无罪释放，众人营救的目的也就达到，故李达没有对传单一事留下特别的印象。

　　张国焘散发传单的用意是不是想陷害陈独秀呢？

　　从传单的题目《伟大的陈独秀》或《陈独秀的生平》来看，其主要内容是介绍和宣传陈独秀，以唤起人们对陈独秀的同情，目的是为了营救陈独秀。虽然张国焘可能由于考虑不周在传单上暴露了陈独秀的身份，但绝不可能有陷害陈独秀的罪恶野心。如果他想陷害陈独秀，写封告密信给巡捕房，既简便彻底，又神不知鬼不觉，没有必要采用散发传单的方式。张国焘在散发了一部分传单后，遭到同志们的斥责，才恍然大悟自己这样做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暴露陈独秀的真实身份，授人以柄，于是就不再散发了。这更说明张国焘散发传单的目的只是为了营救陈独秀，并不夹杂个人私利。这当然只是我们的推测，事实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发掘史料和进一步研究。





　　九　首次莫斯科之行

　　1919年巴黎和会之后，帝国主义加紧了对远东的争夺。为了协调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重新调整帝国主义各国在远东，尤其是在中国的利益，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英、日、法、意、比、荷、葡、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会议，这实质上是继巴黎分赃之后的又一次分赃会议。

　　为了揭露华盛顿会议的侵略实质，唤起远东人民的觉醒，共产国际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政策，决定于华盛顿会议期间，在伊尔库茨克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大会。

　　中国方面接到会议通知后，便积极组织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由于这是一个包括远东各国各革命团体的会议，所以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来自不同的党派和阶层。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之一，并且被指定为中国代表团团长。

　　行前，中共中央给张国焘的任务是：　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并研究苏俄及其他各国的革命经验。

　　1921年10月中旬，张国焘肩负重任，第一次离开祖国前往苏俄。

　　旅途中，苏俄内战时期留下的破败损毁的迹象随处可见，帝俄时代的文化遗迹比比皆是。从远东共和国的首都赤塔到伊尔库茨克的途中，发生在一个车站上的事给张国焘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他后来在《我的回忆》中这样写道：　

　　车站上那些俄国的男女老幼，看见了我们这些黄脸孔的客人，常常以轻蔑的口吻说：　“要不要盐？”这虽然是他们一句很普通的话，我们听来却都莫名所以。后来终于在车站上遇到一个华侨，将这句话的含意弄明白了。这故事的起源据说是这样的：　从前居住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华侨的先人死了，他决意要将先人的尸体运回家乡安葬。俄国只有薄木板的棺材，他恐怕日久尸体毁坏，便用盐将尸体像腌肉一样的腌好，再行运回。这故事的是否真实系一问题；但是，“要不要盐？”便成为俄国人嘲笑或轻侮中国人野蛮的一句话了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78页。。

　　这件事在张国焘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认为俄国人看不起中国人有历史上的原因，这种傲慢骄横的民族沙文主义，正是沙俄时代大肆吞并中国领土的思想文化基础。这种想法一扫他踏入异国他乡的新鲜感，而增加了几分不快。

　　伊尔库茨克是西伯利亚的一个重要城市，共产国际远东局就设在这里。张国焘一行到达后，住在远东局事前安排好的一幢两层楼的招待所里。

　　11月至12月间，远东大会的筹备会议在伊尔库茨克举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在会上作了演讲，各国代表具体了解到远东局的情况，并报告了各国革命团体的情况。张国焘代表中国向大会提供了报告。代表们还应邀出席当地举行的苏维埃大会、联欢会，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通过这些活动，代表们看到，尽管由于连年战争和反革命叛乱，苏俄经济极不景气，但人民获得解放的喜悦和当家作主的自豪感，以及在劳动和工作中的主动精神，无不表明了他们对共产党领导的信任和实现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念。

　　在此期间，中国代表团时常开会。由于张国焘是代表团负责人，会议自然由他负责召集。据胡公冕在中国出席远东会议的代表团名单上没有胡公冕。据胡公冕在《我的经历》（载《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1期）中回忆：　“1922年春，我离开浙江第一师范赴苏联，同行者有汪寿华、梁伯台、华林、谢文锦、傅大庆等十余人，拟进莫斯科东方大学。我们由上海乘轮到海参崴，不料到时该处已被白党占领，我们即取道中东路赴哈尔滨，经松花江到阿木尔省。我忽然患伤寒症，住医院五十天，病愈后，经赤塔到伊尔库茨克，此时第三国际正在莫斯科召集远东民族大会，党指定我为出席代表。”回忆：　

　　张国焘在开会时表现他个人英雄主义，惹起代表们的不满。有一次，我在会上批评了他，颇得大家的同情。当时张国焘不知道我是党员。到莫斯科后，由瞿秋白召集党小组会议，批评我不应该在群众参加的会上随便批评同志，打击了党的代表在群众中的威信。结果，党处分了我半年无被选举权。我表示完全接受。回国后，因我在工作中表现得很好，不到半年，党撤销了对我的处分。胡公冕：　《我的经历》，《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1期。





　　由于伊尔库茨克离莫斯科太远，共产国际领导人不便出席，当时到会的人数又太少，才七八十人，所以共产国际决定会议移至莫斯科举行，以示隆重。年底，远东局接到莫斯科的电报，指示大会改在莫斯科举行。这一改动使代表们无不欣喜万分。1922年元旦，中国代表团启程，经九天的旅行后抵达莫斯科。

　　1922年1月21日，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共44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39人，只有发言权的非正式代表5人。在39名正式代表中，有两名是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学生的代表。从代表的派别看，有共产党员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