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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传-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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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元帅后来评论说： “曾中生同志在上海期间，看过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些工作报告，对毛泽东、朱德同志的建军思想和创建根据地的经验，十分重视。他起草的这个报告，反对远离根据地攻打安庆，主张依托根据地群众的强固基础逐步向外发展，是符合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0页。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尽管徐向前、曾中生向中央作了报告，详细地阐述了变东进为南下的正当理由，他们在信中还是不得不写上： “这是否是错误，是必然要请中央指示的。”③
张国焘得知红四军攻克英山后，其领导人没有按照中央分局、军委会的决定东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大为恼怒，连续三次写信给予严厉批评，指出红四军出武穴的行动不能完成打击敌人要塞援助中央苏区的任务，在政治上是根本错误的；出武穴是脱离后方无阵地，是无把握的作战，也是错误的；不以政治任务为重，而以经济为目的，也是错误的。总之： “放弃援助中央苏区，拒抗分局指示，放弃后方赤区，给敌人以良机紧攻中央苏区，给敌人以可能扰乱后方赤区与秋收，使后方二百万群众不能安全秋收，这样解决经济问题，是工农红军绝不出此，是负责党与苏维埃的使命来领导红军的同志绝不应当如此。”信中要求部队立即北返，“不能有丝毫的停留”。《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369—370页。
红四军领导人事先曾预料，南下的行动将可能招来麻烦，但认为只要申述正当的理由，即使有麻烦也不会太大。然而，接到张国焘的信后，他们从字里行间异常严厉的批评语气中，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当即命令撤除叶家湾之围，率军北进至英山以南的鸡鸣河。
鉴于张国焘如此急迫的命令和咄咄逼人的态度以及指战员们对突然撤叶家湾之围非常不满的情绪，红四军领导人一面总结南下以来的工作、创建鄂东临时特委领导蕲黄广地区斗争的经验教训，一面于9月4日在曾中生主持下召开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张国焘的来信（来信署名为中央分局、军委会）。这就是红四军历史上著名的“鸡鸣河会议”。
会上，绝大多数人认为，红四军南下中已取得了重大胜利，应继续留下，恢复原蕲、黄、广根据地，并在长江北岸积极活动，牵制敌人，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反第三次“围剿”的行动。而且，鄂豫皖根据地周围的敌人尚无发起新的“围剿”的迹象，老区粮食和物资供应又相当困难，调四军北上是不适宜的。会议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通过了给中央分局的“申明书”，并决定派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回到新集，向中央分局陈述意见。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页。
红四军给中央分局的申明书实际上是对中央分局指责的反驳。信中认为： 中央分局给红四军的指示“是根本不合事实的。我们除在组织上采取绝对服从，立刻开向福田河一带待命外，在政治上有不得不向中央分局及军委会作极诚恳的申诉之必要”。针对中央分局对红四军的四点批评即： 没有执行进攻安庆威胁南京的决定而出武穴是放弃了援助中央苏区的政治任务；由英山出黄、广往武穴而援助中央苏区既不能而又脱离后方阵地；陈调元力量弱，可乘英山之胜直抵安庆，而出黄、广夏斗寅力量强，而前者地势优过后者，后者军事或有危险更是不值；经济问题成为中心，而不从政治上去解决经济。，申明书说： “我们再四考虑，认为分局这种指示，完全凭借片面的根据和纯从主观的出发，与我们前方行动的事实意义和客观环境是绝对不相符合的。”“我们深深认为配合中央苏区红军的行动，是要以占领敌人要害打击敌人主力两者并重，而且在今日技术拙劣的红军，其战略目的应后者超过于前者；同时要能真正的巩固自己阵地向敌人作有准备有把握的进攻，尤其是要整个苏区有全盘的计划与准备工作，才能集中主力向外发展，而更有全盘部署进攻有力阵势。如此，才不至因为一局部问题而牲伤全部计划。这样与那绝对没有准备而发出命令去占领大城市和空喊进取安庆，威胁南京的主张，丝毫不相同的。”《红四军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5—356页。
申明书认为红四军南下蕲黄广地区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在政治上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牵动了统治阶级整个的军事布置，的确有重要而切实的配合中央苏区的意义；红四军的地方工作武装了八万农民以上，均分配了土地，工会农会均已成立，蕲、黄、广均已成立革命委员会及部分的苏维埃，沿途作战，均有广大的农民群众送饭送茶送伤病员以及运输胜利品；在经济上，除军用胜利品及医药外，现金在七万元以上，纯银在千六百斤以上，纯金在二十斤以上，兵士衣服均已换齐，棉衣亦已部分的准备。申明书指出： “这种胜利正是争取全部胜利的必由之路，离开这种必由之路而用‘左’倾的名词——进取安庆威胁南京来代替这一脚踏实地的任务，不但是空想，而且会使革命力量遭受惨败的。”④《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6—357、358页。
申明书针对中央分局、军委会对于红四军违背出潜山、太湖，进逼安庆，威胁南京的决定而南下的批评进行反驳说： 红四军虽打下英山，但英山没有旧的群众基础，如果没有相当时期的工作，英山无疑不能成为阵地。因此，红十二师留在英山不但可以得到休整，而且可使英山成为阵地。但是如果十二师留英山成为必要，则前线上只有四个团，而要以四个团的兵力驻守和巩固后方，那么出安庆的兵力更不足两个团了；如果不留兵潜山、太湖两地，而直入安徽，虽然有四个团，则是孤军冒出，稍有军事常识者，必曰必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390页。“果而出此，吾辈将举鄂豫皖数年斗争的结晶，离开国际和四中全会的路线和立场，贸然送给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铁腕之下，生不为革命之罪人也几希！”④
申明书进而分析说： 由英山到潜山270里等于300里以上，由英山到太湖180里山路等于200里以上，从太湖到安徽，水路交错，平时也不易通过，由潜山到安庆90里，合潜山到英山360里至400里以上，以四百里非苏区的山路，又无群众的基础，炎暑行军，病号日增，如果经一恶战，伤号至五百或千余人，亦绝对无法运送。即此一点亦属兵家之忌。就敌情言，当时潜山一团兵力以上，太湖一旅，宿松望江一旅，潜山太湖均有城，太湖城更坚固，城外有竹围，周围又有开阔的沙滩，我们要走近二百里才可接触，又不能做到突击。如果敌人集中一点，死守待援，则我们粮食经济均在山地不能解决，势必将徘徊于潜太之间，安庆之夸大目标更不能得，而潜太山地于全国政治影响更无甚轻重，其不能多少影响鄂赣湘的“剿匪”布置更不待言。这样又有什么配合中央苏区的意义？②《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8、360—361页。
申明书还论证了红四军南下蕲黄广地区的优势，对张国焘和中央分局出潜太、进逼安庆、威胁南京的决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申明书说，“进攻安庆威胁南京，是这样轻率不加准备而可发出命令吗？武穴何地，我们答复的： 是不及安庆远矣，然而安庆何地，我们不能不申言之，安庆之取是不能离开全国革命形势的估量的，而且沿江近处之要镇没有工作，长江海军与海员没有工作，城市工人贫民没有工作，城外近郊农民没有工作，城市驻兵没有工作，城市及近郊党的力量是根本没有关系。英山到安庆近四百里的非苏区又是山地清团匪军，而后方运输使役侦探干部又无多少的准备”，而以一个月为限，命令不足一个师的红军进逼安庆威胁南京，“这恐近于共产党之夸大狂了”。申明书进而分析说： “如果单就武穴不如安庆政治意义之大而言是对的，可是武汉南京比安庆意义又更大，我们能不能离开整个的政治形势和大城市群众工作基础之估量，而下一进攻武汉南京之命令？这是一种很明显的事。”②
红四军领导人在申明书中对张国焘及中央分局的反驳和毫不客气的批评，引起了张国焘极大的反感。他认为这是曾中生向中央分局送来的一个“哀的美敦书”，夸大了渡过长江和切断长江交通的重要性，表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当然是张国焘无法容忍的。于是，中央分局和军委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张国焘在会上提出： 现在曾中生等人竟到了公开反抗的地步，那是他们的执迷不悟，除了撤换以外，别无其他办法。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00页。因此，中央分局、军委会决定由陈昌浩接替曾中生任红四军政治委员。
中央分局紧急会议之后，陈昌浩乘鄂豫皖红军仅有的一架“列宁号”飞机赶往红四军军部。陈昌浩在飞机上从望远镜里看到红四军正在向皖西方向运动，但是，无论“列宁号”怎样往返搜索，也无法找到可以安全降落的场地。由于飞机油料行将告罄，不得不返回新集。第二天，陈昌浩再乘飞机向皖西方向飞去，还是无法找到可以着陆的地方，只好再次返回。这样，陈昌浩只得放弃了乘飞机赴红四军的企图，于当天带着三名随员，骑马向皖西进发。他们日夜兼程，行程数百里，终于在安徽六安县的麻埠赶上了红四军的队伍。
陈昌浩乘坐的“列宁”号飞机，这也是红军的第一架飞机
陈昌浩一到，即召开红四军领导人会议，宣布中央分局的决定： 撤销曾中生的军政委职务，由陈昌浩接任。中央分局这样匆忙和武断的决定，使与会者大为震惊。徐向前回忆说： “我心里很不痛快，因为是分局的决定，也不便说什么。曾中生同志表现很好，并没因为遭受打击而灰心丧气。”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
10月上旬，张国焘在泼陂河召集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作出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红四军的决议——改造红四军路线上的错误的具体方针》，对红四军的南下行动进行了严厉指责，对部队的军事、政治等各方面工作进行了系统的批评，并且对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曾中生予以重点打击。决议将中央分局与红四军在军事行动方向上的分歧上升到政治路线分歧的高度，认为： 中央分局与红四军领导人之间的争论是路线上的争论。由于红四军在政治路线上重复了已经破产的立三路线，所以采取了一个完全错误的军事计划；由于政治工作没有做好，分配土地完全是地主富农路线；由于混进了“改组派”，才使反动派钻入红军来破坏军队。而这一切都应由政治委员曾中生负主要责任。
张国焘对红四军的政治委员曾中生深为不满的一点，是曾中生将四军与中央分局对军事行动方向的不同意见写信向中央作了汇报，并且在事前事后都未向中央分局和张国焘说明。所以，决议明确指出： 曾中生“虽然在中央分局面前已经承认了他的错误，可是后来又知道四军在反抗中央分局政治路线的时候，已经写了一个信，把斗争的情绪告诉中央，而中生同志对于中央分局却是把这些事实瞒起不说的。中央分局认为四军有权可以写信给中央，但是必须使中央分局知道。现在中生同志有瞒起这事不说的事，可见中生同志在承认自己的错误上是不诚实的，他还没有把所有的事一齐说出来。中生同志承认了他在政治上应负主要责任，而不曾承认他在这次争论中煽动的主动作用与小组织的企图。这次中央分局不得不重新单独考察中生同志错误的问题”。决议历数了曾中生的所谓“错误”，宣布： “中央分局要决定撤销中生同志的政治委员，调到后方来考察，另外决定中央分局委员陈昌浩作军政治委员，去加强红军的政治领导。”《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456页。
可见，中央分局对曾中生的批评和处分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张国焘对曾中生的不满造成的。其实，张国焘对曾中生的不满并非起于东进南下之争，而是由来已久。据张国焘说，他初到鄂豫皖根据地时，曾经提出鄂豫皖根据地要立即解决几个问题： 纠正乱打土豪的风气，以期改善赤区与白区间的关系；要厉行增产节约，解救粮荒；实施新政策，主要是奖励经商，活跃市场，提高粮价，输出土产品，建立税收制度和银行，发行苏区纸币；健全土地政策和苏维埃制度以及党的组织等。但“曾钟圣对我的主张表示疑虑。他显然轻视了打土豪所发生的错误，认为既要打土豪，偏差是难免的。他还认为我的办法缓不济急，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他以军人的头脑，认为我所说的这些偏差，只有在军事有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才能纠正。他向我说： ‘我素来认为国焘同志雄才大略，一定有办法取得军事上的惊人胜利，不料他现在竟注意一些不易解决的次要问题。’我觉得这些话正是立三概念的标本，但也不便直接指出来”。张国焘十分敏感地认识到： “曾钟圣这样的观点，在这个苏区内是具有代表性的，也是不容易完全纠正过来的。”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8页。
由于这个不好的印象，所以虽然曾中生表示接受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批评，张国焘仍未消除戒心。扩大会议后，鄂皖边区地方委员会的一些负责人有对这次大会不满的言论。张国焘将这些言论称之为“反中央分局领导的暗流”，并认为这股暗流以金家寨为起点，实质上是表示对曾中生的不满。不料在东进南下之争发生后，又发生了曾中生主持召开鸡鸣河红四军活动分子会议并通过了批驳中央分局的“申明书”事件，这更增加了张国焘对曾中生的不满。
如果说此前中央分局、张国焘与红四军领导人曾中生等的分歧尚在根据地高级干部的小范围之间争论，影响还没有扩散，对张国焘的威信并没有多大伤害的话，那么，在鸡鸣河会议之后却大不一样了。鸡鸣河会议不仅将中央分局、张国焘与红四军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公开化，而且已发展成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反对中央分局、张国焘的行为。这对于领袖欲很强的张国焘来说，已经不是挑战，而是对他的直接冒犯。张国焘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继续存在下去，否则他的威信将会扫地，难以实施他在根据地党政军内的权威和影响。为此，张国焘不顾身染重疴，在病榻上主持召开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事委员会紧急会议，以求采取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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