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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传-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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恼路⒈碓凇断虻肌返�8期，时间是1922年11月4日。
无独有偶，另一位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也正于此时在莫斯科宣布： “在国家组织之原则上，凡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语言不同的人民，至多只能采用自由联邦制，很难适用单一国之政制；在中国政象之事实上，我们更应该尊重民族自决的精神，决不应该强制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言语不同之人民和我们同受帝国主义侵略及军阀统治的痛苦；因此我们不但应该消极地承认蒙古独立，并且应该积极地帮助他们推倒王公及上级喇嘛之特权，创造他们经济的及文化的基础，达到蒙古人民真正独立自治之客观的可能。”《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22页。
张国焘和陈独秀都支持蒙古独立，而且找了相同的理由。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蒙古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受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和苏联党的支配是相当大的。
从张国焘所发表的文章来看，1922年底的张国焘，思想认识处于中共党内较先进的水平，对于有些问题的认识是明确的、深刻的。但对另外一些问题的认识（例如中国农民问题等）却是肤浅的、片面的，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认识到。这表明，当时他的政治思想正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这与中国共产党当时正处于逐渐成熟和发展的过程是一致的。
十二 “二七”惨案前后
1922年底到1923年初，张国焘很关心全国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他告诫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要“在研究室里研究一些空的理论”，而应该“到群众中去做政治宣传，组织他们做政治的奋斗”，以便“用民众的力量打倒官僚军阀和外力，建立一个独立的和平的统一的中华联邦共和国”张国焘： 《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向导》第12期，1922年12月6日出版。。
他还抨击了陈炯明组织的劳工局和北京政府组织的劳工司，指出这些都不是为工人说话的组织，而是“偏袒资本家”、“保护资本家”的组织。他相信“现在的工人阶级已有相当觉悟，已是社会上的有力分子，将来在改造中国上还能尽很大的力量。那些工人阶级的敌人之阴谋，将不能欺骗勇敢的工人们罢”张国焘： 《劳工局和劳工司》，《向导》第13期，1922年12月13日出版。。可以说，这一时期，他对工人运动的现状和前景充满信心。
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到北京后，在邓中夏领导下，北方的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特别是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发展很快。
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了北京政府，原来的交通系内阁倒台。吴佩孚以标榜“保护劳工”来表示开明。中共北方区委利用这个条件，积极进行合法斗争。交通系是长期把持全国铁路的一个官僚集团，其爪牙布满各条铁路。吴佩孚为了清除交通系的势力，拟在北方六条铁路线上设立稽查员，调查交通系的活动及其骨干分子的情况。李大钊等人趁机找关系将共产党员安插进去任稽查员，以此为掩护开展工人运动。
不久，铁路工人运动普遍开展起来。京汉路长辛店工人罢工、京奉路山海关铁厂和唐山制造厂工人罢工、京绥路车务工人罢工、正太路工人罢工，这些罢工都取得了部分胜利。
在铁路工人运动中，以京汉铁路的工作基础最好。1922年底，京汉铁路各站已建立16个工会分会，广大工人迫切要求建立全路统一的工会组织。京汉铁路工会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支持下，决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全路工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
对于这次会议，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认为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后，其他各铁路总工会便可相继成立，然后在此基础上再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由于事关重大，中共中央决定派张国焘前往郑州指导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
京汉铁路纵贯直隶、河南、湖北三省，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京汉铁路的收入是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所以，在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他撕下了“保护劳工”的假面具，下令禁止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工人代表对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但丝毫未能得到他的同情和允诺。在这种情况下，筹备委员们决定不顾吴佩孚的反对，按原计划召开大会。
2月1日，当出席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代表向会场整队进发时，遭到军警的阻拦，双方发生扭打。代表们奋勇冲进会场后，军警马上将会场重重包围。就这样，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黑暗势力的强压下宣告开幕。
张国焘赴莫斯科汇报“二七”惨案时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任弼时（左一）、罗亦农（左二）以及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刘仁静（左五）等人的合影
出席大会的除京汉铁路各工会分会的代表65人外，还有京奉、津浦、道清、正太、京绥、陇海、粤汉等铁路的代表60多人，汉冶萍总工会和武汉30多个工会的代表团130人，北京、武汉的学生和新闻界30多人。恶劣的环境使原来筹划的会议议程无法正常进行。
据负责会议筹备工作并被选为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的杨德甫回忆，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全路代表和执行委员除了史文彬、凌楚藩不知去向外，全部上了讲演台。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张国焘（特立）宣告奏乐开会，这时黄殿辰郑州警察局局长。在台上面色如土，举起两手摇摆，口中说了一句不准开会外，就呆若木偶。我们里面的音乐和外面的枪声对比奏乐后，由我报告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的经过及吴佩孚谈话的情形，并致谢词。继由律师公会代表兼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顾问施洋讲话，他说明了工人阶级根据现政府的约法，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行动自由之权，工人适应社会潮流，组织工会是合法的也是应该的，我们律师是依照法律，保障约法的尊严及人民的权利，京汉工友成立工会早经路局批准，手续完备，现在任加干涉，显然是破坏政府约法的行为。继由李汉俊、包惠僧、赵子健、张特立及各省市名流人士，各工团代表各界来宾都有激昂的演说，各路分会的代表也讲了话，大家一致高呼： ‘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双方坚持到下午四点钟，由张特立致谢词后，宣告散会。《杨德甫自述》，《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1—632页。
为了保证安全，各地代表们在会后迅速离去。总工会委员们遂召开秘密会议决定： 京汉铁路工人于2月4日全线同时举行总罢工；并决定，为反抗军阀的压迫，京汉铁路总工会迁至汉口江岸车站，会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组成罢工的总机构，指挥总罢工。关于罢工的领导机构，罗章龙回忆是“京汉总工会党团”，对外公开的司令部是“京汉铁路总工会”。房文祖在《关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领导问题》（载《党史研究资料》第3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一文中赞同这种观点。而萧谕⒈怼兑蔡妇┖禾反蟀展さ牧斓嘉侍狻芬晃模衔斓蓟故恰爸泄投楹鲜榧遣考捌浞植俊薄Ｏ衷诙嗲阆蛴谇耙恢炙捣āＨ缬芍泄仓醒氲呈费芯渴宜吨泄膊忱贰罚ㄈ嗣癯霭嫔�1991年版，第83页）上卷这样写道： “总工会召开秘密会议，决定为反抗军阀武力压迫，全路自4日起实行总罢工”
罢工的主要领导人是： 张国焘、罗章龙、项英、包惠僧、林育南、李震瀛等，此外，还有杨德甫、史文彬、凌楚藩、吴汝明、高彬等人参与了领导工作。
2月4日上午9时，江岸机车厂首先罢工，到中午12时，京汉铁路全线2万多工人全部罢工，1200多公里铁路顿时瘫痪。
同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通电全国各工会，支援京汉铁路罢工工人。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所属各工会紧急动员，参加斗争。
6日，正太、道清、津浦南段铁路工人宣布罢工。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北京学生联合会、北京各团体联合会等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组织铁路工人后援会。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以及全国各地各阶层声援罢工工人的活动，使帝国主义和军阀深为不安。帝国主义驻北京公使团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北京政府尽快用武力镇压。英国驻汉口总领事也召集湖北省督军代表和外国资本家举行秘密会议，策划镇压罢工的办法。
2月7日，湖北督军萧耀南指使督军署参谋长张厚庵以与工会代表谈判为名，以无耻的欺骗手段将工会代表诱捕，进而冲进工会和厂区，大肆抓捕罢工工人。
江岸车站上，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和其他十几个人被绑在电线杆上。丧尽天良的反动军阀残忍地折磨着拒不下复工令的林祥谦。当愤怒的罢工工人在项英的带领下扑过去想救林祥谦的时候，敌人的枪声响了。一时间，整个江岸车站血肉横飞，成了杀人的刑场，枪声、喊声、哭声响成一片。与此同时，江岸工会门前也发生了大屠杀。
这时，张国焘正与一些罢工负责人隐藏在一个村庄里。当听到军警捕杀工人的消息后，张国焘立即意识到情况严重，急忙下令所有负责人即刻离村，主要负责人到汉口法租界的一个茶楼集合。
黄昏时分，张国焘提着一个竹筐，化装成一个卖花生的小贩，在熟悉道路的杨德甫带领下，深一脚浅一脚地向集合地点走去。这是一位姓熊的人开的茶楼，此人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同情工人运动。
紧急会议开始了。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张国焘主张立即下令复工。他说： “应当退却时，就应迅速地退却。现在这种和平式的罢工，不能对抗吴佩孚的武力压迫；大家只要细想一下，在江岸分会内，军阀们用诡计屠杀工人的经过，就可预料还会遭受到一些什么样的屠杀和镇压。为减少牺牲，保存实力以图再举起见，现在只有忍痛复工。”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72页。
但大多数与会者反对这个主张，认为应该继续罢工，直到胜利。尤其是项英，对张国焘大为不满，指责他领导不当，说： 罢工既然不能抵抗武力压迫，那又为何发动罢工？如今在武力压迫之下，又何能屈服？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争论仍然在继续。眼看已到了夜半时分，张国焘心里暗暗着急，看来用讨论的方式通过复工已是不可能了。于是，他要求停止讨论，声明以中共中央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全权代表的名义下令立即复工。他说： “这次力争工会组织自由的罢工是正确与必要的，但也犯了对情况估计不清的错误。我们没有完全估计到吴佩孚的残暴本质和他所受中外反动势力的影响之大，因而事先没有详细研究对付武力压迫的办法。现在各工会都应采取迅速而有效的步骤，通告所有罢工工人，一律复工。一切后果由我负责。至于反对意见，可以保留，将来再向上级控告我。”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72—273页。
在这种情况下，众人只能表示服从了。接着，大家的讨论转到怎样执行复工令的问题上。经过大家讨论，由张国焘亲拟了一个复工命令，这个复工令后来由湖北工团联合会作为紧急通知下发。命令说： “我们的敌人，既用这样大的压力对付我们，我们全体工友为保全元气以图报复起见，只好暂时忍痛上工须知各人此时惟有忍痛在厂工作，才有报仇之日，才有打倒敌人之日。杀吾工界领袖林祥谦等之仇誓死必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誓死必争。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誓死必打倒。惟其如此，所以我们要忍痛复工，才有以后的种种办法。”《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1期。
会后，大家分头去通知工人。
第二天，当上班的时间到时，工人们怀着沉痛的心情，走进工厂，遵令复工。此时，驻扎在江岸车站和工会内的军队正大批出动，准备捉拿工人。当他们得知工人已领命复工后，才罢了手。
“二七”惨案之后，吴佩孚发出密令，通缉张国焘、林育南、包惠僧、项英、许白昊、杨德甫和李伯刚等，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二七”惨案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最悲惨的一页。今天，当我们重温这段历史时，仍不免有一种痛心疾首的感觉。
京汉铁路大罢工毫无疑问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一点已为大家所公认。但作为一次失败的罢工，更有着许多教训值得总结。
张国焘作为罢工的主要领导人，在罢工遭到镇压之后，能够力排众议，当机立断，下令复工，并于危急关头安排人员通知京汉路各分会，尽量将工人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这一决定是正确的。当然，这次大罢工的失败，张国焘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张国焘一直负责工运工作，由于他的推动和其他从事工人运动的同志们辛苦工作，自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全国共建立100多个工会，罢工187次，参加罢工人数30万以上。在这些罢工中，除了少数取得全部或部分胜利外，大多数都被军阀或帝国主义势力所镇压。这除了客观上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外，主观上则是由于罢工领导人，尤其是居于全国工运领导地位的张国焘等存在着盲目乐观和急躁情绪。他们不是详细周到地考虑发动罢工的时机、条件和罢工所能取得的实际效果，而是抱着急于求成的心理，希望通过工人一次又一次的罢工，使反动势力害怕和妥协，为工人阶级争得幸福和自由。事实上，每一次罢工的失败，都会在工人中产生或多或少的动摇，都会使党经受或大或小的挫折，其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张国焘虽然身为全国工运的领导者，但他毕竟是一个刚刚涉足政坛的20多岁的青年，马克思主义水平还很有限，认识水平和实际斗争经验还很差，所以在指导工运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犯错误。
“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开始走向低潮。
为了使共产国际了解中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并给予及时指示，张国焘受马林的派遣，于2月20日启程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和赤色职工国际负责人罗佐夫斯基汇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经过及中国工人运动的情况。
对于马林派张国焘去莫斯科一事，当时在海参崴的维经斯基颇有微词。他在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的报告中说： “张国焘不知为什么被派往莫斯科去报告罢工情况。在他往返莫斯科的这两个月里，他本来最好应该呆在汉口和北京，组织工会的剩余力量。向莫斯科报告罢工的情况本来可以用书面形式，或者甚至可以从海参崴发电报，这要比张去莫斯科花费少得多，而且不会使党和工会的一位领导人在这样重要的时刻离开工作岗位。”《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页。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看，维经斯基的批评也是有道理的。
张国焘在莫斯科期间，同共产国际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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